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算纳粹 看文革反思的前提(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04日讯】近年来，在对于文革的反思中，人们常借鉴和对比德国民众对于纳粹和大屠杀的反思，用来反思国内民众在文革中的全体责任。固然，有助于人们对文革的根源、成因、罪与责等至关紧要的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然而这样来反思文革，这样的借鉴和对比脱离了一个重大的前提，那就是当德国民众在对于纳粹和大屠杀的反思时，有着至关紧要的前提，而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却没有同样的前提，也不具备同样的条件。如果没有同样的前提和条件，怎么来借鉴和对比呢？
那么这个前提和条件是什么呢？
一、首先，二战和纳粹大屠杀的发动者和首恶们的罪行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和清算，首恶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它的标志就是1946年“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的世纪大审判。而在此后，对于纳粹份子的罪行持续不断地进行追究、搜寻和清算。195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开始对数以10万计纳粹分子的罪行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清算。承认希特勒和纳粹份子的罪恶，铭记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的历史，绝不允许悲剧重演等等早已成为主流社会和民众的共识。没有这样的首要前提，一切无从谈起。
二、其次，制定了系统的、完善的法律来杜绝纳粹势力的死灰复燃。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严格禁止使用纳粹标志，即使是“大屠杀否定论”的公开言论与行为也将受到严惩。195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开始对数以10万计的案件进行调查。在整个德国领土上，没有希特勒和纳粹首要分子的坟墓和任何纪念物。
试想，如果希特勒还被公开地祭奠和纪念，他的遗体供全民瞻仰，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他的纳粹法西斯思想还被用来指导民众，怎么可能让德国民众从道义上良知上承担自己的责任吗？
三、极其重要的是，通过学校的历史教育，培养年青一代的学生们正视历史、正视希特勒和纳粹份子的罪恶。2004年1月26日德国政府颁布了《柏林州学校法》，开宗明卷地在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育目的，首先是培养学生具有坚决抵制纳粹意识形态与其他追求暴力统治的政治学说。培养学生与纳粹意识形态作抗争的价值观世界观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这样的法律遍及德国所有联邦州。教学大纲在有关当代史的课题上，专门强调“纳粹独裁──问题和分歧”，“德国的民主和独裁”等必修的内容，要求学生深入了解德国是如何由魏玛共和国裁的，探讨和评价纳粹独裁是如何走上种族灭绝欧的道路，反思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在20世纪的时候竟出现如此野蛮的状态。众所周知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和《浪潮》都是德国学校首选放映的影片。当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在德国上映时，2000多万德国人含着热泪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部片子，引起了震撼性的反响。促使民众对于大屠杀的反思。
四、最重要的是，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正是德国政府首先勇敢地承认纳粹法西斯的罪恶，承担了这一历史责任，才使得社会民众有可能以同样的勇气来正视这一历史责任。否则的话，一切无从谈起。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纳粹受害者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这一举动震撼了全世界。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接着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所有这些纪念馆的宗旨都在于揭露希特勒和纳粹份子的种种暴行。所有这些纪念活动，都必定有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正是因为德国政府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在历史问题上率先表现了勇气、决心和诚意，才使德国赢得了民众乃至欧洲和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正是在以上这些主要的前提之下，经过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反省和自责，德国社会才有可能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才有可能使德国民众开始反思：“我们每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罪责？”德国年轻一代人才有可能开始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干了些什么？”并在德国主流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永远铭记这段恐怖的历史，永远记住纳粹法西斯的罪行，并要把这种认识世世代代传下去。
当我们经常提起文革余孽如何死灰复燃。实际上在德国也存在极少一部分纳粹余孽，但他们在德国非但成不了气候，更成为民众所自觉、自愿地群起而攻之过街老鼠，一则“德国群众制止新纳粹分子企图在柏林聚众闹事”新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德国新纳粹分子8日却企图在柏林聚众闹事，他们的倒行逆施引发众怒，被当地群众坚决制止。当天约3300名德国极右翼组织成员聚集在柏林东部亚历山大广场，挥舞着纳粹德国使用过的红色、白色和黑色旗帜，气焰嚣张和疯狂。
见到这种情景，大约6000名当地群众自发进入亚历山大广场周围街道，制止新纳粹分子闹事。一些群众打出了“再不要法西斯”和“再不要战争”的横幅。最后，那些新纳粹分子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德国民众的觉悟已经达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纳粹法西斯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而达到这一点，脱离不了以上的那些必要的前提。
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艾希曼等纳粹匪徒所犯的罪行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罪。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澄清这一罪恶，如何来反思文革中的那些同样骇人听闻的罪恶？
当我们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当我们借鉴和对比德国民众的反思深度的时候，能忽视以上所列举的几点重大的前提吗？没有这些至关紧要的前提，我们如何才能对文革进行认真地、深刻的、实质上的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