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从哪里来？《国家器官》点名薄熙来(组图)
8月24日薄熙来与王立军在山东济南的法庭上对质。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中，没有触及薄案最隐秘的“炸弹”之一——活摘器官。
【看中国2013年08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欧阳光编译报道）8月26日（周一），中共对薄熙来案结束五天的庭审，德国之声形容这是“狗血剧情和荒诞政治”。在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中，并没有触及薄案最隐秘的“炸弹”之一 ——活摘器官。
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器官》（STATE ORGANS）一书的引言中直接点名了薄熙来和王立军。引言中说：据报道， 2012年薄熙来被免职后，温家宝在一次中南海的会议中谈到了活摘器官问题及薄熙来牵涉其中。
以下节选自Torsten Trey医生在《国家器官》一书中撰写的论文“处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他以器官移植医生的眼光，试图洞察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幕（小标题为译者加）。
2012年出版的《国家器官》（STATE ORGANS）一书的引言中直接点名了薄熙来与王立军。
文章说，2006年初，一则小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被指控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这让我感到困惑。不久，我阅读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第一版，说的正是这些指控。这份调查报告给出了17项证据，包括中国医院里医生的电话录音。这些医生在电话里说：他们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新鲜器官”。
这一年的7月，我到波士顿参加“世界移植大会”，特意找中国来的医生交谈。其中一位是“天津东方移植中心”资深肝移植外科医生Liu W。天津有三家医院做器官移植，该中心是其中之一。
当我问他们医院做过多少肝移植时，他答道“去年做了两千例。”我听了非常吃惊，仅仅一家医院就做了这么多的肝移植手术。于是我又问：这些器官从哪里来？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后来，我和另一位中国医生交谈。当时，他正在德国汉诺威大学一个与移植相关的研究实验室工作。他说他已收到了中国两家医院的邀请，那里要新开一个器官移植科。
我问，“中国并没有公众捐献器官的体系，为什么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还发展得如此迅猛？这些器官从哪里来？” 那位医生答道“去问问在外面的法轮功学员吧。”在会展中心外面，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展出了有关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讯。这位医生以他的方式回答了我的问题，即器官来自于这个受迫害的修炼团体的成员。
之后，我对在中国如何获取器官的做法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才意识到其违背伦理标准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让我想起了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体实验。
由于有医生的参与，我觉得有责任从医学界内部对这种反人类罪的行为作出反应，因此，2006年成为了我医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决定主持 “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工作。
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
我想深入检视一下中国官方如何解释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的说法。2003年至2009年期间，在整个中国，只有130例的自愿器官捐献。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讲究死后保持“全尸”。因此，在中国，公众捐赠器官的体系很难站得住脚。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在这样一个国家，在死刑犯中突然有这么高的比例“自愿捐献”呢？从另一方面来看，想想看，中国每年1万到2万例的移植手术需要多少囚犯才能提供足够的器官？更何况并非每一名死囚都适合作器官“捐献者”。
无论有没有“本人同意”这道程序，在中国，所获取的器官大多数是建立在“供体”死亡的基础上，而这种死亡不是由于事故或自然死亡，而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在说的是从被处死的囚犯和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包括在“供体”还活着的时候摘取器官的情况。
1999年后中国的移植迅猛扩张
在中国，从被处死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始于1980年代中期。他们承认从那时起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死囚。虽然据估计被处死的犯人人数很多，但是数字稳定。但是1999年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急剧增加，2005年达到2万例的高峰。同样，中国的移植中心从1999年约150家增至2006年的600家。
从1999年后器官移植超过指数性的增长可以看出，移植中心大规模的扩张显示了对获取无限量的器官供应所拥有的超乎寻常的把握。在一个缺乏有效公众器官捐献体系的背景下，这就更令人惊讶了。
1999年后，除了器官移植数目飙升之外，人们还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中国医院的网站表示，可以在1到4周内为外国患者提供匹配的移植器官。此外，中国的大学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邀请外国移植专家来做示范，包括向他们征询愿意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做手术。
如果超过90％的移植器官来自被处死的犯人，那么，必须等待法官判决后才能去寻求囚犯的器官。中国的法律要求死刑犯在被判决后7天内执行，那么，可以在行刑前7天内安排器官移植，但不可能超过7天。因此人们会问，怎么能提前14天或更长的时间安排器官移植呢，还可以预定一天中的什么时间进行？
人们可能会猜想，是否是处死的囚犯数量超过了估计的数目，因而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器官；或是因为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庞大的器官来源。
如何解释“按需供应”获取器官？
要达到一年有1万到2万的移植数量，每天需做27例到54例手术。由于年龄或疾病，使一些囚犯的器官无法用于移植。血型、组织因子等都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令人更加怀疑中国的医院怎么能如此快速、具体地响应器官移植的需求？
如何解释中国这一“按需供应”的器官获取系统？ 人们很轻易会想到，除了官方用死囚来解释外，一定还存在另外一群器官供体，随时被摘取器官。
从《血腥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第一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重要的证据，就是法轮大法学员成了这个活体器官供体库的主要选择对象。从1999年遭受迫害和酷刑折磨以来，当局非法关押了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
我在亲自与一名法轮功学员交谈后警觉起来。他在被关押的两年时间里，尽管没有健康问题，却被验了10次血。许多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都表示有类似的经历。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照X光、超声波、验血这些专门的体检，同时又对他们施行洗脑、苦役和酷刑折磨，甚至折磨致死呢？这些体检肯定不是为了受害人的健康考虑，因为停止迫害就可以不花成本而达到这个目标。这不得不让人想到，给他们做体检是为了建立一个医疗数据库，对潜在的活体器官供体进行系统分类。
我们推测，就在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精神运动后不久，大约在 1999年到2001年之间，原本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结合到了一起，他们成了移植器官的来源。中国医院网站上的广告说肾移植是6万美元，肝移植是10万美元。一些军队医院的网站甚至炫耀说器官移植是他们的头号收入来源。
是医学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这种恐怖场景令人们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正是这种“残忍到无法相信” 的模式十年来成为最好的掩盖。或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对Jan Karski的回答。当Karski报告说他亲眼目睹了在纳粹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大屠杀时，Frankfurter回答说，“我不是说你在撒谎，只是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事情。”众所周知，无法相信并没有阻止人们在纳粹德国的毒气室里继续被屠杀。
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对Theresienstadt犹太区的检查对我们是一种警示——检查人员错误地将毒气室看作淋浴设施，错误的结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鉴于我们手中掌握的这些间接证据，以及Theresienstadt调查骗局的教训，我们呼吁对中国进行专业检查。
没有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医学就失去了其高尚的目的。为了做移植而杀人取器官，这不仅仅是一种反人类罪行，也与医学的使命背道而驰。现在是医学界采取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