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少奇绕不开的五大整人造“神”运动(图)
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刘少奇:文革受害者也是文革始作俑者
刘少奇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听起来似乎很矛盾,实质上并无矛盾。人世间害人害己的事屡见不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少见。用乡下人的话说,那是报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并不是刹那间爆发的。文革的起源可以追索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就是文革的源头,而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不过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文革则是历次政治运动累积叠加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延安整风是毛刘联手的杰作,开创了整人造“神”的先河,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强化整人造“神”,而文革是整人造“神”的必然结果。刘少奇就是延安整风的创始人,也是此后历次整人造“神”运动的最主要的决策者,所以说刘少奇是文革的始作俑者。
这其中的道理,要从文革的源头说起,要从造“神”运动说起。
文化大革命是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文革是毛亲自发动与领导的。然而,毛一个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把整个中国搞的天翻地覆?
毛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就因为毛是一个活“神”。这个活“神”是谁制造出来的?这个活“神”就是刘少奇带队制造出来的,刘少奇就是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林彪”、“四人帮”等等只是造“神”运动的接力者。
要造“神”,必然要整人,整人是为造“神”,造“神”也是为整人,整人与造“神”互为因果关系。为了造“神”,必须整人,通过整人制造恐怖,才能让人匍匐在“神”的脚下;为了整人,必须造“神”,唯有造出活“神”来,才能使整人显得冠冕堂皇,让对手无从招架。
红朝的整人造“神”运动大规模的就有五次:
一是延安整风运动,造就出权力之“神”。
二是大跃进运动,企图造就出财富之“神”。
三是反右运动,造就出文化之“神”,也可以说是智慧之“神”。
四是学雷锋运动,造就出道德之“神”。
五是文化大革命,综合造就出一尊集权力/智慧/道德三者于一身的“神”,毛成为人类几千年历史最伟大的活“神”。
中共建政之后,随着造“神”运动的深入,毛思想逐步垄断了学校的教育,经过十几年夜以继日的洗脑灌脑,中共建政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都变成了毛思想的信徒。几千万毛思想的信徒,在毛的一声令下,通通变成了红卫兵,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狂徒,要砸烂旧世界,要中共建政全人类,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暴发了。毛成为一尊至高无上的活“神”,毛叫谁死,谁就别想再活了。所以说,文革是历次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
延安整风是文革的源头
延安整风开创了整人造“神”的先河,延安整风就是文革的源头。这可以用三点来说明。
其一、延安整风首创毛泽东思想,开启了造“神”运动。
刘在延安整风首创毛思想,把毛推上了政治权力的“神”坛,从此毛逐步成为共产党的绝对领袖。早期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严酷的政党,入党之后,决不容许翻悔,翻悔就是叛党,叛党就要受到极其严酷的制裁。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求全党统一在毛思想的旗帜下,任何人对毛或毛思想提出异义,必将受到严酷整肃,甚至遭到残酷镇压。延安整风,刘为毛整肃异己立下汗马功劳,刘因此在党内地位得到提升。
延安整风开创了整人造“神”的先河,而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延风整风的延续,尽管后来的政治运动名义不同,但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整人造“神”。后来的政治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也就是整人造“神”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延安整风只能算是一个边陲小朝庭的整风,而后的整风则是全国性的整风,文革则是历次整人造“神”的累积叠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成为政治运动纲领性的文件。
《讲话》就是在延安整风中发出来的,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纲领性的文件,也成为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纲领性的文件。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每一次整人运动必定是打出《讲话》做大旗。文化大革命初,毛就是指派他的老婆打出《讲话》的大旗,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文革结束后,每遇到政治危机,文革余孽必然是祭拜《讲话》;文革余孽至今还在高举《讲话》大旗。
《讲话》就是文革幽灵的附体,只要《讲话》还在,文革幽灵也就必然还在。
《讲话》实质上是把暴政纲领化,以此来扑灭中国人的不同思想。只要《讲话》还没有得到彻底肃清,中国就别想有自由人权民主。《讲话》就象一把巨大的魔剑悬在中国人的头上,随时都有可能被专制者重新用来暴政。
其三、延安整风开创了政治运动的整人模式。
延安整风开创了种种整人的手段,成为之后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模式,文革便是将种种整人手段一迸发扬光大到极致。逼供,突击,围攻,组织专案组,搜集杜撰黑材料,立场归队,亲人孤立,人格污辱,为折磨人的精“神”,打垮人的意志,无所不用其极。数不清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可见整人手段之残酷。凡是经历过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些整人手段并不陌生,这里就不用多讲了。
从整人的目的,到整人的纲领,到整人的手段,延安整风与文化大革命何其相似,所以说延安整风是文革的源头。
反右运动把整人造“神”推向党外
延安整风是为制造党内的“神”,而反右运动则是把整人造“神”推向党外,为的是进一步制造出一尊全中国人的“神”。
反右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诸多因素决定了这种必然性,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
其一、共产党必须制造出一尊全中国人的“神”。
共产党在延安整风制造出党内的“神”,用这一尊“神”统一全党的思想,整合起全党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共产党从整风运动中尝到了甜头,夺取政权之后必然要把整风运动推向全国,制造出一尊全国的“神”,用来统一全中国人的思想。
其二、要在全国造“神”,知识分子必然首当其冲。
造“神”运动,实质上是愚民运动。在党内造“神”容易,因为共产党内部实行极权制度,加入共产党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了,任何不同思想都被视为反党,要受到严历的惩处。
然而,要把愚民运动推向全国,最大的阻力就是知识分子。普通的平民百姓很容易哄骗,而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哄骗了。特别是在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这类知识分子就更难驾驭。共产党要想在全国造“神”,首要就是要把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消灭掉,把敢讲真话的人消灭掉。
反右运动注定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悲惨的命运,也注定了敢讲真话人的悲惨命运。
经过反右运动,敢讲真话的人被打下去了,于是毛思想独霸天下,毛成为文化之“神”,成为智慧之“神”。几乎所有的文化作品与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对毛的歌功颂德了。经过十几年夜以继日地洗脑灌脑,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红卫兵就是文革的主力军。
公社化大跃进整人造“神”的挫折
公社化大跃进也是一场整人造“神”运动,可这一场整人造“神”运动却遭遇到挫折,这是毛刘整人造“神”第一次遇到挫折。折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违背自然规律必然遭到自然界严酷的报复。
公社化大跃进也是为整人。
延安整风是为整肃党内的异己分子,而公社化大跃进则是为整肃广大的农民。毛革命用土地诱惑农民,当农民分到土地后,就着迷于他们分到的土地而不再听从调配了。公社化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农民从此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也失去了自由,被捆绑在所谓集体化的土地里终生为奴。中共建政前,农民没有土地,可还有自由,可以自由外出打工;中共建政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不准许外出打工,完全变成了农奴。
公社化搞大食堂,更是把人变成了猪。一个人连三餐吃什么都失去了自主权,还有什么事可以自己做主呢?而且更要命的是农民的饭碗被干部掌管了。你听话,就给你饭吃;你不听话,就翻扣了你的饭碗,让你饿肚子,饿你三天,你就再也不敢不听话了。凡是经历过公社化大食堂的人,应该不会忘记那一段悲惨的历史吧。
民以食为天,掌管了农民的饭碗,无疑就是掌管了农民的生命,农民被整得死去活来。
公社化大跃进也是为造“神”。
公社化大跃进妄想制造出一个经济的“神”话,制造出一个幸福的“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然而,经济发展是由自然规律所支配,毛思想并不能使经济发展创造出“神”迹,相反却创造出灾难。这是毛刘造“神”运动第一次遭遇折挫。然而,遭受挫折,他们仅仅是威望受到损伤,而全国的老百姓却要为他们的胡作非为遭受无比的苦难,数以万计的人被活活饿死。
尽管这次造“神”失败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可是他们仍不思悔改,而是百般掩盖,文过饰非,把灾难推给大自然,推给苏联逼债,继续整人造“神”,掀起反右倾运动,无数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而遭到整肃。
学雷锋运动制造道德之“神”
学雷锋运动是为制造道德之“神”,只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学雷锋运动也是造“神”整人运动,用三点来说明。
其一、学雷锋运是为制造道德之“神”。
塑造出一个雷锋精神,提倡做好人好事,本意没有错。然而,把雷锋精神塑造为一种新道德,而把这种道德的力量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毛变成道德之“神”。在宗教信仰里,道德的力量归功于上帝;在雷锋精神里,道德的力量归功于毛。
雷锋精神,把道德的力量归功于学毛著,依此而论,在没有毛著前,中国人都是缺德的人,都不会做好人好事。似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辈,都是男盗女娼。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最卑劣的亵渎。
雷锋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伪道德,正是这种伪道德以假乱真,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多篇文章中已作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其二、雷锋精神就是红卫兵的精神。
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党叫干啥,我就干啥。要中国人变成为党的工具,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叫干啥我就干啥,后来进一步演绎成:毛主席叫干啥我就干啥。经过十几年的学雷锋运动,洗脑灌脑,“毛叫干啥我就干啥”变成了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毛发动文革就易如反掌了。所以说雷锋精神实质上就是红卫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学雷锋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文化大革命铺路。
其三、学雷锋运动也是为整人。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整人,不过学雷锋运动整治的对象不同,所以整人的形式也就不同。学雷锋运动整治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是整肃青少年的思想,所以整人的形式不是搞批斗镇压,而是搞洗脑灌脑,把阶级仇恨灌输给青少年,把青少年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变成“毛叫干啥我叫干啥”的活工具。经过十几年的洗脑灌脑,中共建政成长起来的人,一身充满仇恨,恨地主,恨右派,恨牛鬼蛇神;恨美帝,恨苏修,恨全世界的反动派;恨天,恨地,恨人,故而才会演绎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红卫兵就是怀抱“毛叫干啥我就干啥”的雷锋精神,放下书包,走出课堂,冲向社会,要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无数的红卫兵,把热血喷洒向大地,横死街头,而更多的红卫兵,当他们完成了毛的政治目的之后,便被扫地出门上山下乡,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化为泥土,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文化大革命是历次整人造“神”运动的累积
延安整风开创了整人造“神”的先河,从此整人造“神”的政治运动就接连不断,三年一小整,五年一大整,每一次党代会实质上就是一次整人造“神”的总结大会,所以每一次党代会都必然有人要被整肃下去,被清除,被劳改,被流放,甚至被毁灭。每次党代会,必然有欢喜,有人悲哭。
文革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累积叠加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整人造“神”运动,这次运动是对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过人进行一次重新清算,并进一步整肃新的异己分子。延安整风整肃出“反党分子”,打土豪分田地整肃出“地主富农”,公社化大跃进整肃出“右倾分子”,反右运动整肃出“右派”,镇反运动整肃出“反革命”,学雷锋运动整肃出“落后分子”,其余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整肃出“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则是重新整肃这些林林总总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及其一切“反动派”。就连平民百姓中对政治冷淡的人也成变了“落后分子”,也在整肃之列,从八岁孩子到八十岁老人都不放过。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思想,统统都是腐朽没落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除了马列毛思想之外。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整合,毛严然成为集权力-智慧-道德三者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神”。然而,物极必反,林彪叛逃给这场造“神”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中国人开始慢慢醒悟,造“神”运动便慢慢走向衰败。造“神”运动失败了,可造“神”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后患,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被摧毁了,实质上也就是道德被摧毁了,所以中国大陆进入了最缺德的时代,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文化大革命是历次整人造“神”运动的累积叠加,没有前面的次历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文化大革命不仅十年,而是三十年,四十年,六十年,而且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当年的红卫兵已经主导了今日的中国,文革的思维还在延继,也就是文革还在延续。
中国近代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革掉的历史,把中国人人性革掉的历史。
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可以概括起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创始人。
二是历次政治动动的主要决策者。
三是文革初期刘依然是运动的主要决策人。
延安整风开创了整人造“神”的先河,刘少奇就是这一场整人造“神”的创始人。继延安整风之后,整人造“神”运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连绵起伏,时高时低,每一次低谷过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整人造“神”运动,刘少奇是历次整人造“神”运动的最主要的决策者。刘为毛充当打手,为毛清除异己,得到毛的赏识,两人在党内相互吹捧,刘带队把毛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刘因此也步步高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神”,期望等毛死后也登上“神”位。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依然是运动的主要决策人
刘在文革初期搞出两件大事,足以说明文革初期他依然是运动的主要决策者。
其一、刘在文革初期指派文革工作组进住清华北大。
文革初期并没有走资派,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文革派,他们以为毛布署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新的反右运动,为的是全面整肃知识分子,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在文革一开始,就指派工作组进住清华北大,而且指派他的老婆坐镇,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对两校师生进行全面的整肃,据说过半的教师受到冲击,包括许多学生。两校师生后来对刘及其老婆作出强烈地反击,就因为当时他的老婆整肃了太多的师生,把人整得死去活来。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反右运动的延续,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也说明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决策人。
刘指派老婆坐镇两校搞文化大革命,与后来毛指派老婆坐镇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可谓是同工异曲,手法都一样,可目的不一样,刘搞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肃知识分子,毛搞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整肃刘及其同伙。
其二、刘在文革之前指派他老婆搞出一个“桃园经验”。
中共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实质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农村版。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带工作组到河北桃园大队蹲点,搞出一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实质上就是一套“斗批改”的经验,后来这一套“斗批改”经验被推广到全国搞“四清”运动,而且被全面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
请看百度对“桃园经验”解释。
桃园经验,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桃园经验”是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而后总结出来的。其“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共中央批示认为,“桃园经验”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在全国推广。
刘俩公婆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推广他老婆的“桃园经验”,所以文革一开始又指派他老婆跟随工作组坐镇北大清华搞斗批改,企图再搞出一个文化界的“桃园经验”。
毛是一个搞政治运动的“天才”
马教吹捧毛是天才,他是“天才”,不过只是搞政治运动的“天才”。
毛搞政治运动的“天才”最突出表现在:每一次运动初期,别人决难猜透他的布署,所以每一次整人运动初期,被整肃的人都积极地投入到了运动之中,为运动推波助澜。
延安整风运动,几乎所有的党员干部都投入到运动中,到后来才知道自己变成了整风的对象。
庐山会议,几乎所有的与会者上山时都以为是反左倾,所以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踊跃发言,到了后来才知道会议是反右倾。
反右运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以为共产党是真心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引蛇出洞”。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所有的“走资派”都以为是整肃知识分子,到后来才知道是整肃他们。
假如文革一开始就摆明是为了整治不听话的“走资派”,那文革必然受到“走资派”强力的反对,假如“走资派”一开始就联手起来死命反对,文化大革命还能搞下去吗?所以毛把这次运动叫作“文化大革命”,让“走资派”以为又是整肃知识分子,故而几乎所有的“走资派”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文革初期的运动,等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被整肃的对象,这才意识到上当了,于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强烈的反弹。可这时已经迟了,千百万的红卫兵已经发动起来,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向了走资派。
这就是毛的“天才”,所有的野心家野阴谋家都想学毛,比如薄熙来,“遗憾”的是,只有他的狠毒,没他那么狡猾,结果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刘少奇成为高干中最惨的受害者
刘少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有人说他是文革被迫害最惨的人。其实被迫害最惨的不是刘少奇,而是那些坚持真理的青年。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受到的迫害比他惨十倍,被割喉,被轮奸,死后还要被割器官,这些黑幕被重重地掩盖起来,不让民众知道,至今含冤未白。
刘少奇只能算是中共高干中下场最惨的人之一,而刘少奇之所以落得悲惨的下场,主要是因其在党内仇人太多。自延安整风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三年一小整,五年一大整,刘少奇是历次整人运动的决策者。可以这样说,中共高干没有几个人不曾被运动整肃过,所以中共高干中太多的人对刘恨之入骨。特别是那些被刘整过,后又被毛玩弄“刀下留人”救过来的人,必欲置刘于死地而后快。
刘少奇要怨只能怨自己在计谋上始终输毛一等,毛每次布置好整风运动后,都是叫刘放手去整人,毛却借故走开到外地视察,等到刘少奇把一些人整得死去活来,生命岌岌可危了,毛见火候差不多了,就急匆匆从外地赶回来喊“刀下留人”。毛把认为可以拉为己用的人拯救回来,那些被毛救过来的人自然就对毛感恩戴德了。最出名的比如柯庆施,许世友,都是毛从整风运动中救过来的人。毛的高明就在这里,毛提升刘的同时,也重用那些被救过来的人。刘少奇在把毛的异己整肃出去后,大量地安插进自己的亲信,毛始终对他留有一手,要用被他整过的人制衡他。
刘创造“毛泽东思想”整肃别人,别人当然也可以用“毛思想”整肃他。这实在有点戏剧性,当他被红卫兵整肃时,就拿出《宪法》做挡箭牌,可他自己整肃别人时,就从来没有想到《宪法》,这种人一生靠整人造“神”爬上去,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也算是报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