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29日讯】初步推算，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灰色收入仍然主要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居民。但分析发现灰色收入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社会面临严重挑战。
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收入(灰色收入)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腰包。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收入(灰色收入)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腰包。
过去8年间，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在2005-2006年和2009年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过两次调查，并形成了2007年和2010年两个研究报告。时隔三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作者基于2012年调查数据，完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试图对此作出回答。报告全文将发表于《比较》总第68辑(2013年10月)。本文是报告的详细摘要。
调查主要在全国18个省份(含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同)进行，覆盖66个大中小城市和14个县的县镇、建制镇。加上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分散调查，本次调查涉及了全国27个省份。调查的对象是城市和县镇、建制镇的城镇常住居民家庭。全部调查样本数为5756个，经检验后确认的有效样本数为5344个，筛除未达标样本412个。
基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情况调查数据，作者采用模型分析方法对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推算，计算收入差距和居民收入(包括灰色收入)的总量，及其在GDP中所占份额，讨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的体制性原因，并就所需推进的体制改革提出看法。
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
研究结果显示，估计2011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约为18.8万元，是统计收入的3.2倍。城镇最高收入与城镇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之比是20.9倍，更远高于官方统计显示的8.6倍。由于近年来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相对收入差距比2008年有所缩小，但绝对收入的差距和灰色收入总量仍在继续扩大。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
初步推算，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这与作者以前年份的估计相当一致，但灰色收入的绝对量比前两次的估计有进一步的扩大。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存在重大扭曲。
灰色收入仍然主要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居民。但分析发现灰色收入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社会面临严重挑战。
2005年 2008年 2011年
1.居民收入(住户统计) 8.32 13.20 19.65
2.居民收入(资金流量表) 11.29 18.59 28.50
3.居民收入(作者推算) 13.73 23.24 34.74
4.隐性收入(3-1) 5.41 10.04 15.10
5.灰色收入(3-2) 2.44 4.65 6.24
6.GDP(统计数) 18.49 31.40 47.29
7.GDP(作者估算数) 19.95 34.19 51.03
8.居民收入/GDP(住户统计数，1/6) 45.0% 42.0% 41.5%
9.居民收入/GDP(流量表数，2/6) 61.1% 59.2% 60.3%
10.居民收入/GDP(推算数，3/7) 68.8% 68.0% 68.1%
11.灰色收入/GDP(推算数，5/7) 12.2% 13.6% 12.2%
将这些灰色收入包括在内，使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都比资金流量表数据提高7-8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8%左右。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作者估计GDP总量数据也存在遗漏。粗略推测2011年的GDP总量可能需要上调8%左右，达到51万亿元。
由于资料不全和技术分析可能的误差，以上只是一个初步的估算，还有待更多的信息来验证数据的准确性，但灰色收入数额巨大并且绝对量持续增加的总体判断是成立的，并有很多证据支持。
这种情况导致的居民收入比重上升，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现象。相反，出现这样的变化，说明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收入(灰色收入)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腰包。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等)报酬，而往往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以及其他类型的寻租行为的结果。这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的情况非常严重，必须认真应对。
过去几年灰色收入膨胀的趋势，与2009-2010年实行的过于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导致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条件。
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其中，公共资金管理不善、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分配不当、要素市场缺乏规范、行政垄断扭曲分配、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公共服务部门腐败高发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使用一切必要的行政手段反腐外，还需要以渐进的方式，坚决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体制改革，推进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形成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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