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疆独”原来是中共领导的(图)
中共曾竭力煽动境内各少数民族分裂中国与独立建国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早在1919年，前苏联就命令他在德国和匈牙利的党徒，在德、匈两国境内篡立了“俄属”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又在他的国庆日，命令他的党徒“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江西省瑞金地区篡立了俄属的“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并且颁布“宪法”称:“ 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能够脱离中国、独立建国” （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从此，直到1949年，中共终于将马列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马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为了“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他曾不惜采取过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其手段之一，就是煽动中国境内的各边疆民族、甚至是内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暴动、直至独立“建国”，甚至希望中国境内幅员辽阔的藏、蒙、维等民族都能够脱离中国，然后再加入到世界上那个最大的“民主联邦”――前苏联之内……。
本文就是叙述了中共上述背叛和分裂中国的历史罪行。请读者认真一读。
三区民族军的照片,左起前排：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后排：?（罗志）、阿巴索夫。
三区民族军特克斯第一骑兵团和博尔塔拉第八骑兵团旗帜
1945年4月8日三区民族军成立时的授旗仪式
民族军使用的手枪
民族军使用的机枪
民族军的肩章，基本仿照苏联式样。
民族军的苏制坦克，估计是拍摄在进军昌吉的途中
民族军运动会获奖人员合影，装束有浓厚的苏联色彩。
民族军的奖章，类似苏联的红星勋章。
五十年代，中共在背后给台独提供资金和武器，是中共壮大了台独势力。中共执政前，它也全力支持“疆独”和“蒙独”，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其实正是中共。
1944～1945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分子甚至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于这次分离主义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在客观上支持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被共产党吹捧成“三区革命”。事实上，所谓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33年，苏联就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一次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的“三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分离主义分子、苏联代理人、后任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包尔汉曾自供道：“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它与所谓的革命不沾边。
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是苏联乌兹别克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他从乌兹别克跑到新疆布道，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他夺得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除此之外，苏共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还大肆屠杀汉人。
到事态被制止时，已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把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进行镇压。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谈判后，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
此后苏联仍试图控制新疆地区，国军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苏联代理人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军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阿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故可能是人为的。
所谓的“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是在苏联人操纵下的分离主义运动，运动中数万无辜的汉人平民被大肆屠杀。但是，同为苏联人傀儡的中共，却对“三区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12月20日，在苏共支持下，曾经屠杀数万汉人的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5军。
提及新疆的和平“解放”，无法回避新疆三区革命，而提及三区革命。就不能回避新疆民族军。所谓新疆民族军就是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的渊源很多，内中成分复杂，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有：
1、乌斯满、达力克汗（1949年任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死亡）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共产党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投靠国民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共军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2、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土耳其分子（东突分子）、泛伊斯兰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苏联学习归来的苏共在伊犁地下组织成员、“进步青年”和伊犁民族“起义”人员（如巩哈暴动人员）。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3、在南疆蒲犁（今天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死亡）。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4、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源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暴动，暴动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援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共产党分子，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共产党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思想教育的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政府在伊黎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政府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暴动。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苏联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在接受毛泽东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死亡，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黎河大桥的交通，国民政府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守军，暴动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军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暴动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阪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起义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暴动部队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暴动部队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余人皆“失踪”。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到事态被临时政府制止的时候，已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几十年后，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黎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黎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伊犁全境得以“解放”。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时，伊犁解放组织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临时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这时期把持政权的是伊斯兰教上层宗教人士和地主、旧封建统治时期的上层人士。所以临时政府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各游击队统一起来，成立了游击队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国军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军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军援军击溃。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好像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时期的民族军主要组成部分是：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起义的主力，人员最多。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个营骑兵（从各苏军边防部队抽调的人员）。
民族军的军衔分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四级，肩章和军服都仿照苏军式样。肩章为蓝、红、白三色，以区分骑兵、步兵和炮兵；帽徽为铁制，中间一内圈为天蓝色，中心是一个橘红色月牙和五角星。伊犁临时政府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儿果斯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
民族军总司令部下设后勤处、政治处、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侦察处、作战处、人事处、总务处等机关。鲍里诺夫为民族军总指挥、瓦尔沙诺菲·米哈伊洛维奇·莫日阿洛夫为总参谋长，阿巴索夫为政治部主任，艾尼（巩哈游击队指挥员）为军事法院院长。总兵力大约15000人，各部队有：
特克斯骑兵第一团
特克斯骑兵第二团
新二台骑兵第三团
蒙古族骑兵营（来自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蒙古族）
锡伯族独立骑兵连
骑兵补充团（巩留）
回族独立骑兵营
绥定步兵第一团
伊犁步兵第二团
伊犁预备第四团
直属炮兵营
直属警卫营。 步兵编制：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全团大约2500人。 骑兵团编制：每团4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每团约1000人。
团设参谋部、政治处、后勤处。有团长、军务副团长、政治副团长、宗教副团长各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噎稳定下来，革命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民族军和当地游击队的夹击下，塔城守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解放。民族军将塔城游击队改编为额敏骑兵第4团和塔城骑兵第6团，并将原来的二台骑兵第3团和上述两个团合并成立了独立骑兵旅，该旅人员大约2400人，列斯肯为旅长。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但是并未能占领。8月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约50多人的部队和达列力汗的游击队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民族军独立骑兵旅赶来，9月6日再次包围承化，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阪遭到蒙方阻拦；9日，民族军赶到，捕获高伯玉在内的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民族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4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游击队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蒲犁专署和蒲犁革命军总指挥部。建立了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两个团。每个团有2连，共有大约400人。
蒲犁的游击队在成立蒲犁专署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军。10月，游击队和国军对峙在这些地区，这时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开始和三区代表进行谈判，由于谈判直接涉及蒲犁对喀什的进攻，根据这一变化，在蒲犁的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奉命回国。但是蒲犁游击队并非因此放松对喀什、莎车的进攻。1946年3月，民族军派遣伊斯哈克伯克率领400多名武装人员经苏联从伊犁来到蒲犁，准备再次进攻莎车、库车和喀什。由于和谈成功，6月，伊斯哈克伯克率几乎所有的游击队员返回伊犁。至此，三区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这时候民族军总兵力达到29000多人，部队包括：
A、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全部驻防伊宁）：
1、骑兵营700多人，营长纳斯罗夫·扎克尔
2、警备大队500多人，负责警戒各政府机关。
3、伊宁后卫一团1500人，团长廓列别阔夫
4、伊宁后卫二团1500人，团长费达耶夫
5、伊宁后卫四团，团长卡里别克，人数不详
6、果子沟骑兵三团。团长列斯肯（俄罗斯族）
B、中线指挥部：
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诺夫兼任中线指挥官，参谋长伯尔尼（俄罗斯族）。兵力10000余人，下辖：
1、步兵第一旅（玛纳斯西岸），旅长莫古特诺夫，政委马尔果夫。
2、步兵第二旅（玛纳斯西岸），旅长皮达尤夫，政委毛拉洪。
3、独立迫击炮营（玛纳斯西岸）。
4、塔城骑兵第六团（石河子）团长杜桑别阔夫·卡依萨，副团长加尔各答·巴巴黎阔夫，参谋长沙木·沙比托夫（牺牲后由哈萨克人努尔兰·别盖巴耶夫接替），政委阿不都拉克汗·约尔肯。
5、巩留骑兵第五团（乔坎）。
6、巩留骑兵第七团（乔坎），团长玉素甫汗·昆拜，副团长买特尼亚扎洛夫·土尔孙（柯尔克孜人），1200多人。
7、独立骑兵旅（玛纳斯西岸，下辖额敏骑兵第四团和二台骑兵第三团），旅长列斯肯，政委木拉克加力。
8、回族骑兵第十团（石河子），团长马索尔（回族），600多人。
9、蒙古族骑兵第八团（沙湾），团长叶儿迪（蒙古族），政委叶蔑诺夫·托克特，870人。
10、步兵第四团（安集海）。
11、通讯连（石河子）。
12、锡伯大队，大队长纳尔巴诺夫，政委米尔提桑，170多人。
C、南线指挥部：
民族军副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兼任指挥官。下辖：
1、骑兵第一旅（昭苏），伊斯哈克伯克兼任旅长。
2、骑兵第二旅（尤鲁都斯），旅长努尔巴也夫，政委达卡也夫。
3、特克斯骑兵第一团（穆扎尔达阪），团长买吾列诺夫（柯尔克孜人）。
4、特克斯骑兵第二团（夏塔），诺阿比亚耶夫（柯尔克孜人）。
5、特克斯骑兵第三团（昭苏），波尔格耶夫（塔塔尔）。
D、阿山地区：
独立骑兵团，团长达列力汗。
此时三区民族军总兵力根据民族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玉素甫汗·昆拜的记录，“全军共有29650人，战士中60%为哈萨克人”。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
三区民族军和国军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守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国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鞽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顺应抗战胜利后全国和谈的潮流，开始通过苏联的斡旋与三区政府进行和谈。1945年7月5日，蒋介石在一次关于中苏会谈的讨论会上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保证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对中共和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会议后，蒋介石向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连发两道密电，指示可以“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但苏联必须承认“东北领土主权和行政之完整，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支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向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在帮助中国评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斯大林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只支援国民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宋子文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1945年9月，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在伦敦就“新疆伊犁事件”磋商时表示，这个事件是临时现象，不久就可以平息，于是在得到苏联的保证后，蒋介石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和谈进行了将近半年，在1946年4月终于达成协定，新疆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三区政权也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苏联直接干预下，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人员中的一部分传统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在一天夜晚被苏联驻伊犁领事请进领事馆参加联谊会，随即被扣押并迅速送入苏联（后来不知所终）。三区政府的核心现在由亲苏共的人组成，首脑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阿巴索夫。
三区民族军在和谈后根据协定被改编为6个团：其中步、骑各3个团，这些部队分别驻扎在伊犁、塔城、阿山境内。后来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三区民族军这个称号及其军衔、服装在三区内部依然沿用。1946年12月1日，和谈后成立的伊犁专署机关报刊登了民族军政治部就征兵工作发布的《告全体同胞书》，内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保留民族军，而且还要在阿克苏、喀什等地组建民族军”。1947年夏天，民族军突破了国民政府的限制，扩大编制，壮大实力。到1949年8月，民族军共有5个骑兵团和3个步兵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骑兵营和大约500人的后勤人员，总兵力达到14020人。拥有各种步枪9088支，短枪184，轻机枪405，重机枪68，迫击炮66，火炮12，高射炮7，掷弹筒55，手榴弹14480，战马5522，运输马匹521，马车311，轻型坦克2，装甲车1，飞机42（可以使用的有14架，6架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军用车辆30。此时民族军的总司令为伊斯哈克伯克，其编制大致如下：
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部（伊犁，编制3401人）
总指挥：鲍里诺夫（1946年6月22日，和谈协议签字，鲍里诺夫受命连夜返回苏联，接替他职务者为刚从南疆返回的伊斯哈克伯克）。
副总指挥：达力克汗。
参谋长：马加诺夫
政委：卡塞诺夫（维吾尔族）
政治部主任：努尔山德洛夫（后来为曹达诺夫）
总指挥部直属单位：
1、锡伯联络大队，106人。
2、警卫连，280人，连长塞勒别乌·买提索夫。
3、后勤部，部长拉索洛夫（乌兹别克人）。
4、医院，119人。
5、警备营，498人，营长瓦利诺夫。
6、后卫团，1359人，团长沙木萨克，参谋长巴吾开依，政委沙迪阔夫，政治部主任努尔塔约夫·阿吉。
7、军事学校，校长努尔迪耶夫，副校长艾山·居努斯
各战斗团建制如下：
1、乌苏步兵一团，驻扎乌苏，团长马尔库甫·艾斯卡阔夫，参谋长拉玛桑，政委卡依木·木沙，全团1837人。
2、伊宁步兵二团，驻扎安集海，团长阿依吐安，全团1989人。
3、沙湾骑兵团，驻扎沙湾，团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参谋长盖玛迪耶夫·买力克（塔塔尔族），政委拉克莫夫·阿不列孜，政治部主任卡依达尔，全团1108人。
4、和丰骑兵第二团，团长玉素甫汗·昆拜，副团长加尔各答·巴巴黎阔夫，参谋长沃斯帕诺夫·拉玛桑。
5、炮兵大队，驻扎安集海，大队长阿斯哈提·帖毕波夫，参谋长索里坦·阿里，政委莫沙耶夫，政治部主任沙木沙克，全队323人。
6、摩托车厂，厂长波尔比耶夫（俄罗斯族人），全厂216人。
7、乌苏军医院，院长拉恰提·卡比约林（塔塔尔族），全院27人。
8、恰特骑兵一团，团长叶斯帖蔑斯·波拉里，该团为空后备团，负责战时动员征集新兵。
9、特克斯骑兵团，驻扎玉勒都斯，团长毛列诺夫（柯尔克孜），后来由艾里耶夫·哈密提接任，参谋长阿马诺夫，政委库尔巴诺夫，政治部主任马木托夫·库尔班，全团1037人。
10、迪化骑兵第三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副团长艾山·居努斯，参谋长斯德阔夫·沙拉依丁，政治部主任艾波杜瓦利，全团1225人。
11、塔城骑兵第四团，团长斯塔丁阔夫（俄罗斯），参谋长努克索夫，政委巴勒喀什·巴甫洛夫，全团1315人。
乌斯满投靠国民政府后，三区政府在阿山建立了北线军事司令部。指挥官为达力里汗·苏古尔巴耶夫，其下属单位包括：
1、承化卫戍第六大队，大队长卡斯莫夫·艾波拉卡提，参谋长努拉克买提。政委托克特，全队296人。
2、医院，院长阿卡提（塔塔尔），30人。
3、承化骑兵第三团。
4、和丰骑兵第二团。
5、塔城骑兵第四团。
6、蒙古骑兵营，营长叶儿迪，政委叶蔑诺夫·托克特，全营588人。
1949年，中共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就与王震谈到了进军新疆的问题。6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苏联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进军新疆，并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革命力量。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遣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政府联系。
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带领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取道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过苏联领事的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系，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间著名的“力群台”。通过力群台，中共中央了解了有关三区的详细情况。
事实上这并非三区领导人和中共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46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作为新疆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时候，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1946年12月5日深夜，25岁的阿巴索夫独自一人秘密前往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织，请中央派干部来领导工作，请派技术干部携带电台到新疆工作”，董必武当晚即电告中央，电报说：“新疆国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公开，在迪化和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000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董必武的来电，第二天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签发。复电说：“甲、望向阿同志询问：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其发展。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
乙、……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联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去梅园新村会见董必武，董必武安装中央指示答复了阿巴索夫，并派遣彭国安（在新疆化名王南迪）带电台一部随同阿巴索夫回新疆。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彭国安携带中共中央七大档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返回迪化，彭国安住在阿巴索夫的家中，但是因为彭带去的电台功率太小未能和延安建立直接联系，但是这个电台在彭来到伊宁后，经常抄收新华社的消息在三区进行公布和宣传。
邓力群的到来标志着三区革命正式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8月17日，邓力群会见了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将中共中央的希冀和意见向三区党政军领导做了通报。8月18日，毛泽东以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阿合买提江发来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派遣代表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0日，阿合买提江回电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即刻赴京。8月22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罗志澄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前往北平，8月27日，他们所乘坐的苏联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三区政府又派遣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代表团前去北平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赛福鼎的入党申请，并决定新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直接转入中国共产党，“可以不要预备期”。
新疆和平“解放”时期，三区民族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战军的到来。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任命列斯肯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任参谋长，顿星云为政委、曹达诺夫为副政委，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序列：
军长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13师：师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政委马洪山。驻扎喀什
37团驻扎阿克苏，团长巴依扎阔夫·阿曼托尔，政委王刚真
38团驻扎喀什，团长马木托夫·库尔班
39团驻扎和田，团长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黄威。
第14师：师长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团驻扎乌鲁木齐，团长约瑟夫·马克苏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团驻扎防城，团长艾列克桑克，政委张师峰。
42团驻扎伊宁，团长乌斯曼·拉玛桑。
第43骑兵团，原民族军承化骑兵团，又称承化骑兵第一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
第44骑兵团，又称果子沟骑兵第二团，团长苏发宏，政委崔宝成。
根据1950年9月第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马尔果夫的一个统计资料，当时第5军中哈萨克族人6866人，维吾尔族人5567人，柯尔克孜族人206人，回族229人，汉族人92人，塔塔尔族人185人，俄罗斯族人487人，蒙古族人731人，达斡尔族人21人，锡伯族人159人，塔吉克族人8人，乌兹别克族人183人，共计14840人。50年代，第5军除13师38团和14师40团保留外，其他部队就地转业。被保留的两个团1969年还在北疆地区野战部队序列负责北疆防务，经过解放军的大规模精简，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三区民族军到此终于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但是民族军留下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些民族军将领成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其中马尔果夫后来成为伊犁军分区司令，曹达诺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元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政府军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第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第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附注1：1955年授衔的来自新疆民族军的将领
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县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厅长，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排长、民族军指挥部科长、副参谋长、骑兵团长。建国后任解放军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祖龙·太也夫。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人，三区革命中任骑兵营参谋长、步兵第四团参谋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解放军第5军副政委，新疆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原题为：揭秘疆独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