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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活命 广州人大逃港 (组图)

2013-07-26 16:00 桌面版 正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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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07月26日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导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使社会陷入混乱。彼时,广东逃港潮风起云涌,持续30年。

从广州到香港需要多长时间?广九直通车2小时,和谐号1小时20分,莲花山高速客船1小时50分。但33年前,大批的广州人前往香港,需要花上十几天甚至数十天。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导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使社会陷入混乱。彼时,广东逃港潮风起云涌。为了逃离贫穷、饥饿、政治迫害,或者摆脱下乡务农的命运,30年内,60万至近百万内地居民浩浩荡荡越过深港边界,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香港居民。为了去香港,广州甚至发生过万人冲击火车站的事件。

内地和港英政府对于逃港者的政策均几经变动。内地曾大开边境放行,也曾紧急遏制。港英政府一度宽松接纳,一度要求他们进入市区、接触到在港亲人方可留居。在政策的夹缝中,他们几乎以性命为赌注选择未来的道路。徒步、混车、泅渡、翻越铁丝网,有人成功留港、有人无功而返,还有人命丧大海或荒野。

潘子政和张宇德分别是上世纪60代、70年代从广州出发的逃港者,他们逃港过程中关于子弹、沉船、狼狗咬、临境遣返、“生离死别”的遭遇,是众多逃港者经历的缩影。

暑期与妻子游泳时,张宇德会想起自己年轻时水里矫健的样子。早年在珠江里练游泳,他一气可从广州珠江大桥游到石门。当年以知青的身份几次偷渡香港,都在大鹏湾的海水里扑腾一整夜。而现在,他游个上百米就要歇会。40年的光阴过去,他比以前胖了不少,但样貌却没太大的改变。

偷渡香港的经历和磨难,如今他说起时,一直面带笑容。当年那些沮丧、伤痛、苦楚、激动的情绪,好似他大腿上被边防军队狼狗撕咬的伤口,疼痛早已不再,痕迹却无法磨灭。

泅水一夜抵港被抓

边境遇警察表哥不徇私,被遣返

1977年5月的一个早晨,25岁的张宇德在深圳大鹏湾海水中泡了一宿,精疲力尽。七八点钟的样子,香港方向的海滩、岛屿蓦地映入眼帘。他精神一振,又开始奋力游水,但香港水警船片刻间也出现在面前。

这是令偷渡者最沮丧的事情。依照当年港英政府正实施的“抵垒政策”,内地非法入境者若偷渡香港后能抵达市区、接触到在港亲人,便可留居香港;若在边境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

被押解上船后,和警员攀谈间,他提起自己的亲表哥也在香港水警工作。“徐继兴”,张宇德报出的名字让现场警员大为惊讶。不仅确有其人,且当时人在船上。此人正是负责他们所在船只的警督。

素未谋面的表哥在反复核对确认各种家庭信息后,决定与他相认,并应允船靠岸后为其筹谋逃脱。张宇德的沮丧顿时转化为一线希望,心里甚至开始有些小雀跃。“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但水警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的双手还是立即被手铐束住,随后被押送至香港打鼓岭警署。他只得认命,此前办假证明乘车的冒险,徒步12日、游水一夜的辛劳又是白费。他把妈妈临行前给他傍身的手表和戒指除下,留给了表哥。他想,反正去到收容所,这些东西也要被没收。

时隔1年,张宇德偷渡成功成为香港居民后,徐继兴将悉心保管的手表和戒指交还,并向他解释,虽是不忍,但实在不能徇私违纪。

初次偷渡遭警犬咬伤

押返回县后批斗贴大字报,定性“投敌”

那是张宇德第三次偷渡失败。最令他心有余悸的偷渡经历是第一次,他的大腿上,到现在还留着4个1指左右长的疤痕,是被边防军警犬咬伤留下的。

1972年4月他随着同伴坐车到惠州,再徒步8日翻过了梧桐山,准备夜深人静时从大鹏湾下水泅渡入港。夜晚9时许,躲在山上的他们被境内驻扎部队的警犬发现。大狼狗吠叫着扑了上来,张宇德两腿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伤口几个月后才开始结痂。同行的伙伴也被狼狗咬伤小腿,双双被逮捕。

这并不是最糟的境遇。被警犬咬伤后的几个月,张宇德辗转深、莞、穗等多个收容所,最终被押解返回海南文昌县———张宇德当年下放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所在地。偷渡的事情在海南极少发生,而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半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不似普通农村生产大队的松散,偷渡一事被定性为“投敌叛国”。返回建设兵团后,他被贴大字报、集中批斗。一个夜晚,在兵团食堂,整个连队200多号人开批斗会。批着批着,便有人上前对他拳打脚踢。张宇德记得,有人抄起脚上的木鞋,劈头盖脸地向他扇去。而紧接着,又有人拿来了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结好吊起,另一端挂在他的脖子上。“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此后的一个多月,他被限制行动,上厕所都有民兵在身后跟着。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张宇德回忆。

那次之后,张宇德便回到广州,家人疏通关系设法将其户口转到河源。以后的几次偷渡未遂虽被遣返,却也再未受到这般折磨。

下放返城无望才逃港

6年4次偷渡终入市区,获居留资格

张宇德是广州人,其父在1949年前在穗开手工皮革厂,“文革”开始后被评定为资本家,被红卫兵轮番批斗。

1969年从广州十三中初中毕业后,16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做了知青。原本在城市生长的他也开始学着干农活。下放单位的主要活计包括割橡胶和种庄稼。割橡胶需避开阳光,张宇德在文昌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下午还得干其他农活。兵团每月每人配给40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来块。

张宇德说,想逃去香港原因除了下放生活条件差外,还有就是返城无望,担心要干一辈子农活。

在海南一干就是三年没回家,彼时,广东省内知青的偷渡逃港潮已是风起云涌,对此张宇德却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71年返回广州探亲。同年4月,姐夫策划偷渡并邀他结伴而行,他惴惴不安地探试父亲态度,却没想到父亲一口答应。“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6年时间内,张宇德总共进行过4次偷渡,终于在1978年5月13日成功偷渡进入香港市区,获得在港居留资格。

两次携女友逃港失败

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走,如“生离死别”

张宇德4次逃港的经历中,两次有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太太梁淑文的陪伴,这两次都经历了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

1977年那一次,他们经过五六日的跋涉,抵达惠州市惠阳县城。晚上11时,却在山坡上被当地人发现踪迹。一时间,狗吠、人声齐齐向他们逼来。两人慌不择路地往山上跑,梁淑文却一脚踩空,从小山头跌下,再站不起身。黑暗中,两人相对无言几个小时。“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于是就决定天亮后她呼救,我看到她被救后悄悄离开。”就这样,张宇德眼睁睁地看着民兵将女友带走。

而1978年那一次,张宇德与梁淑文以及另一同行者,已经在香港元朗一带上岸,最后关头却在山头踢到响罐,惊动香港边境士兵。三人被冲散,梁淑文不见踪影,张宇德与另一人被控制住,由一士兵看押在山坡上。两人决心一赌,反方向分头逃跑。张宇德赢了,士兵追逐他的同伴顾此失彼。但同时他也发现,梁淑文也已被抓。无计可施,只能又一次眼睁睁看着她被带走。

时隔一年两人终得团聚。1979年3月的一天,张宇德突然接到电话,说梁淑文成功抵达香港边境,躲在打鼓岭的一个养鸡场内。张宇德记得,怕被人发现的梁淑文躲在鸡栏里,他交了3000块钱把她接出来。买了把伞,把她打扮成新界农民的摸样,带回了市区,领到了居留证。

1981年,两人在广州完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抚今追昔

羡安乐爱自由

定居香港四五年后,张宇德的生活逐步稳定,1986年在港拥有了第一套住房。期间他做过印刷工人,摆摊卖过小吃、衣服,在塑料厂当工人,在码头做过搬运工。2000年后,开始在内地投资做生意。2006年在江西投资木板厂,2008年在东莞投资了一家休闲洗浴中心、一家酒楼。今年60岁的张宇德在内地已到退休的年龄,但目前他还没有休息的打算。

常年两地奔走,张宇德眼看着内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生活富裕起来。但这念头也只是一晃而过,他终究还是觉得现今香港的生活让他满足。还有早年买下的几套房子,那是他给自己预备的养老保障。“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那些以性命为赌注提前换取的自由,始终是他心中的骄傲。

张宇德逃港经历

1972年4月,张宇德与同伴坐车到惠州,再徒步8日翻过了梧桐山,准备夜深人静时从大鹏湾下水泅渡入港,被抓。

1977年,张宇德与女友梁淑文,经过五六日的跋涉,抵达惠州市惠阳县城,夜里女友被民兵带走,逃港失败。

1977年5月,25岁的张宇德在深圳大鹏湾泅水一宿,香港海滩已然在望,但被水警抓住遣返。

1978年5月13日,张宇德成功偷渡进入香港市区,获得在港居留资格。

1979年3月,梁淑文成功抵达香港,两人团聚。

潘子政:躲过子弹经历沉水和同行买船潜入港

香港观塘裕民坊的一栋高层民宅单元门口,今年73岁的潘子政戴着玉扳指、摇着蒲扇,坐在他的代书、算命摊前。除了身体不适时,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下暴雨时,他就把摊子往屋檐下挪一挪。

躲过了子弹、经历过沉船、承担了做“蛇头”的风险,潘子政于1968年从广州偷渡香港成功定居下来。退休后的他,摆了这个摊子,打发时间。

香港的生活并未如他早年所期“打出一片天地”,但他认为能够成功留在香港,生活安定,便是命运好的安排。

子弹

初次上路遭遇子弹飞过

1962年5月底6月初,当广州爱群大厦下散步纳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相传“英女王生日,边境大开三天”并跃跃欲试的时候,22岁的潘子政压根没当一回事。他不信,因为3个多月前,他才从边境“死里逃生”。

那是他第一次设法逃港。筹谋了半年多,他和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结伴而行,时间是1962年年初。

一个斜挎的军用小书包里装了几件衣服,几包饼干,他们带着最简单的行李上路。先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探望那里的朋友。之后坐火车佯装返回,却在樟木头就下车了。在当地的一个铁路桥下,等到夜晚,便沿着铁路再往深圳走。

一个小时,大约才回到平湖,就被边境巡逻的士兵喊住。他们不敢回话,撒腿就跑,枪声紧接着就响了起来。“至少有2枪,感觉子弹就在我们身旁飞过。”潘子政回忆说,他们猫着腰,半个小时到了山里才稍稍休息。本想尝试着再往边境的方向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走错路到了往惠阳淡水方向。只能返回平湖,再坐火车回广州。

回家后的那些日子,那两声枪响还留在心上。但这并没有打消潘子政要去香港的念头,但他决定,再也不走陆路。

家世

成分问题影响找工作

在边境可能会挨枪子的事情,其实潘子政心中早就明了,他有朋友曾经历这样的事情。

那个朋友,兄妹俩从广州去往深圳河边境,河水很浅,趟水就能去到香港。妹妹看到近在咫尺的香港,跳到河里往前冲,被驻守边境的解放军发现并制止。但她没听,当场被击毙。

但他还是想去香港,因为他向往那个“可以凭能力赚钱”的地方。

他早年对香港的印象来自同父异母大哥的描述。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大哥,小时候在香港南华中学读书,后来考中香港大学。大哥对他说,香港是个自由、公平的社会,凭智慧和能力能打拼出一片天地。

潘子政是佛山南海人,出生时家境殷实。家里有田地,祖屋是中西合璧的青砖大屋,有花园、有鱼池,父亲那一辈在佛山南海官窑沙头村开医社、酒楼。土改时房屋、土地、产业都被没收,父亲服毒自尽。之后,母亲靠做小贩养家,十几岁的潘子政也跟着挑担养家。

曾在广州汽车技术学校读书的他,毕业后就留在广州工作。在西湾河建筑工地上打散工。做的是清理泥土、搬建筑废料的活计,工作不稳定,且非常辛苦。有时候一个月能挣五六十块钱,比工厂的工人月收入还高,但也有不少时候根本找不到活干。

因为成分的问题,在寻工上屡受挫折。1962年逃港失败后,他曾进入佛山动力机械厂做学徒。一年后工厂搬迁去韶关,他却因为家庭工商业地主的成分,被当地政府禁止调动,失去了这份工作。

于是,连母亲也支持潘子政去香港“搏一搏”。早年见过大世面的她,希望儿子的未来有好的前途。

转折

偷渡遇沉船,却结识“盟友”

1967年12月潘子政开始再一次冒险,他通过蛇头安排,准备坐船去香港赤鱲角。“每人交500块钱,是我当时所有的积蓄。”

船从河南凤安桥下水。这座小桥位于现在海珠区工业大道北与洪德路的交界处,横跨的河涌流入珠江。附近一带当年是农产品集散地,顺德的农民把蔬菜等农产品走水路运到凤安桥卸货,去旁边的街市上卖,再装回瓦缸运回顺德去销售。

搭乘的是一只破旧的木帆船,只靠风帆动力,帆还是用面粉袋子做的。那一船有多少人,潘子政已经记不清楚。只知道船舱里挤满了人,无法入睡。天未亮时,船抵达珠海对开海面的淇澳岛时突然变天,起了大风浪。船左摇右摆,船舱开始渗水,舱里惊呼声不断。船还没沉下,就被驻守的解放军战士发现,救了起来,无人伤亡,但全船人集体被遣返往广州。

这一次狼狈的行程,却被潘子政视为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在遣返拘留的路上,他结识了一位何姓朋友,最终他们合作成功抵达了香港。

这位朋友的父亲当年是一家民航公司的经理,正是他竭力主张潘子政与其子再次放手一搏。因为遣返已经留下案底,无路可退。

抵港

充当名义“蛇头”被记入档案

何姓年轻人的父亲亲自张罗了下一次行程。找来了一批愿意掏钱上路的同行者,收取500-1000不等的昂贵船资。筹得的钱,1000块钱买船,3万元雇人开船。他未向潘子政收钱,但要求他答应一个条件———充当名义上的组织者。如果成功抵港,剩下的钱对半分。万一被抓住,后果即便是枪毙,也由潘子政承担。

“我那时已经没有钱了,只能出卖自己。”潘子政答应了这个条件,1968年农历新年过后,他们启程。

还是凤安桥,中午12点上船,开到东莞樟澎,船在那里停着,等到天黑再往香港方向走。船上有36个人,家里都有亲戚在香港。为了躲过检查,大部分人在船舱。甲板上只留5人,扮作货船。因为人多,船吃水深,在甲板上放满瓦缸,以做掩饰。

晚上一出发,走近珠江入海口遇到巡逻船,但顺利过关。第二天9点多到香港赤鱲角,大家一下船就拥抱欢呼,仿佛是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情。

后来,一船人被送往湾仔水警处。警察盘问时,所有人均指认潘子政为蛇头。他分辩,但警察不信,仍记入档案。他被送去域多利拘留所,呆了7天后被亲戚保释出来。

潘子政的香港居民身份证的签发日期是1968年3月,便是他成功抵港的那个月份。

抚今追昔

信命运明得失

成功定居香港后,潘子政用分到的钱做过生意,但接连失败。后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做维修技工,也做过酒店锅炉技工。最后进入香港食环署的外包公司工作,并在那里退休。2003年8月左右,他在香港观塘裕民坊摆了个摊位,做代书、堪舆算命的活计。

潘子政记得,之所以自己被选中免费上船并充当名义上的“蛇头”,是因为何姓年轻人的父亲请了广州第一堪舆学家看相,那位先生称潘子政的面相忠于主人,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如今自己也干这行,他已明白个中缘由———“声若洪钟、丹凤眼、脸型轮廓饱满,这些都是尽忠职守的面相。所以我会被选中,所以我们能成功。”他现在开始相信,能赴港成功自有命运的安排。

说到命,潘子政又想起一件懊恼事。当年出发前,何姓年轻人的父亲嘱咐,若是逃港事成,抵达香港后先用分到的钱买房子,安生方可立命。他在一边听得真真切切,却不以为然。后来自己生意失败,钱败得差不多了。那个朋友在香港楼市低迷时买的房子,后来价格一路飙升。“下巴不够翘是我相格不足的地方,所以抓不住机遇,虽然留在了香港,但晚年光景也就是一般。”

既信命运,潘子政反而豁达开来,也不再衡量舍命赴港的得失成败、值得与否。他想,如今生活安定,家庭和乐,已是命运的眷顾和善意安排。

潘子政逃港经历

1962年春节后,22岁的潘子政和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在平湖被边境巡逻士兵喊话,逃港失败。

1967年12月,通过蛇头安排,从位于现在海珠区工业大道北与洪德路的交界处出发,搭乘的是一只破旧的木帆船,船在珠海对开海面的淇澳岛时沉水,人获救后被送回广州。

1968年3月,仍旧乘船,终于到达香港赤鱲角,获得居留权。

广州逃港持续30年,1962年万人挤爆火车站,1979年达最高峰

东站事件”惊动中央


当年的广州白云路广九火车站。网络供图


香港警察押送逃港者前往遣返地。网络供图

 


当年香港边境到处是逃港者。网络供图


当年港英政府押解逃港者,不少被押者跳车逃跑。当年跨过封锁线的人们,或已作古,或已年逾古稀,当年的见证者,也在逐渐离去。(翻拍历史图片)

白云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两旁的大榕树上都爬上了人。一有火车到站,人群就呼啦啦地涌动,压向火车站大门。没法检票了,人们就直接往里冲……这是1962年6月1日的广州火车站。风起云涌的逃港潮中,广州并不例外。“英国女王生日,大赦边境3日,没通行证也可进入香港”的消息,在广州街头巷尾四散开来。谣言搅动,人心焦躁,广州火车站一带最多聚集了上万人,要乘火车去深港边界,史称“东站事件”。

这既是人们对大跃进后经济困难的不满的反映,也是边境政策骤然变动的刺激。事件发生前,广东边境与港澳的来往一度开放,逃港人数猛增,于是又开始硬堵。

“东站事件”并非广州逃港的开始或结束。广州市志记载,偷渡逃港现象1951年开始在广州出现,1979年达到最高峰,仅偷渡截返被收容的人数就达5.3万。改革开放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逐渐消失。

连续几日上千人连夜等票

“东站事件”中的“东站”所指,并非今日天河区广州东火车站。早年位于白云路的广九火车站,上世纪40年代起改名叫做“广州东站”。1951年,再度更名为广州站,但广州民众仍然惯以“东站”指代。

1962年6月1日早上,白云路上的景象让家住大沙头东的小学生陈炎(化名)吃了一惊。原本直行可通广九小学的白云路被堵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都是人。他只得返回走到东沙角路,从越秀南往东直走到筑南大街,最后从小巷中穿出广九邮局旁的白云路段,绕行进学校。

现年61岁的陈炎说,当时他还不知发生何事。第二天中午在校门口,一个陌生男子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香港。他后来还听说,学校的一位老师也挤上火车去了香港。其实在四五天前,平日里充裕的广州-深圳火车票刚开售就卖空了,广州站售票窗口大排长队。虽然当时火车票预售期仅2日,但票卖完了队伍也不散,上千人连夜在售票窗口外候着,等着新一轮车票开售。“当时的售票口在现在白云路口铁路宿舍位置,从白云路口和越秀路口的花坛顺着马路排到车站,路上已经不顺畅了。”现年80岁,时任广州火车站客运室主任的张志超回忆。

上世纪60年代的广州火车站规模远不如现在,没有直通香港列车,去深圳每天有3趟快车、一趟慢车。其余国内长途仅发往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等地,每天发车不超过10趟,日均发送旅客4000-5000人。

暴增的客流让铁路部门措手不及。“起先铁路部门不明原因,还以为是正常需要,头两天还加开了车疏导。后来接到上头命令,马上停止加车。售票窗口也挂出了广深线列车满员的提示。”

万人冲击广州火车站

没有票了,人们就开始聚集火车站。各种挤,希望能够上车。

5月30日开始,广州火车站一带的人就越来越多。到6月1日整个白云路都堵死了,白云路、东川路、越秀南路的小巷子里都站满了人。那时的车站,就一个铁栏杆在白云路围了个圈,车站后面的围墙挨着东湖。有人爬围墙进、跳铁栏杆往站里钻,广州站只得加派人手看着围墙围栏。

后来场面越来越混乱。“连白云路两旁的大榕树上都爬上了人,坐着蹲着,猴子似的。”张志超回忆。一有火车到站,或是旅客出站,再或有人瞎吼一嗓子“有票啦”,人群就呼啦啦地涌动,压向火车站大门。因为人太多,查票、检票,所有程序都不能执行。火车到站,列车员一开门,人们就拼命往车上挤。“那几天一趟车的载客估计翻了几倍,车顶上都见人爬上过。”

“当时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人群,不止广东居民,还有外省的,江西的、福建的、湖南的、浙江的、江苏的等等都有。”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王宁在接受广东电视台节目《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的采访时曾回忆,买不到车票的人开始闹事,前往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有挨打的。有一些人冲击了东站派出所,公安局派的宣传车也被推翻了。当时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到现场做宣传工作,也没用。

事态在6月2日骤然平息。当日凌晨1时起,宣布戒严。“公安一出动很多人就散了,次日火车站附近的市政道路开始清扫,清洁工人捡到好多掉落的拖鞋。”张志超说。

王宁在接受采访时说,事情越闹越大,后来公安局下了决心———收容、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外流群众,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被公安局拘留逮捕,逮捕了8个人。

而1962年的逃港风潮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指示要抓紧解决。“大概中央的指示精神就是把边界封锁起来。”

6月1日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群众有多少人?广州市志记载最多时达1万人。市志还称,公安出动后对这次事件中煽动闹事、有破坏行为的人依法处理,共逮捕16人,送劳动教养22人,处行政拘留34人。之后,广州市委还作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备战镇反运动的决定。

数说

广州逃港现象持续30年1979年广州收容5.3万人

广州市志记载,广州偷渡香港现象出现自1951年。中共建政前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居民可以自由往返,广州在中共建政初期仍延续了这一传统;1951年2月起,政府部门要求往来港澳需凭通行证出入境,此后便开始出现无通行证而非法越境香港的偷渡现象,到1979年出现最高峰,改革开放后逃港现象逐步消失。

1974年到1980年,港英政府对内地偷渡者实施“抵垒政策”:偷渡到香港,只要进入市区并接触到在港亲人,就可以成为香港居民;若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而1980年10月,此政策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非法入境者无论何处被捕,都将被遣返。

上个世纪50-70年代内地居民偷渡进入香港并取得身份证的人数,目前研究者估计不一,从60万至近百万。广州人在这个阶段逃港群体中占的比重如何?官方从未公布相关统计数据。

从广州的地方志中,可以检索到广州偷渡情况的零散片段:广州市志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外流的城乡居民人数逾万,1979年全年共截回违法越境者28738名,1989年降至1090名。天河区志中称,1979年天河区的沙河公社、东圃公社、员村街、沙河街、五山街等地发现有1400多人企图非法出境。白云区志记录,1978年该区非法越境达到1979人次。从化县志记载,1979年县内偷渡越境者有1475人。番禺县志则称,改革开放前非法偷渡港澳的现象,番禺最多一年超过3000人。

而广州市志关于社会管理收容遣送方面的记载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逃港的规模:上世纪60年代后偷渡外流被堵截或反解人员占收容总人数的一大部分。1962年6月1日“东站事件”发生后至7月,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分赴深圳、黄埔等处车站、码头劝阻、堵截逃港人员,广州收容8100多人;从1976年至1977年,每年收容逃港者7000多人,约占收容总数的60%;而1978年和1979年剧增至2.4万人和5.3万人,1981年后才大幅度下降。

那个时代

环境边境政策松时放行紧时防堵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临近香港的广东,逃港潮扬起。

对于偷渡逃港,在1957年、1961年至1962年初,广东省曾有过2次边境政策的放宽。“1962年初,还曾出现边防军直接带路放行的情况。”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说。他分析,对于偷渡逃港的政策,在国家经济紧张、偷渡人数增多的时候会放宽一些,以缓和内部矛盾。但往往一放宽,引发更多的人偷渡,然后又开始收紧严格。

1962年“东站事件”正好发生在边境政策放宽后的收紧期。1962年的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1991年接受广州党史研究室黄穗生等工作人员访问时曾表示,当时全国正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初广东就开始有群众跑往香港。根据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广东、港澳交界处视察提出的“边境不要管得太死”的意见,开放了广东边境与港澳的来往。于是逃港人数猛增,5月底6月初之间达5万多人。后来周恩来有指示要设法制止,广州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采取了硬堵的办法,不让群众乘火车往邻香港的地方,才发生了“东站事件”。

而1962年下半年之后,政策便一再收紧,防堵偷渡的工作从边防延伸到边境城市。购火车票、汽车票需要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各地民兵看到生面孔,也会上前盘查。

处境广州贫穷饥饿香港可谋生活

赵武成接受访问时还称,东站事件是群众对“大跃进”国民经济发生困难不满的反映。

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绝大部分偷渡逃港者都有此想法,希望在经济发达的香港谋生活,摆脱贫穷和饥饿。

虽然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地宣传对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的描述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但靠近边境,且多有海外亲戚的广州人,心中早就另有一番自行描摹的香港景象。

描摹的素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衣锦还乡的香港亲戚。今年68岁的老广州李润泉从小就知道,那是个有高楼大厦、吃穿不愁的富裕之地。因为早年去香港的舅舅回来时会穿着锃亮的皮鞋,有时还着西装,“在广州街上走着,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

这一时期是广州物资条件最匮乏的时候,不仅广州,全中国都如此。李润泉记得,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20来块,什么都凭票购买。“当年给成年人每月大米的配给是23斤,其他的食物更缺,根本不够吃。”舅舅每个月寄来的粮、油、米、花生、冰糖、绿豆、眉豆、红豆、通心粉等,使得李润泉一家人在最困难的年代也没挨饿。

不仅李润泉家,很大一部分广州人都因香港亲戚的支援挨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1962年在广州火车站播音室工作的伍女士说,当年香港人从深圳乘火车返乡,往往携带大批物资,随车托运。有整只的猪腿、煮熟的鱼、猪油、肥猪肉、洗衣粉、肥皂、衣服等。有人托运的东西太多,广州的亲戚就在火车站等着帮手抬回家。

李润泉家住越秀南路,当年的广州火车站附近。1962年火车站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目睹当年如潮水般的人群冲击火车站,其熟识的好友中,也有六七人在那一年成功变成香港居民。他也曾被邀约逃港,但担心拖累身为国营企业干部的父亲,他不敢起这个念头。

心境

逃港知青多因回城无望前途绝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话用“督卒”一词指代偷渡逃港。取自象棋术语,比喻过河卒子,有去无回的意思。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知青成为偷渡者的最大群体,“督卒”的说法逐步被“起锚”取代。因为大多数逃港者选择渡海,偷渡如同航海起锚。而另一解释是,知青们不希望偷渡后成为一去不返的“卒”,愿如航海之船终有返航一日。

今年66岁的黄东汉就是当年逃港广州知青中的一员。当时对香港的描述中最打动他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在香港,即便是上街骂英女王,也没人会把你怎么样。”

黄东汉从小成绩好,高中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读大学、做工程师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不想“文革”开始,1968年他响应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去了农村,“大学梦也就破灭了”。

南山大队资产包括蚝田、果园、农田,物产相对丰富,能吃饱饭,但农忙季节穿插,几乎全年无休。下海养蚝是最辛苦的,跟着潮水走,有时凌晨三四点就要下海。双腿总是被锋利的蚝壳割得皮开肉绽,仍毫无保护地泡在海水里,小腿上常年有二三十条伤口。

“完全看不到未来,去香港是为了不要一辈子当农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黄东汉下放的深圳南山大队地处深港交界位置,1970年1月的一个夜晚,他与当地村民一起,划船一次成功偷渡至香港。

他当年就读的广州市66届14中学1班,49个同学中有13人偷渡,11人成功抵港。

现在的黄东汉主要居住在香港,定期也回内地居住探亲。2009年开始,他一直在记录当年逃港知青的故事,他希望这一段经历不要被子孙后代遗忘。他说,自己接触到的逃港者中,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逃港者大多由于贫困饥饿,“文革”后以知青为主体逃港者动机几乎都和他一样———除了生活的艰困外,更多的是对无法回城的担忧和前途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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