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47周年祭

【看中国2013年08月04日讯】1.卞仲耘校长“文革”被殴打致死47周年祭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学生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遇难47周年忌日。

20013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长遇难47周年忌日。卞仲耘是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2007年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了致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他的要求，并表示等候收信人回音。

92岁老人王晶垚的呼声：过去和现在的师生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那个惨案。

5年多过去，当卞仲耘校长遇难忌日到来前夕，我再次采访了现在已92岁高龄的在北京的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您写了信，到现在有没有回音？实验中学那边有没有什么音信？”
王晶垚：“没有回音。”

主持人：“47年，再有3年就是半个世纪了。当这个忌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您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王晶垚：“师大女附中这些年，‘文革’以后几十年了，后来的校长袁爱俊他们把‘文革’以后的时间也当‘文革’来过。”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能提供一点例子吗？”
王晶垚：“师大女附中成立9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专门纪念90周年，当时的校长袁爱俊，她在‘文革’以后很多年还当作‘文革’时来纪念‘文革’的事情，好像迫害卞校长还是正确的。他们实际上还把卞校长当作‘文革’的对象来对待。”

主持人：“后来您写了信……”
王晶垚：“现在袁爱俊不是校长了。”

主持人：“她退休了。后来的校长他们有没有……”
王晶垚：“后来的学校领导对于这件事情从来不提了，而且从来同家属没有任何联系。”

主持人：“据您所知，现在实验中学学生有没有机会知道卞校长这回事情？”
王晶垚：“他们根本不提这件事。”

主持人：“您今年高寿？身体怎样？”
王晶垚：“今年92，身体可以。”

主持人：“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您看中国现在的事情，有什么话说？”
王晶垚：“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很多关于共产党整党的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谈‘文革’的问题。‘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是现在没有人谈‘文革’。今年的8月5日，希望你们电台能够继续发出声音。”

主持人：“您现在是怎么样的心情？”

王晶垚：“现在是希望女附中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天，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后来的学生也不要忘记，都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惨案。”

王友琴：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从台上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3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王友琴：历史特别事件——卞仲耘之死与毛泽东“8.18”天安门与宋彬彬对谈。

王友琴博士认为：“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8.18”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其后教师被打死人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个死亡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王友琴：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女附中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友琴了解到：“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3点40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件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王晶垚：致信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各方置之不理，我强烈抗议，要求有关部门表态。

2007年9月9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庆祝九十年校庆。同年12月22日，王晶垚发表了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并要求给予回音。

5年前的2008年8月4日，王晶垚先生谈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我写公开信强烈抗议，现在他们居然置之不理，有关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

到现在我仍然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应该表态。这就是我今天在卞仲耘校长惨遭红卫兵杀害42周年的前夜，表示我最强烈的抗议。

我希望中国民主化，改革开放能够做得更好，关心这个案件的正义人士都来关心这个情况。”

又是5年过去了，王晶垚先生已经92岁，他仍然没有等到任何回音。

2.再忆卞仲耘之死

王晶垚：1966年8月5日早上预感危险，夫妻握手告别。

王晶垚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王晶垚：“当时在共产党最高领导的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暴行，是‘红卫兵’中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进行这个暴行，残杀了自己的校长。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垚：“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王晶垚：8月5日前后三天，接连死3位同我有关的人。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垚：“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集体谋杀》，她出过一本书。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那时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3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3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在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

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

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

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垚：“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我回家（5日）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王晶垚：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垚：“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早在学校已经完全被打死了。这个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讲得很具体。”

林莽：听到嚎叫，见游斗被墨汁涂脸的人们。

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

林莽：“当时我是个‘右派’嘛，还在劳动，‘学校专政’二十几年，我被划成‘一类右派’，劳动教养，送到茶淀劳改，饿死过去救转来，这样才回到单位，是作为病号回来的，就在资料室、图书馆。

8月5日那天，听到外面鬼哭一样嚎叫。我一看，外面人排成队，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胡志涛，校领导，其他几个是教务主任，副校长啊，刘致平等人。那个情况实在……我们历史上几千年……今后怎样我很难说，搞成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场面——

卞仲耘、胡志涛，她们的脸用墨汁全涂黑了，就看见眼睛和牙齿。嘴巴还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是走资派！我该死，我该斗！……’每个人都这么喊。

卞仲耘手上拿着扫地装垃圾的铁簸箕，胡志涛拿着个脸盘，另外还给他们个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断挨打，就是因为要他们声音大些，要他们嚎，喊得不够响就打。他们就拼命鬼一样嚎叫，不停挨打。

这时，其实在大操场我没看到的情况下已经批斗过了。批完游斗，游到后面小操场上来。”

林莽：被学生踢打，终于倒下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打来打去，下午终于倒下的是卞仲耘，因为卞仲耘比较胖一点，打她最厉害。因为她是学校的书记，又是副校长，人都已经倒下了，‘红卫兵’踢她，说‘你装死’，让她起来，当时起不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再踢……

这些‘红卫兵’就在这一、两天之间，变化很大。过去没有哪个穿草绿色军服，还箍了个‘红卫兵’袖章，脚上过去也从来没见过一下都穿翻皮军用皮靴。用穿着军靴的脚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林莽：“劳改”捉弄与折磨

林莽：“后来‘红卫兵’打累了，就改个办法‘劳改’。发现有一堆砖，还有沙，就捉弄他们。让他们把砖搬到这边来，搬完再搬回去，来回折腾。

这时卞仲耘还倒在地上，她稍稍苏醒一点点，还重新慢慢爬起来，她也想来帮助，就走不动了。这时我就没再看，因为我还要打扫厕所去，这边情况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扫完厕所，‘红卫兵’又来叫我，这时已过了相当长时间，跟着她们到了女生宿舍。因为她们让我平时打扫女生宿舍厕所，我知道扫把等东西在什么地方，宿舍楼厕所外间是盥洗室，里间是厕所，我到那里发现她们已经把卞仲耘弄到这儿，她没倒下，可是也站不住，扶着靠着墙。让我递笤帚给她，让她打扫，她没接住我递的笤帚，倒下来。一倒下就再也没爬起来。

‘红卫兵’到盥洗室装了一盆水，朝她头上泼去，泼得她一身是水，还不能醒。这时我跑开了，没有心情看一个人受难，我又回去了。”

林莽：目击口吐白沫和后来死亡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没过多久，又来叫我。这次是在女生宿舍楼中间对着操场的门台阶上，已经挪到外面来了，卞仲耘躺在那里，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还没有完全死，她的眼睛还翻动，说不出话了。女‘红卫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来，放到平板车上。我就抬，她两脚上的鞋子、裤子都湿透了。

就在我把她两脚刚刚抬起的时候，一抬头，很多女‘红卫兵’、学生都在围观，她们为什么还哈哈哈哈笑？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不是个‘右派’吗？让个活着的‘右派’，抬个快死的‘走资派’，她们觉得好笑。这时我突然感觉耻辱、愤懑、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当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两脚放下来。结果有穿着军靴的脚朝我后腿上猛踢了一下，没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后校工老白他们怎么把她弄上车去，抬到后面小操场厕所的门口，有棵树，我还要在厕所干活，才发现卞仲耘在树底下（车上），这时已经完全死了，身上盖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放了把长笤帚，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主持人：“当您看到大字报上压着笤帚的时候，是大概几点钟？”
林莽：“相当晚了，大概三、四点以后。她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陶洛诵：那天特别特别热，他们跪在高台上。

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原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陶洛诵回忆1966年8月5日下午——

陶洛颂：“卞仲耘挨打是那天在操场上，天特别热特别热。‘红卫兵’让他们一些人跪在那个高台子上。我对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实际是一种抗议。几个‘红卫兵’提着棒子在台子上，后来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白天看见这一幕，我想‘坏了’，因为我母亲是教师，‘打人风’一开始，回去我跟母亲说，母亲说‘前景不好’，因为高干子弟他们这种行动，有什么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会，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边支持和指使的。”

当年在校一高中学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动了没人管。

一位现在北京已经退休的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说：“那天我到学校去，看到一队‘红卫兵’押着卞仲耘他们几个人，挂着牌子弯着腰，往前走，游街一样。她们就在后边扔糨糊瓶、炉灰，往他们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里发抖，觉得她们怎么这么狠毒，这样打人，这样折磨人，我心里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是什么坏人。

后来我们出身‘右派’什么的几个人，找了个特别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没人去的地方呆着去了。后来等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操场上没人了，卞仲耘一个人躺在操场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动了，没人管。”

主持人：“那是几点钟？”
当年学生：“记不清楚了，过后听说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么折磨，给折磨死了。”

王晶垚先生：卞仲耘遍体鳞伤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当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医院。

王晶垚：“女附中对面的邮电医院，在场的就是7个人——宋彬彬、刘进……我有名单，这名单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就是当时他们叫什么委员会负责的，掌权嘛。刚一上来，他们很慌张。后来名单是我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的4个孩子也去了，他们让我的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大女儿当时大学一年级，在中国科技大学，20岁。学校通知我的时候，我们先到医院，后来才通知她从科技大学赶到医院的。二女儿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师大一附中。老四，女儿在师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长那年多大年纪？”
王晶垚：“50。”

主持人：“您当时见到这几个人，让他们留下了名字，这时候您见到卞校长遗体没有？”
王晶垚：“见到了。”

主持人：“是什么样子？”
王晶垚：“遍体鳞伤，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还睁着的。在殴打过程中，有女生踢她头、身上、手上。还有个学生到最后站在她头上。我们看的时候，她的脸上、头部有伤。后来到了医院太平间、脸上就发紫黑色。到了火葬场，9日火化之前，她的脸全部变紫黑色了，那真是惨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为孩子们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儿找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照片上脸上盖着布。”

王晶垚：当时买相机拍照，存照片、遗物至今*

王晶垚先生当时买了照相机，照下很多照片、连同卞仲耘校长的遗物保存至今。

王晶垚：“到医院以后，看她遗体时，她上身的衣服就没法穿了，就给剪开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王友琴：高层得知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打死，可是没有人制止这样的暴力行为。

王友琴：“我想，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不但对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样大规模暴力事件发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是北京第一个发生的‘红卫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来办公室等等都已经来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饭店，当面向当时北京的第二号负责人吴德汇报这个事情。可是没有人来制止这样的暴力行为。”

王友琴：毛泽东了解这些，这正是他想要做的，高干子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友琴：“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们有非常著名的谈话。

毛泽东了解这些。其实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为在他发动文革的著名的‘5.16通知’以及后来8月8日的‘十六条’里边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分子’。‘8.18’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这样残酷的事情，即用一些当时年龄从14岁到19岁之间的青年，用拳头、棍棒把大概是两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和残忍。

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有非常多的高干子弟。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特别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时候，这个学校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大概占了百分之五十。

我们也看到‘红卫兵’运动都是在这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开始形成的，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这些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地方，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有内部消息，也知道‘文化大革命’指导的文件和方向，他们也以革命的主导力量自居。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对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谈不上忏悔。

假如我们到现在还认为，杀死校长是一种‘光荣’，那么今天怎么可以有我们现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