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当着周恩来的面给江青献诗(图)
【看中国2013年11月23日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诗人都不写诗了，但是郭沫若先生还保持着写诗的欲望。不但保持了1958年以来的郭氏传统，并且将拍马屁的手法发扬光大。
文革开始，很多领导人都倒下了，很多诗人也倒下了，郭沫若依然坐在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位置上，不时诗兴大发，写了一些让今天的人觉得不可能是郭沫若写的诗歌。其中五首代表了郭沫若先生文革十年的心路历程。
第一首是1967年6月初，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讨论会。在6月5日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面对着老朋友周恩来，面对着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面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会议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这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文革之初，歌颂毛泽东的诗歌汗牛充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歌颂江青的诗歌，还是十分鲜见的。郭沫若先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走在诗歌歌颂女皇的最前列。但是诗人一犯贱，被歌颂者并不领情，在几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还是点名让郭沫若站了起来。看来歌颂的力量也不是永久的，时过境迁，也会失效的。
第二首和第三首写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毛主席逝世了，文革后期复刊的《诗刊》郭沫若约稿，郭以《毛主席永在》二首付之。“其一”首句为“伟哉领袖比爷亲”，《诗刊》编辑部一个副主编对于这一句很不为然，因为郭老比毛老还老一岁呢。《诗刊》这个副主编对郭沫若的秘书说：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这样写不合适。假若是黄帅写的，倒是可以考虑发表。
这个《诗刊》的副主编，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这样的看法，真的难能可贵。在现实中，哪有没血缘关系的人不按辈分年龄大的向年龄小的喊爷爷呢？因此《诗刊》发表了一首《毛主席永在》：
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
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
悲痛化作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
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
郭沫若先生的第二首送给了《人民文学》，发表时将“伟哉领袖比爷亲”，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天换地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如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
1976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10年，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斗争状态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渴望文化大革命早一点结束，还给中国人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中国的诗人、剧作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不知是出自内心的恐慌，还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还是掩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跟风情结，和中国的民心相违，在1976年5月21日，写下了一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水调歌头》，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在看来，这首跟风之作，不仅水平低下，而且给中国的作家们丢掉了脸面。下面就是郭沫若的原版《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是第四首。可以这样说，郭沫若这首《水调歌头》，是按照词牌的字数填写的，其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时间过了仅仅五个月，四人帮粉碎了，假若郭沫若的思想真正是四人帮的体系，那么他依然会保持沉默，等待审查。但是郭沫若的跟风情结，让他不甘寂寞。他仍然要在中国人民面前用自己的《水调歌头》来表态，自己不是四人帮的人。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应该说，这首词比起5月份的那首词，水平稍高一些，但是还是很差，与他年轻的诗歌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读他的诗歌，其实是在读一个中国作家的飘忽不定的灵魂。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是十分宽容的人，特别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是不计较的人。1976年五月的《水调歌头》，邓小平看到了，胡耀邦也看到了，但是他们没有去清查跟风文人郭沫若，还给他了相当高的地位和政治待遇。而这一些，就是郭沫若建国之后一直想拥有的东西，一直不想丢掉的东西。在地位面前，他的良心和良知，就躲到了灵魂的后面，就丢在生命之外。在各个不同的地域，都有类似郭沫若的人物，他们为保住一个位置，一生都让灵魂飘荡在良知之外。
作家和艺术家假若也算知识分子的话，就要有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敢于在第一时间说出真话。良知是什么？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在第一时间说出真理。郭沫若不敢在第一时间说出真话也就罢了，最低标准也要做一个敢于沉默的人，洁身自好的人。但是郭沫若是个风派人物，他永远跟着风走，永远跟着权力走，丢掉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最为应该坚守的精神，丢掉的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风骨。
和中国境况相同的苏联，就产生了萨哈洛夫，就产生了索尔仁尼琴，他们在比郭沫若的生存更加艰难的境况下，敢于坚持自己的俄罗斯良心，敢于坚持自己的俄罗斯良知，他们在晚年和去世之后，得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尊重和爱戴。除了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他们还有帕斯捷尔纳克，还有肖洛霍夫，坚持良知写作和良心写作。而中国整整10年，没有一个作家在坚持良知和良心写作，对于一个民族是不正常的，对于一个民族的作家队伍们也是不正常的。这可能与地域有关，苏联是传统的欧洲国家，欧洲产生了布鲁诺和加里略，俄罗斯产生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知识分子们和作家诗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于官位的追求。而中国的作家们却恰恰相反，对于官位的追求大于对于真理的追求，所以才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郭沫若们这样的跟风作家和艺术家。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关于什刹海附近拆迁的新闻，里边专门拍摄了郭沫若在什刹海附近的故居。那是一个硕大的院子，住在里边是很舒服的。假若不写这些诗词，郭沫若或许跟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在文革初期就可能从这所大院子里赶出来，过上悲惨的生活。郭沫若为了自己体面地生活，就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个写东西的人，保住位置的手段就是肉麻的歌颂，谁还管人格啊尊严啊这些很不值钱的东西。
郭沫若写这五首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优渥的生活条件。他的目的达到了，人格和尊严也自然丢失了。今天我们不屑郭沫若，也正因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