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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习近平在家为何叫彭丽媛虎妞(图)

2014-02-24 23:09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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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24日讯】在家里,习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为,丈夫爱惜自己心性太直。

彭丽媛父亲曾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

一个家庭出身不好,连钢琴也不认识的小女孩最终如何成为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而她与丈夫习近平的相处,又是如何?人们都很好奇。


在家里,习近平叫她“虎妞”。她理解为,丈夫爱惜自己心性太直。

她也不介意与好友分享这个“秘密”,比如春晚首席化妆师徐晶。从她在1980年代第一次上春晚之后,徐晶就一直用手中的化妆笔,精确掌控她的妆容——起初,徐晶的名气比她大,撒切尔夫人、老布什访华时,都是徐晶化的妆。但她成名之初标志性的浓眉、大眼、大嘴,徐晶看得满意,她家里的两个男人,总免不了一边看着春晚,一边说,嘴画得太大。
   
这两个男人,是她的父亲,还有丈夫。
   
每到此时,她都接话反驳:“你们懂什么呀,不懂。”时间一长,倒是开始认真考虑家里两个男人的非专业意见。她不敢对徐晶说,因为在她眼里,徐晶是大腕。一直到1990年代,她才代为表达了这个家庭意见。徐晶嗔怪她怎么不早说,“行,为了让你们家那俩男人心里舒服,给你画小一点儿。”

她尊敬自己的化妆师,舞台下看不清的他人心计,也让两个女人不得不交流更多的悄悄话——她会偷偷告诉徐晶,今年的春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好让徐晶按这身行头准备合适的装扮。必须悄悄说。之前彩排,穿好演出礼服走完一遍场,隔天再彩排,就被其他演员“山寨”了去。她不好公开表示不满,又不想让这个亏吃得太结实,索性彩排时穿一套春晚那天绝不穿的备用服装。

后来她成了比徐晶大得多的腕儿。但有人轻慢徐晶,她的“虎妞”劲儿上来了。一场在广州举办的个人音乐会前,她哭了。伤心的触发点是,广告没有打上化妆师徐晶的名字。徐晶觉得不重要,她不这么认为。要重新印,不然没法开演。

她爱美,并与那些呵护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交情,无论职位。徐晶说,当年央视有位资深灯光师,每次录她的节目时,总能收到她送来的礼物。这位灯光师也为她设计出了独特的灯光布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摄,她出场时,头发一直逆光,漂亮至极。

家乡艺考

当没有唱歌给更多人听的时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时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身形瘦小,头发发黄。
   
1977年的9月是美丽的分割线。她曾经耗了接近半天的时间,靠在山东济宁师专的一棵大树下,从早上8点多钟,到11点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袄,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觉得土。被艺考老师的轻慢,让人更感到难过。
   
几天前,她收到了来自山东“五七”艺术学校(后更名为山东艺术学院)的信件,通知当时还未满15岁,正在读高中的她参加艺考。

这是一次曲折的尝试。
   
在老家山东郓城,县城梆子剧团的存在,既见证了她父母的相遇与婚姻,也给予了她5岁就能登台的天赋与机会,使她很早就体验了“大篷车”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继续“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县里的剧团,很有可能为她提供余生的一切。

身为剧团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现实的问题是,三个孩子要养活,而她是老大。这一年,县城剧团已经给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个说琴书,或者唱坠子的演员。

正在郓城驻点的山东省文艺演出团老师杨松山,比她的家人更确信,她的天赋完全可以弥补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杨松山对这个时常跑来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并认为她只应该唱歌——当时,她主要是跳舞,比如边跳边唱。她对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犹豫,杨松山试图打消她的疑虑,想招她到山东省歌舞团,省文化局领导的答复是:年龄太小,不如先推荐去考艺校。

她接到通知时已经迟了。弟弟生着病,父母走不开,父亲塞给她在郓城一中的音乐老师10块钱,请他带着孩子去赶考。又花4块钱买了两条烟,递给县物资局的一个拉煤车司机,好让孩子和老师在去济宁考点的路上,都能有个座。83公里的路,她在发动机铁壳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住的是济宁的郓城汽车转运站,一个老鼠满地蹿的地方。令人满意的是,开水管够。出门前母亲说,只要每天都能喝上开水,凭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听话,每天喝三壶开水。考试这天早上,她7点起床,吃了一张头天买好的大饼,用开水泡着吃。然后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点。然后被艺考老师一再挡在门外,让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点40分左右。

艺考老师开始出来吆喝,还有没有没考的学生?她从大树旁走进了教室。大家都已准备收摊,许多人闲坐聊天。有人问,你唱什么歌?艺考老师告诉谈钢琴的人,给她起个调。又问,起什么调?
   
她没见过钢琴。在郓城,只有手风琴和脚踏风琴。她也不认识简谱。她不知道起什么调。

艺考老师示意随便起个调。面向钢琴的方向,她唱了起来。
   
就像童话里的故事一样,当她唱够几句之后,一个老师说,你停下来,站过来给我们唱。人们停止了聊天。一首歌唱完,她又被要求唱了一首,跳了一段舞,还朗诵了一段诗词。“加演”结束之后,她得到了一句肯定:明天来复试吧。接着,她成为整个考点录取的四五个人之一。
   
因为家庭出身,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过程注定让人紧张,但杨松山的判断还是对了。1978年,她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五七”艺术学校中专部学生。两年后,杨松山带着她到北京,出现在全国民族民间唱法会演的现场。对于18岁的她来说,这次北京之旅的最大收获,是一位前辈来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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