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
【看中国2013年11月21日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要放开单独二胎，并且逐步实行延迟退休。
有人对于这两项改革进行分析后，认为，七零后受益最小。因为七零后由于年龄的缘故，对于生育二胎可能力不从心；而延迟退休则绝对无法逃避。
这种算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现在七零后的年龄在34-43岁之间，有一部分可能已经确实不好生第二胎了。生育二胎，对许多人来说，恐怕还存在抚养成本太高的顾虑。至于延迟退休，则不但七零后逃不了，我等六零后，也大概逃不掉。如果实行非常温和的延迟退休政策，每年推迟一个月，六零后也要面临延迟一两年的问题，如果每年延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则延迟退休的目标，在六零后全部退休的时候，就大体完成，以后无论七零，八零，九零，都会以这个年龄退休了。
实际上，允许单独二胎和延迟退休，都是为了应对突然到来的人口老化悬崖的政策选择。只是，放开二胎来得太迟，延迟退休来得太早。
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退休政策的调整，用一句不雅的话说，都是为以前的失误擦屁股。这让我想起文革期间一句著名的样板戏唱词：“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
计划生育政策，被列入基本国策，可谓是前人的事业了，现在，它的一切后果都不断地呈现出来，后人到了承当此事业的所有后果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存在多子多福的观念是很正常的。因为孩子就是劳力，还且还是养老的保证。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高生育率的民族。经历过上世纪三年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正如有人指出的，青霉素等抗生素的运用，极大地减少了儿童死亡率。原来一对夫妇生十个孩子，可能只有三四个成活下来，而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应用，一对夫妇生育十个孩子，就有六七个就能长大成人。
除了青霉素的应用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外，当时的制度也是有利于多生的。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当时实行了一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刺激了生育率的提高。比如，在农村人民公社，口粮是按照人头分配的，儿童口粮虽然少一点，但是与成人的差距并不很大，孩子口粮往往可能还有一定的节余，能补贴成人口粮的不足。当时教育也是可有可无，孩子稍大点就参加劳动，小孩子也由更大一些的孩子带着。这样，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相对不高。在城市，情况也差不多。城市口粮是定量供应，成人口粮紧张，而孩子的口粮可能还略有节余，很多人家，小孩子的口粮也是补贴成人口粮的一种办法。而在当时的城市，住房尽管极为紧张，但是单位或公家分配住房或租房的时候，要考虑家庭人口数量；孩子长大后的住房，也由公家分配，能不能分到当然要排队，碰运气，走后门，但是不需父母买房。当时学费很低，也没有什么高等教育，医疗费用也不高。这样，城市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较低的，多生孩子并无太大的负担。这就是说，超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乌托邦大锅饭，降低了每家每户养育孩子的成本，刺激了生育率。
这种做法看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这种乌托邦是不能持续的。很快，国家发现无法承受如此的高生育率，无法养活那么多的人。于是紧急实行计划生育，而且政策越来越严酷，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很快成为基本国策。当时采取这种急速刹车办法的时候，实际上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不去想这样的急刹车给几十年后会带来什么影响。人口结构的断崖，劳动力的稀缺，老龄化的到来，养老的难题，统统不予考虑；当然也可能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决策者和所谓的智囊们，其短浅的目光愚弱的心智根本不足以考虑这些长远的问题。他们当时忽悠人的说法，无非是“养老靠国家”之类蛊惑人心的大话。
事实上，降低出生率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这是降低出生率，使人口替代保持自然而正常增长的不二法门。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化程度越高，生育率就会越低；城市化程度越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人们的生育欲望也越低。如果大力发展经济教育，促进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生率是不会如此之高的，此后也完全不必如此紧急刹车，实行严酷的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以野蛮手段伤害数以十亿计的育龄妇女，并为今后几十甚至上百年埋下如此严重的祸患。可惜，当时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政策。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不能能全力发展经济；如果发展生产，也仅仅是发展与军事工业等有关的重工业，对于改善人们生活的轻工业服务业是不去发展的，给老百姓盖房子的房地产业更是不可想象了。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作为特权中心，必须保持尽可能小的规模和人口。为了维持这种特权中心的特权地位，必须实行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必须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与农村完全隔开，防止农民进入城市染指特权；为了甩掉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包袱，甚至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让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拒绝经济发展，拒绝城市化，低程度的教育水平，以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完全不利于计划生育。这种情况下，只好用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去遏制人们的生育冲动。
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断崖，给将来造成一次列无法弥补的困难。看来，革命样板戏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不承当又怎样？现在人口结构的事实就是这样。不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中华民族恐怕要亡国灭种了。就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城市化，教育化，工业化和妇女职业化带来的高养育成本与低生育欲望，已经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想多生了。
退休问题上，是需要“后人承当”的又一前人伟业。今天延迟退休的问题，同样是为当年乌托邦的还账。
中共建政后，实行低工资高积累政策，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承诺职工可以受由国家包揽养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开头，这些工人都是年轻人，国家并无退休养老的负担，等到这些职工快退休的时候，发现先前承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根本无法兑现，国家无力或者说不愿承担这项支出，于是实行养老社会保险的改革。先前职工低工资高积累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建设资金，农民无偿提供大量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建设了大型国有企业，但这事国家不再提起；对于农民，国家要求他们自己养老送终；对于城镇职工，国家要他们到社保去养老，但是他们并未向社保基金缴过一分钱，社保中并无他们的账户。他们要领到养老金，就只有从现在工作的年轻人交纳的费用中支取。如果工作的年轻人一直远远多于退休的老年人，这个办法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由于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将来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越来越多，而交纳养老金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少。这一多一少的的反差，将社保基金的窟窿清晰地亮在人们的面前。
养老金的窟窿意味着，如果按照早些时候国家作出的最少缴纳养老金十五年，五六十岁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承诺，显然将来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前些日子一直传言要么延迟退休，要么延迟领取养老金，现在，靴子终于落地。中央说，考虑延迟退休。延迟退休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尽管这让人不爽。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红灯记》中革命后代李铁梅动情地唱到：“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几十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事业做了无数荒唐事，为这些荒唐事付费，买单，是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无法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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