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21日讯】中美股市在运行格局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A股市场的牛熊交替一般表现为“快牛慢熊”,而美国股市的牛熊交替则大多表现为“慢牛短熊”。事实上,在美股“慢牛短熊”与A股“快牛慢熊”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股市存在的重大差异性。
(一)投融资平台架构。美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现货到远期、期货、期权,从场内市场到场外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它不但为企业提 供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投资平台。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却是不健全、不完善的,我们有现货市场,但衍生市场十分欠缺;我们有相对发展较快的场内市场,但场外市场规模狭小;此外,与拥有150万亿总资产的银行业相比,中国股市、债市、基市规模仍很狭小。因此,中国企业融资偏好集中于银行贷款,老百姓财富保管偏好银行存款。单一而狭窄的投融资渠道,无法形成组合投资、分散投资,在理财无门、保值无路的情况下,投资者除了炒还是炒!
(二)国民投资心态。美国拥有全国统筹、全民覆盖、全国统一、以税代费的社保体系,以及雇主设立的补充养老、补充医保福利,使得国民从摇篮到坟墓全程均有足够保障,再加上美国民众在家庭理财上十分看重养老需求,并将养老作为家庭理财的终极目标,因此,其投资目标更长远,投资行为更理性、更从容、更快乐!相反,中国现代社保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除了城镇职工社保外,农民社保及城镇居民社保只是象征性地覆盖、保障程度很低,而且大多数雇主均不提供补充养老和补充医保,因此,除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职工以外,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靠养子防老或是个人储蓄养老。在国民保障不足的前提下,投资者缺乏安全感,投资心态更加浮躁、急功近利,他们希望通过短炒赚快钱、发大财,甚至一夜暴富,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投机心态。这种心态也造成了中国股市“投资不足、投机有余”的格局。
(三)上市公司质与量。上市公司是股市的生命线。美国股市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美国不仅拥有世界大批一流的跨国公司,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IBM、微软、苹果等,而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为其提供保质足量的上市资源。相反,我国A股市场只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国内缺乏世界一流的知名企业,而且也不允许外国企业来上市,市场甚至非常害怕听到“国际板”的声音。
(四)投资者结构。美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市”,作为机构市的两大支撑,美国共同基金净资产高达14万亿美元,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高达21万亿美元,后者超过美国股市总市值。更何况,美国股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它还拥有大量来自国外的投行及机构投资者。相反,中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净资产仅有3万亿人民币,中国企业年金总资产仅有0.5万亿人民币,与20多万亿的A股总市值相比,相差甚远。我们虽有QFII,但总规模小得可怜。机构市多空双边博弈主要在机构之间展开,比较容易达成一种“均衡市”,相反,散户市的机构则大多将散户作为博弈对象,更容易形成机构优势,猎杀散户,而且市场更容易剧烈振荡。
(五)IPO体制。美国的注册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IPO成败主要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进行博弈,政府绝对不会干预IPO定价和IPO节奏,而且高效率、低成本的IPO注册制,极大地降低了IPO身价,并充分满足了企业的IPO需求以及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相反,中国A股的核准制过份强调行政审批与行政干预,并代替投资者判断IPO公司的投资价值,而且直接干预IPO节奏,政府大包大揽不仅使得权力寻租与道德风险增大,IPO身价暴涨,而且使得市场投机更加猖獗,投资者似乎从不懂得何为用脚投票。美国公司对待IPO的态度十分谨慎,一个公司从私人公司变成公众公司,是否值得,能否经得住投资者考验?因此,美国公司将IPO看成是开学典礼,相反,中国企业则将IPO看成是毕业典礼。
(六)退市机制。众所周知,美国退市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极高,退市效率更高,尤其是1美元退市法则,它将谁该退市的“裁决权”完全交由市场及投资者。1995年至2002年之间,美国三大股市总计退市7000多家,其中,主动退市(比方私有化)约占一半,另一半退市则属于不能满足持续挂牌标准而退市的,在这一类退市中,有超过一半是被1美元退市法则“判决”退市的。在中国,A股退市制度只有净利润退市标准一项,由于退市标准单一,而且净利润可操纵,因此,现行A股退市制度形同虚设,不仅导致垃圾股死不退市,而且垃圾股炒作成风,严重扭曲股价信号。如果说,美国股市是“大进大出”的,那么,中国股市则处在“上市难、退市更难”的尴尬境地。
(七)公司分红。在美国,无论是普通股或是优先股,上市公司主要以现金分红为主,而且分红的主流模式都是“按季分红”,即一年分红四次,每次分红的时间间隔及分红水平基本相等。只有少数公司一年分红一次或两次,当然也有公司不分红的。不过,在中国,上市公司从来不会按季分红,甚至一年分红两次也只是个案,大多数上市公司一年分红一次,而且分红水平不高,带有很强的“象征性”,当然,不少公司甚至多年不分红。相比之下,美国公司重回报,中国公司重圈钱,这就是上市公司对待股东的态度差异。
(八)监管模式。美国证券监管模式是三位一体(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全方位监管。美国证监会(SEC)的监管重心在二级市场,主要强调事后监管,其监管之严厉、监管之高效,世界知名,令上市公司、证券中介及其高管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严格自律。此外,美国还有集体(集团)诉讼机制及强大的市场做空机制,这让上市公司及证券中介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中国,证券监管模式是单一的行政监管,而证监会的监管重心主要放在IPO前端,主要精力是IPO审查和审批,因此,相应淡化了IPO之后的监管,或者出现IPO之后的监管乏力、低效的现象。在美国,IPO容易,但上市后难受;在中国,则是IPO艰难,上市后就万事大吉。相比之下,美国的监管模式更能震慑证券犯罪,并能有效打击犯罪;中国的监管模式则无法有效威慑并打击欺诈上市、信息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行为。此外,美国有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它可以让证券犯罪分子“牢底坐穿”、“倾家荡产”,而中国却没有如此严峻立法,犯罪成本较低,缺乏法律威慑力。
(九)牛熊交替周期。正是由于中美两国股市存在的上述重大差异,才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差异之巨大:美国股市的运行周期一般表现为“慢牛短熊”;而中国股市的运行格局则一般表现为“快牛慢熊”。美国的慢牛一般可以维持5至7年以上,其熊市一般为1至3年。相反,中国股市的牛市短则不足1年,长则不超过3年,而熊市则长达5至7年。不过,从本质上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增长质量好坏,是决定股市长期趋势的“基本面”,它对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特征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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