中国核安全百姓知多少
【看中国2014年04月05日讯】比起台湾岛的“反服贸”事件，我更关心核安全，理由很简单：我不经商，也不想去台湾“抢”人家的饭碗，更无意长期居留台湾——古人说得好“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而核安全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威胁。
3月8日全台湾举行反核电大游行，白天我按预定行程参观，晚上跑到“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看反核电大集会。警察冒雨在会场周边“维安”，民间组织者在台上发表演讲，然后是反核电歌舞表演。确实秩序井然，我当时很佩服台湾民间运动的组织水平和民众的自律意识。
其实，这天的游行集会早有预告，很多公共场所有宣传品。其中最有份量的宣传品，是台湾“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Mon Loves Taiwan”的“特急件 TO台湾妈妈”，图文并茂，充分说理又很煽情，讲在台湾反核电的理由。从四个核电厂的选址问题，到它们历年已出现的建设与管理事故，到台湾现有的电力供应能力……原本质疑反核电是否理性，是否不切实际地追求绝对安全的我，也似乎被说服了。须知，“不做下一个福岛”之类的煽动性话语对我是无效的，因为我知道，日本即便出了福岛核泄露事故，也没有断然宣布废弃核电，而在全民讨论中。虽然德国宣布了废弃核电，但美加法英并无废核电的打算，英国还要与中国法国合作在本岛开发核电呢。
台湾民间那些废核宣传品是那么有说服力，我真为马英九和他的执政团队“捉急”，他是怎么为开发利用核电做群众工作的呢?他们肯定也有宣导努力，可惜声音似乎被废核的盖过了。
3月14日在广州中山大学看日本纪录片《井下送葬队》，讲的是北海道夕张煤矿1983年被关闭的故事。我问制片人(当时是电视记者)后藤笃志先生，这些煤矿关闭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是资源枯竭，还是能源政策改变?他说主要是能源政策变了。他把新传媒与能源相联系，煤炭——收音机，石油——电视机，核电——因特网，用这种对应关系说明科技的进步。他的这种观点是否代表了日本多少人的想法，不得而知。反正，不能轻言弃核应该是共识，虽然日本特殊的地理条件，如何保障核安全的确是大考验。这是一个风险评估、利弊权衡和如何兴利除弊防患未然的问题。
最近习近平出席了在荷兰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会议通过了《海牙公报》。与会各国在此前几届峰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包括各国继续减少高浓缩铀和钚的总量，以防止恐怖分子掌握制作核武器的材料;各国严格保证放射性材料的安全，以防制造“脏弹”;国际社会加强信息的沟通与合作等。显然，这里讨论的核安全，主要是如何防范核恐怖袭击。
其实，据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报道：
与核安全峰会几乎同期进行的，还有核知识峰会(NKS)和核工业峰会(NIS)。
看上去不怎么重要的NKS和NIS，类似于“敲边鼓”的“边会”，从第三方机构和工业界的角度，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宣扬商业机会等方式，间接影响、游说核安保主会场的议程。
从参与两大“边会”的表现来看，中国还是习惯于在国际场合“少说多做”。而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张会博士看来，这种低调谨慎跟国际场合中大家普遍的做法很不一样。
NKS的一场发布会上，一家韩国研究机构KINAC借机会不遗余力宣传韩国在建设核安全示范中心方面的成就。当时，坐在台下的张会听后的第一反应是，中美合作在华建设的核安全示范中心“比韩国这个大多了”，但NKS的会议上除了他和少数的中国记者，很少看到中国代表，更谈不上在会上主动发言。
而在核工业峰会的正式参会代表名单中，中国工业界的唯一代表就是中国核工业集团(CNNC)。
“我去拜访时跟他们说，要更多信息公开、更多透明，否则做了很多国际上并不知道。”张会还提到，早在2008年时中国就有了专门的核材料运输管理条例，但一直没有公开。
2012年首尔核安保峰会后，不少国家承诺要加强预防核物质的走私，这项名为“礼物篮子”(Gift Basket)的行动要求各国增强辐射探测能力。
一家国际机构统计各国往“礼物篮子”里扔的东西时，没有发现中国方面的情况。而事实上，中国已经完成了两座高浓铀研究堆的退役，正把另一座改造为低浓铀，此外还在帮助非洲国家加纳改造一座研究型反应堆。而高浓铀正是武器级的核材料，高浓铀变低浓铀正是三届峰会以来一直坚持、减少核恐怖主义的正确做法。为了打击核材料的非法贩运，中国已经配备了覆盖陆路、海运、空港等各类口岸的辐射探测设备。
“中国已经给篮子里扔了不少东西了。”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对记者解释说，没有出现在由相关国际机构出版的《核安全峰会进展报告》上，“可能是具体工作衔接上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在本届核安保峰会上，也有一份自己的《核安全领域的进展报告》，中英文双语，起止时间也是首尔会议之后。但这份材料只出现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桌子上，这个独立区域有告示指引，前往采访的大多情况下都是中国记者。
一位错过了24日上午的一场中国发布会的荷兰记者抱怨说，“峰会的官方App上没有显示这场中国的发布会，我从Facebook上一位印尼记者拍下的纸质通知上又没看到具体时间。”
由于荷兰承诺要办一场“无纸峰会”，会议所有议程、新闻发布，都在手机App上公布。而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一共有两次新闻发布，都不在App上，举办地也都在“中国角”而不是主新闻发布厅的特定房间。(记者冯洁)
……
我真的不明白，中共政府为什么要这样。
就国内事务而言，邓时代的“不争论”，主要指的是不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姓社姓资”的大辩论，虚耗时间。而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在新世纪一再被宣示，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从知情权到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一样不能少。虽然做得如何是另一回事，但在互联网时代，一项重大法律和政策出台，一项大型工程启动，讨论和质疑的人很多，从建大坝、PX的抗议声音，到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长，这类例子很多。假如南水北调这样的重大工程是在现在启动，我相信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不经社会讨论就可以悄然上马。
“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总得给人民一个做与不做的理由。
那么，涉及国民命运与世界和平的核安全，怎么可以只做不说呢?
中国花了那么多钱搞“大外宣”，却在这方面做了也不说，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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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回乡知青。1995年10月加入《南方周末》，曾率先在中国大陆办起时事评论版——“时事纵横”。杂文家(曾以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时评家(从1996年——2001年，连续5年在《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退休前为《南方周末》高级编辑，现为杂志书《白纸黑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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