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

【看中国2013年11月21日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要放开单独二胎,并且逐步实行延迟退休。

有人对于这两项改革进行分析后,认为,七零后受益最小。因为七零后由于年龄的缘故,对于生育二胎可能力不从心;而延迟退休则绝对无法逃避。 

这种算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现在七零后的年龄在34-43岁之间,有一部分可能已经确实不好生第二胎了。生育二胎,对许多人来说,恐怕还存在抚养成本太高的顾虑。至于延迟退休,则不但七零后逃不了,我等六零后,也大概逃不掉。如果实行非常温和的延迟退休政策,每年推迟一个月,六零后也要面临延迟一两年的问题,如果每年延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则延迟退休的目标,在六零后全部退休的时候,就大体完成,以后无论七零,八零,九零,都会以这个年龄退休了。

实际上,允许单独二胎和延迟退休,都是为了应对突然到来的人口老化悬崖的政策选择。只是,放开二胎来得太迟,延迟退休来得太早。

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退休政策的调整,用一句不雅的话说,都是为以前的失误擦屁股。这让我想起文革期间一句著名的样板戏唱词:“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

计划生育政策,被列入基本国策,可谓是前人的事业了,现在,它的一切后果都不断地呈现出来,后人到了承当此事业的所有后果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存在多子多福的观念是很正常的。因为孩子就是劳力,还且还是养老的保证。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高生育率的民族。经历过上世纪三年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正如有人指出的,青霉素等抗生素的运用,极大地减少了儿童死亡率。原来一对夫妇生十个孩子,可能只有三四个成活下来,而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应用,一对夫妇生育十个孩子,就有六七个就能长大成人。

除了青霉素的应用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外,当时的制度也是有利于多生的。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当时实行了一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刺激了生育率的提高。比如,在农村人民公社,口粮是按照人头分配的,儿童口粮虽然少一点,但是与成人的差距并不很大,孩子口粮往往可能还有一定的节余,能补贴成人口粮的不足。当时教育也是可有可无,孩子稍大点就参加劳动,小孩子也由更大一些的孩子带着。这样,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相对不高。在城市,情况也差不多。城市口粮是定量供应,成人口粮紧张,而孩子的口粮可能还略有节余,很多人家,小孩子的口粮也是补贴成人口粮的一种办法。而在当时的城市,住房尽管极为紧张,但是单位或公家分配住房或租房的时候,要考虑家庭人口数量;孩子长大后的住房,也由公家分配,能不能分到当然要排队,碰运气,走后门,但是不需父母买房。当时学费很低,也没有什么高等教育,医疗费用也不高。这样,城市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较低的,多生孩子并无太大的负担。这就是说,超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乌托邦大锅饭,降低了每家每户养育孩子的成本,刺激了生育率。

这种做法看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这种乌托邦是不能持续的。很快,国家发现无法承受如此的高生育率,无法养活那么多的人。于是紧急实行计划生育,而且政策越来越严酷,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很快成为基本国策。当时采取这种急速刹车办法的时候,实际上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不去想这样的急刹车给几十年后会带来什么影响。人口结构的断崖,劳动力的稀缺,老龄化的到来,养老的难题,统统不予考虑;当然也可能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决策者和所谓的智囊们,其短浅的目光愚弱的心智根本不足以考虑这些长远的问题。他们当时忽悠人的说法,无非是“养老靠国家”之类蛊惑人心的大话。

事实上,降低出生率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这是降低出生率,使人口替代保持自然而正常增长的不二法门。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就会越低;城市化程度越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人们的生育欲望也越低。如果大力发展经济教育,促进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生率是不会如此之高的,此后也完全不必如此紧急刹车,实行严酷的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以野蛮手段伤害数以十亿计的育龄妇女,并为今后几十甚至上百年埋下如此严重的祸患。可惜,当时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政策。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不能能全力发展经济;如果发展生产,也仅仅是发展与军事工业等有关的重工业,对于改善人们生活的轻工业服务业是不去发展的,给老百姓盖房子的房地产业更是不可想象了。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作为特权中心,必须保持尽可能小的规模和人口。为了维持这种特权中心的特权地位,必须实行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必须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完全隔开,防止农民进入城市染指特权;为了甩掉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包袱,甚至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让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拒绝经济发展,拒绝城市化,低程度的教育水平,以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完全不利于计划生育。这种情况下,只好用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去遏制人们的生育冲动。

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断崖,给将来造成一次列无法弥补的困难。看来,革命样板戏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不承当又怎样?现在人口结构的事实就是这样。不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中华民族恐怕要亡国灭种了。就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城市化,教育化,工业化和妇女职业化带来的高养育成本与低生育欲望,已经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想多生了。

退休问题上,是需要“后人承当”的又一前人伟业。今天延迟退休的问题,同样是为当年乌托邦的还账。

中共建政后,实行低工资高积累政策,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承诺职工可以受由国家包揽养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开头,这些工人都是年轻人,国家并无退休养老的负担,等到这些职工快退休的时候,发现先前承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根本无法兑现,国家无力或者说不愿承担这项支出,于是实行养老社会保险的改革。先前职工低工资高积累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建设资金,农民无偿提供大量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建设了大型国有企业,但这事国家不再提起;对于农民,国家要求他们自己养老送终;对于城镇职工,国家要他们到社保去养老,但是他们并未向社保基金缴过一分钱,社保中并无他们的账户。他们要领到养老金,就只有从现在工作的年轻人交纳的费用中支取。如果工作的年轻人一直远远多于退休的老年人,这个办法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由于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将来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越来越多,而交纳养老金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少。这一多一少的的反差,将社保基金的窟窿清晰地亮在人们的面前。

养老金的窟窿意味着,如果按照早些时候国家作出的最少缴纳养老金十五年,五六十岁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承诺,显然将来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前些日子一直传言要么延迟退休,要么延迟领取养老金,现在,靴子终于落地。中央说,考虑延迟退休。延迟退休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尽管这让人不爽。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红灯记》中革命后代李铁梅动情地唱到:“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几十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事业做了无数荒唐事,为这些荒唐事付费,买单,是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无法逃避的宿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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