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承鹏被掌掴到茅于轼被围攻

李承鹏与茅于轼是两位当前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敢言和见识以及非凡的洞察力，在学术界和民众中他们受到了普遍欢迎。当然，也因为他们的直言不讳与犀利尖锐，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从心里讨厌他们，不喜欢他们，并奉送诸如“卖国贼”等帽子棍子，欲除之而后快。

当今中国思想界，按照所谓的左右划分，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些阵营。笼而统之的称为左派的知名度较高的有这样一些人——孔庆东、张宏良、吴法天等。所谓右派则有茅于轼、秦晖、张维迎等。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左右之争并非什么坏事，可怕的是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或者一边倒的情形。不管是左还是右，都让其有说话的地方。所谓的真理与真相，不会垄断在一人手里，只有通过辩论争论，彼此间的说理，第三方才有可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那种自认伟大光荣正确，别人都是愚昧无知,错误的自以为是其实最愚蠢不过，好在那种时代已经远去。至少现在在网络上各种左右派别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中国一个了不起进步。就算极左思潮几乎无人问津，但“乌有之乡”那样的网站依然能够存在，这说明时代真的进步了。

然而，在左右之争的同时，有一个怪现象却接连发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那就是不断有暴力分子对右派人物实施肢体侮辱以及人格恐吓等。其中，李承鹏售书被掌掴和近日茅于轼被围攻算是比较与代表性的了。

按说，理论之争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升到肢体侮辱这一步。不管对方主张意见如何，都大可不必动粗，发展至人格侮辱。再说，让人匪夷所思的还在于李承鹏和茅于轼，前者敢于讲真话，替老百姓讲真话；后者处处为弱势群体说话，且不乏真知灼见。这样两位颇受人拥戴的敢于替老百姓讲话的人，为什么偏偏会遭遇暴力分子的肢体侮辱与人格围攻呢？与此同时，象孔庆东之流，他们的言行早已超越社会容忍底线，但却从未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这种反差情形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其中真实原因何在，或许可以折射当今中国某些力量博弈的现实。

前段时间，大眼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被来路不明者掌掴，并被网友扔菜刀，破坏骚扰售书现场。近日又有湖南长沙众多民众声势浩大围攻茅于轼，指斥茅于轼为汉奸卖国贼等。此外还有大学教授去打80多岁老人耳光，辱骂其为汉奸。这一接二连三的奇怪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无知的群氓所为，还是被人操控？值得我们关注。

撇开左右派别之争不说，也不一定说那一派就绝对正确。为什么同是所谓左右代表人物，偏偏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遭到这种暴力侮辱，而那些左派如孔庆东三妈怪话，指斥港人为狗等不为社会容忍的大放厥词，反倒有人竭力罩着护着，没有发生被暴力围攻侮辱？

分明是社会底层被盘剥被欺骗的普通民众，偏偏分不清最基本的是非，正如茅于轼在最新一篇文章《如何识别社会的好坏》中指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这一判断适宜经济领域，但却可能不适宜政治领域。比如拥毛者以为毛时代建立的社会是对自己有利的社会政治结构，但其实不然。大量事实说明，毛时代对百姓是不利的。然而相当一部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心甘情愿忽略自己的利益，盲目的跟在他人后面瞎起哄。也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被别人绑票，还乐滋滋的替绑匪数钞票。

不说假话大话空话，说真话，说实话是一个社会和民族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但为什么说真话的李承鹏茅于轼反倒被人肢体侮辱和围攻，而象孔庆东那样的“三妈”教授一再挑战道德底线，表现出即使一般民众都少有的粗鲁缺乏教养，却没有人更多的鞭挞，当然也没有人对之愤慨进而肢体侮辱围攻——虽然对任何人我们都反对这样的做法。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缺失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丑恶不分、真假不辨、以丑为美、 以恶为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多年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至今这种教育还在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继续毒化民众。相当部分民众以斗人整人为乐，不仅不善于独立思考还特别热衷武力相向，对暴力手段乐此不疲。不知道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力，不懂得尊重人格，更不知道宽容包容为何物，当然这都是拜几十年阶级斗争教育仇恨教育所赐。

从李承鹏被掌掴到茅于轼被围攻，如果说仅仅是愚民教育的后果，我们尚可冷静理性观察，但如果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背后有权柄者挑唆纵容，那就不容乐观了。成都民众仅仅是为呵护生存环境欲上街表达环保诉求，并无政治抗争意图，却被权力者竭尽全力动用纳税人钱财横加阻挡。而在长沙一个省会城市，那么多人上街举标语扯横幅，用恶毒的语言围攻一个80高龄的学者，（茅于轼也仅仅是发表一些个人意见，且不说正确与否，值得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予以围剿？）怎不见当局出面干预阻挠？一个成都，一个长沙，鲜明的对比，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结果，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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