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不知“中国” 敢问谁人知其来历(组图)
【看中国2013年08月03日讯】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何尊”仿制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國”了。
“何尊”铭文（红圈内四字为“宅兹中或”）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國”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说，“古或、國同用。”
这样，他就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他还指出，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周文王》（明·佚名）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征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
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孔子憑几像》(唐·吳道子)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孔子像》（宋·马远）
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因此，齐国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如果按照“五服”来分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繁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
后来，他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所以，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他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他这样回答，就是承认秦为中国了。可他对于来中国争霸的南蛮楚和吴、越，虽然也关注了，却没有这样来评价。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
于此，我们可见孔子的伟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他自始至终维系着。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他在封建制的礼崩乐坏中，时常梦见周公。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乃儒者的思维方式。
《春秋》立史，道统始有载体，中国亦有文化可倚。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他的历史观像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
如果说传说中的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创立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不是所有的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一样，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