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天一事件看红歌之功效

【看中国2013年12月01日讯】李天一等人的轮奸行为已经由案件发酵成为了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作为“红歌王子”之公子的李天一和他的父母，着实扮演了一回反面丑角的形象。

在此之前，我虽然对红歌颇不以为然，但有时候也会有口无心地哼哼几句甚至也会在歌厅里“吼两嗓子”。这种情形，我的解释是，红歌虽然大多内容假大空，甚至于还多矫情，更甚至于还违反人性，但鉴于它有些歌的曲子听起来还算旋律优美，也就可以暂时忽略其歌词以为消遣了。

但自从李天一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红歌家族的丑陋表演，不但使我对红歌之“提气”功效产生严重怀疑，甚至于得出了红歌害人的结论。因此发誓，以后要像戒烟戒毒一样，彻底戒红歌!

颜色与政治挂钩，始于何时很难说清，但鼎盛于文革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你跳出不能前后相互否定的思维模式，那么将文革这个全民灾难与红歌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了。一个红歌唱的最响的年代，恰恰是全民灾难的年代，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其实，红歌就相当于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当然是一个“红脸”。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一旦唱起了红歌，就相当于你戴上了红脸面具，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正面人物”，谁要在此时对你质疑，谁就是“敌对势力”，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了。

文革之后的今天或曰昨天，薄熙来已经为红歌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一面号召命令百姓大唱红歌以“提气”，一面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库里悄悄“提款”!他企图以红歌为幌子，为诱饵，为遮羞布以达到自己篡权上位的目的…更为悲哀的是，即使到了今天，赞成、欣赏甚至拥护薄熙来的民众居然还能超过半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红歌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坐标，它的特点就是统一。所有的颜色，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言行，都必须统一到“红歌”的麾下!不许有质疑，不许有讨论，不许有“传谣”，一切的悬案都只能步调一致地“到此为止”!于是人们看到的当然就只能是虽然有点经济小污点却不失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好公仆”形象!

据“谣传”，面对全民声讨追打李天一及其母亲猛哥拼死抵赖的声音，红歌王子兼红歌“将军”的天一父亲一脸无奈又无辜地质问道：我给大家贡献了那么多红歌，为什么还要揪住我们全家不放呢?尼玛,听了这话我差点吐血!按此逻辑，我在歌厅里唱歌，当小二来收取费用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更为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为你们歌厅贡献了这么多红歌蓝歌，凭啥不给发薪水反而要收取唱歌费?

本来，一个靠唱唱忽悠民众歌曲的人就能在军队里弄到将军待遇这就已经属于宇宙奇葩了，因了将军的荫蔽，唱功更为平淡的老婆也居然弄到了副师级的待遇，这对于拼命干活却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大多数民众来说，能不羡慕嫉妒恨吗?可悲的是，“红歌将军”们，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因为“沾了”纳税人的光，反而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至少认为自己唱歌的“功劳”与赚取到的所有待遇相抵，仍然认为还有许多“剩余价值”被纳税人榨取了!当然，从洗脑的角度看，红歌将军的贡献的确是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所有待遇，只是这话你不该跟纳税人说!

在整个李天一事件中，虽然红歌将军不像他的老婆那样刁蛮耍赖，但对于流氓儿子的流氓行为和老婆的撒泼打滚始终保持缄默或默许，这本身就与一贯正气凛然大义灭亲的“红歌王子”高大全形象相去甚远。可见，这些红歌们，他们其实内心或品质并不怎么样地“红”。

岂但不“红”，具体到同样是红歌军人的将军妻子猛哥，简直就可以说有点“黑”了。她不但不厚道地在公开场合暴露(或诬陷)受害人有“阴道糜烂”病，还将强奸狡辩为被引诱；更恬不知耻地说她轮奸犯儿子是多么“内心干净”。难道在红歌们的眼里，干净的标准是异于常人的吗?

再从轮奸犯李天一的反复看这位红歌母亲的表演：本来在刚进拘留所里的口供笔录就已经爽快地承认自己“上了”，但当红色母亲出现之后，也许是或曰简直就一定是在其教唆下，当庭翻供说自己当时其实是睡着了。再之后，因为检测不到天一的精斑，这下更变本加厉地开始说谎，干脆说是当时在同伴激战之时其实自己出去接母亲电话去了…这如果不能说明红歌母亲的品质低于常人，至少也能说明红歌家族对于孩子的“教化”作用等于零或为副作用不是?

反观那几个没有红歌背景的同案犯们，大多数都能老实承认错误和罪行!从这一点看，唱红歌对于民众品德的教化作用等于零!

那些迷信或鼓动唱红歌的人，就像文革当年制造唱红歌能治疗精神病的神话一样，荒唐可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