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

我的爷爷奶奶在父亲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已去世，因此父亲基本上是个孤儿，在没和母亲结婚以前，一直借住一个本家叔叔家。所幸在他16岁那年，作为乡里为数不多的知识份子之一，被聘为当地的民办教师，从而结束了多年衣食无着的生活。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新房就在父亲的教室里。说是教室，实际上只是村里一个废弃的粮仓，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父亲在房顶上盖了一块塑料布，在教室中间拉起一道布帘，几块石头架起锅灶，开始了和母亲的生活。

直到母亲有了身孕，族里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从家里拿出粮食，请了几个工人，在当地一个叫做“葫芦堡”的地方，为父亲建起了新房。遗憾的是这项伟大的工程最终没能完工，无奈的父亲割了几捆茅草，就在修了一半的土墙上盖上房顶，和母亲乔迁了新居。

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在及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很快夭折。后来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却都被拎去了屋后的山坡。直到1973年生下姐姐，出乎意料的健康终于让母亲一颗泣血的心灵得到些许慰籍。

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76年，伴随着我的出生，母亲再一次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据说我出生三天就开始高烧，整日整夜哭泣不止，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虚弱的母亲除了陪着我一起哭泣，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当地一些知名的医生，常常会被父亲从半夜里叫醒，在他们的针灸、推拿下，我时而会有短暂的安静。但经常是医生刚刚离开，我又旧病复发，父亲只好慌慌地打着火把一路追赶，好说歹说地求他们回来。

最危险的一次大约在我一岁左右，母亲带我回姥姥家，大约走到半路我又开始发烧，四肢冰凉，吓坏了的母亲一路狂奔，回到家的时侯，才发现我已经不会眨眼，而路上的尘灰已落满呆滞的眼球。

父亲请遍了当地的名医，都摇摇头，叹口气走了。乡亲们也认为我已经在劫难逃，就在檐前支了一块木板，把我放在上面，七手八脚为我穿好了衣服。这时父亲的一位同事闻讯赶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为我扎了几遍银针，又烧了些艾炙，熬了些不知名的药草服下，当天夜里，我竟然再一次悠悠醒转过来。

母亲抱着我喜极而泣。大家都说这是菩萨保佑，由此母亲信上了鬼神。她偷偷请人卜了一卦，也不知那位先生是存心还是无意，只说是我八字不好，在未满七岁之前，再不能踏进姥姥的家门，并且还再要找五个干爹才能顺利长大。

——好家伙，只一句话就限制了我七年的自由，还让我的一生凭空多出了五个长辈。虽然这五个干爹最终只找齐了四个，甚至有的人我至今没有任何印象，但在那么艰苦的岁月，每到春节，他们各自缝制的一套新衣服在床头一溜排开，往往要让姐姐眼红到端午左右。

大病之后，母亲对我严加看管，不仅仅不让我去姥姥家，就连附近的人家也不能随便去玩。在那个食不裹腹的岁月，她还为我置备了银质的手镯，而后衣襟上则常年用白布缝着她从游方道士那里讨来的“护身符”。

我不敢反叛，却并不是害怕母亲的打骂。事实上母亲对我们的打骂并不是很多。她只是流泪，在我和姐姐犯错的时候她常常只是伤心地流泪，我最害怕母亲眼里的那缕哀伤，每到这时，总是有着很深很深的自责。

有一段时间父亲调离距家很远的一个小山村任教，常常是几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姐弟俩，晚上做家务，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她把我背在背上，把姐姐拉在手里，到了田间，就用锄头在树下刨出一溜平地，把背带的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系着我，让姐姐守在旁边。

我基本上都很安静，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把土喂到嘴里。这让负责看管我的姐姐轻松不少，懂事的她常常就在距我不远的地方拾几颗野果，扯一筐猪草。一直要到黄昏时分母亲下工，我们娘仨才能回家。

很多时候天黑了，母亲又把我抱在怀里，把姐姐背在背上，尽管山高路陡，崎岖难行，记忆中却很少有摔过跟头。

——但意外总是有的。

那时候农村最瞧不起没有壮年劳动力的人家，用大多数人的话说，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是沾了大家的便宜。因为母亲没有力气，但却要分得半个劳动力的粮食，这便是“吃了冤枉”。事实上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劳动强度完全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成年的男子，她从山上背回的一捆柴禾，父亲往往要分成两次才能够码上柴垛。

但这依旧无法改变我们贫困的家境在当地所要受到的歧视，母亲被生产队里的人们叫做“懒婆娘”。每到分粮食的季节，我们家分到的麦子都是风车的下口料，几乎全是秕壳，玉米是最远坡地上的，老长一截没有籽实。

母亲默默地忍受着。有一年生产队在很远的山上开荒，种玉米，到了收获的时候，队长突然决定在田间现场分配。当我们娘仨赶到地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却没有见到一颗粮食。母亲在林间找了许久，才发现我们家一点可怜的口粮在更远的地方。原来，队里一些壮年的劳力见母亲迟迟未到，竟然不惜辛苦，把我们家的那份反背到山顶，目的是要让“懒婆娘”多吃一点苦头。

母亲背着玉米，依旧把已经瞌睡的我揽在怀里，把姐姐拉在手中。她甚至轻轻地哼起了歌谣。好不容易来到山下，路过一道长长的水渠，我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母亲一声尖叫，歌声戛然而止，我们娘仨一起跌入两米多高的水沟里。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和姐姐一起被母亲紧紧地护在身下，她佝偻着背，双手不停地扑打，嘴里大声叫唤着附近的人家。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原来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们听到母亲的歌声，一致商定要“整治整治”这个“快活的懒婆娘”，所以击打了路边的马蜂窝，黑夜里的母亲不知道被蜇了多少下，姐姐的头也肿了，只有我毫发未伤。

母亲被抬回家的时候已经全身浮肿，双眼眯成了一条缝，每一个蜂蜇的针孔处都流出淡淡的黄水，状况惨不忍睹。邻居们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母亲这次却没有哭，只是拉着我和姐姐的手，久久都不放开。

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暗暗怨恨起母亲的软弱。尤其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总感觉胸中憋满了愤恨的力量。但我知道我不能，我依旧只能羡慕邻家那些放羊的孩子，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可以光着屁股在门前的小河里尽情玩耍。可母亲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最多只能在屋旁的核桃树上，敲几颗别人敲剩的果实，把别人掏过的鸟窝，再认认真真地掏上一遍。

直到我十岁那年，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学。这一次“远行”让我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入学那天是父亲送我去的，我们坐着村里的拖拉机，一路上凉凉的风吹着的头发和深蓝的制服，我感觉自己象一只出笼的鸟，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和骄傲。

但是很快，我陷入更深层次的烦恼。原因是我与同龄的孩子格格不入，他们能做很多的事情，能玩很多的东西，而我连铁环都不会滚，自行车都不会骑，自信心在这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学们开始对我的一些行为冷嘲热讽，而每每这时，我眼前总是浮现起母亲的忍让，热血涌上头顶，我控制不住自己要对任何一个触犯到我的人报以愤怒的拳头。我清楚知道我的行李底层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那是我童年时代就一直藏在床头的宝贝，它在我入学的那天偷偷潜来，给我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

所幸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逐渐长满铁锈的家伙最终没有派上用场，我暴戾的个性已经为我树立了足够的威望。再加上一个威猛的堂叔和我上了同一所学校，借着势头，我的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五毒俱全的人马。

我的学习成绩每况日下，但母亲并不知道。父亲已经调回老家工作，我们家也翻盖起了新房。母亲从土地到户后就开始轻松下来，身体状况却愈来愈不容乐观。

到我初二的时候，坐骨神经病变让母亲彻底地瘫痪了。但为了多做一点事情，她执意在堂屋里支起一张床，床前置放一个脸盆，尽管双腿不能活动，但她还要为我们搓洗时令的衣物。

幸运的是母亲遇到了她一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一名来自四川的医生。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半年后，母亲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为了表示我们一家人的感谢，我又一次多了一个干爹，这次是由衷的。

然而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一样健康。频繁的咳嗽、哮喘、头昏、眼花、腰膝疼痛等等等等，我念到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发展到每天都要吃药，记忆中的老房子常年飘荡着各种药物混合的气息。

在母亲长期以来的病痛里，父亲和姐姐，都相继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我们家甚至还开起了药房。当然，一个药房的利润往往是被母亲“吃”掉了，而母亲在吃药的过程中逐渐虚弱。

我刚出社会的前几年，母亲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好转，这让我们的家又充满了欢声笑语，突然觉得看到了希望。但也就是这一次的放松警惕，把母亲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当她的哮喘再一次发作时，腹部已出现积水，经医院确诊为“肺心病”晚期，还伴随有脑部的问题，以及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基本上无药可治。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但你却没法帮她，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绝望。有人说是母亲吃药过多，中了药毒；有人说她个性太强，郁气伤身。只有我清楚的知道，母亲是在生我们的时候落下病根，还在月子里即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以来的积劳成疾，再加上一直没能得到正规的治疗，从而延误了病情。

2003年，母亲已经出现间歇性的昏迷，最长达一周的时间。我默默地守护在她的病床前，抚摸她几近干枯的手臂，泪如雨下。

我知道母亲已经时日无多，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能够抱上孙子。那时候我已在城里工作，她状况稍微好点，必要打来电话念叨此事。

我和姐姐都选在母亲生日那天，匆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兴奋的母亲忙进忙出，一度让我产生错觉，觉得母亲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但就在婚后没有多久，母亲再一次病发，医生说她已经有了脑死亡的征兆，在我们的要求下采取强硬措施，同时上了几组药，经过长达五天五夜的抢救，终于又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母亲在重度昏迷的时候，往往对我们的哭喊有所反应，眼角会淌出一汪浅浅的泪水。但每每清醒过来，即坚决拒绝治疗，不是负气不吃东西，就是愤怒地拔掉针头。我知道母亲是担心高额的医疗费用，她完全是抱定一副等死的架势了。

那段时间，我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铃响，尤其是对深夜的电话异常敏感。有时候正在梦中，电话一响我会猛然从床上弹起，只要是老家打来的号码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总是预感到母亲，她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2005年，姐姐生下了一个男孩。母亲再一次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嘴角漾起欣慰的笑容。那时候的母亲已经少有言语，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她的笑容更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悲伤。

母亲终于抱上了孙子，稍稍好点的时候她会偷偷问我：还有多久。我知道她很想看到我的孩子，也在心里默默祈愿着有这么一天。

五一长假期间，单位组织去张家界旅游，我临时决定放弃，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母亲坐在大门旁边，翻晒着为我准备的香椿菜，我发现她的双颊有点潮红，但精神状态还好，也便没有在意。后来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又前言不搭后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最近都是如此，总感觉耳朵越来越背了，说完还露出羞涩的笑容。

晚饭她破例吃了一点点肉，还吃了半碗米饭。我帮她洗脚的时候发现腿肿得厉害，她说可能是白天活动量太大的缘故。然后她到床上躺下，我陪她聊天到凌晨一点，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天亮以后，姐姐没有听到母亲惯常的咳嗽，便下楼去看，母亲不知何时已经昏迷。跟救护车一起到来的医生翻了翻眼睑，转身走了。我把她扶起来靠在肩上，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尽管我有着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但是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我怎么也不相信母亲就这么走了，走得如此安静，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任何预知的征兆……我拒绝为她烧纸，拒绝旁人碰她，直到老泪纵横的父亲在旁边跪下来，颤抖着点燃了三斤六两落气钱。

所有的希望在这一瞬间轰然坍塌，我把姐姐搂在怀里嚎啕大哭，母亲已经永远的走了，她听不见。

下葬的那天，大雨倾盆而下，不到一个小时，河水已涨到齐腰，由于安葬母亲的地点选在河的对面，大家都焦急万分。偏偏这时负责运送墓砖的车辆又遭遇泥石流，跌入深谷，真正让人欲哭无泪。

好在到了发丧的时间，大雨突然停止，水势稍缓，我抱着母亲的灵位，稳稳跪在河水中间，迎接抬灵人涉水而过，一颗心随着一铲铲黄土被埋入了深层的地底。

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说，恶劣的天气是因为死者有冤屈，老天为其鸣不平。母亲的一生确实有着太多的冤屈，从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一步一步走过来，到我们都能够自立的时候，她没有享受到一天清福；她身上的病痛原本没有大的问题，却一次一次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母亲，怎能没有冤屈？

做儿女的又怎能没有冤屈？小时候眼看着母亲被人凌辱，却无力还击；长大后母亲身染病疾，做儿女尽不到应尽的孝道，又怎能没有冤屈？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母亲，作为我生命里唯一的柔软，她让我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一颗心越来越坚强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