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枪毙: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半个世纪,老一辈的记忆已渐模糊,年轻一代对它的认识更是支离破碎──因为历史书本很少提,报刊不讲,文学电影更是难有对它公正的反映。对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几代人,有责任留下信史;而对尊重历史、愿意献身探寻历史真相的人们,更是留下了一个广阔而又未深刻发掘的领域。

今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追忆和研讨,常会涉及到文革大屠杀,那是发生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最猖狂的8月,至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地区发生在不同年份。关于文革大屠杀,已有谭合成、宋永毅等人的专著《血的神话》、《文革大屠杀》(均在香港出版)及众多人的搜集、调研和揭露批判文章,但是在所有这些涉及文革大屠杀的记忆和研讨中,似乎都没有提及一个重要地区,那就是江西,特别是当年革命苏区红色首都瑞金发生的“民办枪毙”。

本人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曾经到过那个地区,听到了这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后来又由于写作之故,做了一点查询,获悉一些情况。

1978年,我因公出差到江西,先在南昌短时间逗留,然后去了瑞金。那次是乘坐江西省地质局提供的1辆吉普车沿公路南下。当时1位地质局张姓保卫科干部搭我们的车同去,他另有任务──解决他们系统下属单位文革遗留问题。沿途这位张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他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告诉这里过去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其中他说起我们要去的瑞金县,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那里发生过乱杀人的事,当时下面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杀人。我问他是什么人杀什么人?他说杀人的是当权的;被杀的不光是黑5类和他们的子女,也有两派的对立面、或旧帐的仇人,什么都有。我问他怎么杀的?他说五花八门什么方式都有,连当年红区用的梭标枪都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那些天,那里吃不到猪肉了──屠夫都去杀人了。”我问他总共杀了多少人,他说大概有几百。他还说起,最后是因为当地1位老贫农,有位亲戚在北京部队做大官,他打电话给那位亲戚,告诉他这里在乱杀人,那位亲戚在人大会堂见到周总理,于是由周总理亲自干预才制止住。

那次我没有机会再深问。回来后,我难忘他说的这件事。后来给他写了1封信,想了解更多情况。1979年12月9日他给我回信,只作了很概括的回答:“你要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江西的‘三查’运动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和内容。68年4月份起就开始: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的活动。后来被造反派搞乱了,什么都要查,凡是他们认为要查的都进行打击。周绍仁(?)同志是其中重点被打击的。江西在三查运动被打死的几万人。”

大开杀戒: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

酝酿了30年,2005年我提笔写1部文革小说,初时定名为《长夜漫漫》。其中有一章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乱杀人,其起源即是这次出差中所闻。在写作过程中,我查询了一些数据,发现有些文献涉及到我一直想要了解的江西文革杀人细节。现在摘录如下:

(一)汝其的《支左日记》。其中日记最重要的有几篇: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瑞金县1个干部来反映:22日县里召开了公社项目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5000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3日、24日2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120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倒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3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他说,瑞金县有1个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止,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是4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9月23日,杀34人;24日,杀90人;24日晚,县革命委员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公社干部会,叫坚决制止住。但又连续杀了3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28个公社1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2倍半还要多。”

我当初(2005~2006年)是从网上查到上述数据,并复印下来,近日我再到网上查这篇汝其日记时,发现上述最关键的几篇日记已经不在网上了,好在这个日记还有1个出处可查,那是《天涯》杂志1999年第1期。

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

(二)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写的《程世清在江西》,它涉及到除了汝其在他的《支左日记》中提及的瑞金县以外,杀人还波及到邻县的重要情况。《随笔》2009年第2期可查到此文,另外胡平教授引用的数据来自《当代江西简史》(200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注意!不是《当代中国江西省》卷,该卷对这段重要历史一带而过;但那部《简史》却详尽记述)。其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下:

“汝其没有提及的是,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2县,也各杀了以‘5类分子’及其子女的270余人和500余人。

“……‘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0000多人。”

据其它材料揭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瑞金县在“民办枪毙”的恐怖政策下,总共杀死了300多人。具体数据目前尚未看到,加上于都县500多人、兴国县270多人,起码就是1000多人了,距上文所述“被打死、逼死20000多人”尚差甚远,精确数字更待考核。

2009年3月,我写的文革小说《似水流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第21节“严院长的好意险些成了葬送”,即以“民办枪毙”为背景,讲述了农村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乱杀人的恐怖。2010年4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完整版,书名为《悲情大地》,其中第2部第21章同为这个内容。

我是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也希望有人能作实地调查和考证,从纪实角度给出确切数字和具体实情,给历史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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