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维稳经费”

【看中国2014年03月10日讯】3月5日财政部发表了2014年财政预算报告，其中提到“公共安全支出2050.65亿元，增长6.1%”。根据往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自2011年起，连续3年公共安全预算都超过军费。2013年公共财政关于公共安全执行费用预算为7690亿元，军费为7,201.68亿元；2012年公共安全费用为7018亿元，军费6703亿元。2011年公共安全预算是6244亿，军费为6011亿。

“公共安全”开支通常被外界理解为“维稳费”。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曾公开表示“中国没有维稳经费”。他称“公共安全”支出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甚至是食品检测开支等。但由于官方数据相当简陋，一直未能释除外界疑虑。财政部官方资料只是简单显示，公共安全开支包含六个范畴，包括武装警察、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及其他等六个部分，其中以公安涉及的开支最多。

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不稳定局面日趋恶化和复杂。

今年公共安全预算大幅缩水，并不意味着维稳开支的减少，2014年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及的“公共安全支出”不是全口径的数据，地方的“公共安全支出”没有计算在内，因而导致公共安全预算大幅缩水的假相。

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公共安全经费越来越多，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

现行体制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各级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制于各级党政部门，既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又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得原本简单的社会矛盾越搅越复杂，特别是司法不公导致的冤假错案越积越多，又得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径，常常为了对付一个上访的人或一个维权的人，政府要投入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来恐吓监视，这种劳民伤财的手段让那些挥霍维稳经费的人乐此不疲，因而所谓的维稳成本自然也越来越高。

维稳经费的支出数目巨大，而且维稳支出还是窄口径的，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部门支出的其他内容——以公安部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级政法委、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亦承担了大量维稳重任，但其预算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务大类下，无明细账目；地方专项经费和专项基金，可能列入公检法司等部门预算，也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传部、信访局等党政部门项下，还有可能隐藏在一些民生工程形象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五花八门！

虽然外界无法准确地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到，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似乎已经快走到尽头。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

尤其是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加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许多地方的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维稳经费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天价维稳成本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

监控安防高科技产品近几年来风行中国，海内外生产销售厂商均把目光投向中国，当高科技被官方视为维稳的利器，就会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十二五期间，官方要投入5000亿来打造平安城市。然而，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50%！许多官员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

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还使很多人沦为贫困，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民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排斥后来者。

许多维权者以悲剧或惨剧的方式维权，是因为公民有困难得不到体恤，群众有冤情上级不知情或装聋做哑，官员只顾敛财与升迁，公民在疾苦中看不到希望。那些维权无门、告状无果的公民在焦灼绝望中挺而走险，是对官僚懒政、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或敷衍搪塞的一种抗议！这样的悲剧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上演，那些尸位素餐、高高在上的官吏，却在公然瓜分攫取所谓的维稳经费。

按理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各级组织，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不至于发展到如今以高额的财政支出来维稳，整个社会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步。

但愿未来的公共安全预算真正能够大幅减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财政开支用于民生福利，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出现真正的安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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