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是国军 父亲半生的挣扎与刻骨伤痛
父亲的心伤
1970年冬，父亲最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单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打成历史反革命，两岁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姐姐后来告诉我，家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翻得底朝天，母亲吓得瑟瑟发抖，母亲怀里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闹，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
父亲高中时的一本空白笔记本，扉页是一幅木刻风景画，上有一个黄豆大的人影，画下有几个字，曰“领袖在庐山”，是为私藏人民公敌蒋介石画像的反革命铁证。母亲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时的一条床单，上有英文“仁济医院”字样，是为美国特务嫌疑罪证。证据确凿，二人立马成为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父亲的母亲杨文蔚，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在苏州开妇科医院。杨丧偶后，由亲戚戴笠介绍，改嫁戴的黄埔同学盛子瑾。盛对两个拖来的油瓶视如己出，父亲和他的哥哥从此有了一个慈爱的国民党将军继父。抗战时期盛子瑾是安徽六区专员，在皖东北积极组军抗日，与共产党，其中包括江上青，有交往。“解放”前夕，共方对盛做工作，要他留下来为新政权效力。鉴于抗战期间与共方合作，抗战后卸甲归田未曾参与内战，盛欣然从命，留在上海。1949年之后，盛还遵照潘汉年等人的指示，到香港“为党工作”，51年镇反时却以反革命罪被捕，54年12月瘐毙于提篮桥监狱。
上海“解放”时，我的父亲积极参加革命，放弃大学，执意报考华东财政干部学校，后又与父母划清界限，彻底决裂。父亲的哥哥，同济大学毕业，为了撇清这个家，主动要求分配到天津教书。继父盛子瑾死后，我的父亲坚决要求他的母亲与盛划清界限，拒绝为其收尸。
1957年，曾是上海市第一届妇女代表的杨文蔚，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老账加新罪，被正式逮捕判刑入狱。我的母亲，1948年加入上海地下党，抗美援朝期间作为优秀分子，参加全国第一批赴朝慰问代表团，此时也受到牵累，在单位被打入另册。我的父亲自中共上台以来，为了个人的出路，一直抛弃人性人伦，试图以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洗净自身。1959年开始三线建设，上海的许多企事业单位，或抽调人员或整体搬迁到大西南，父亲近乎疯狂地向单位申请，拼命要求到西南最艰苦最边远的地区做贡献。他固执决绝地廉价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带着妻子、岳母和四岁的女儿举家离沪，彻底斩断了与上海的一切瓜葛，也斩断了我们一家的归乡路。为此，我的外婆到死都没有原谅他当年如此孤注一掷的举动。
父亲痴望用“积极表现”洗刷与生俱来的出身污迹，锲而不舍地写入党申请书。他实在太幼稚，好像忘记了有个叫档案的东西。1949年后的中国，档案是每个人如影随形的血型记录，它在你还是娘胎里未成形的血块时就已决定了你这一生的贫富荣辱升沉进退。文革一来，父亲因档案里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关系，成为单位的重点“关照”对象，家被抄，工作停了，夹着铺盖卷住进“牛棚”。母亲和这个家却没有抛弃父亲，对女婿满腹怨气的外婆也没有要女儿抛弃女婿以摆脱无休无止的牵累。两个女人四只手臂，苦撑起破碎的家。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我，走十多里泥泞的土路去探望蹲牛棚的父亲，又连夜赶路回家，因为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母亲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具备有由“帝国主义侵略者”培养出来的职业伦理精神。尽管家庭和自己被泼污水，但母亲以她出众的资历（包括革命资历），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以及一贯与人为善的好人缘，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仍得以一如既往地工作在第一线。
1966年8月，姐姐小学毕业。从上学开始，成绩总是第一名的姐姐，小升初考试又是全区八县第一名。然而发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下午，姐姐遭遇到终生难忘的屈辱和悲愤，成为姐姐永远的梦魇。
那天下午，姐姐去学校，远远看见班主任徐某（其夫是父亲的同事，也是后来将父亲打倒的造反派成员）背着手站在校门口。走近之后，徐老师望着姐姐，那异样的眼光令姐姐不寒而栗。徐身边那些已经拿到初中录取通知单的同学——个个都是红五类子女，立即将姐姐和徐老师围成一个圆圈。他们明白，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徐老师以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用奚落的口吻问姐姐：“如果你没有被录取，你准备怎么办？”姐姐渐渐地埋下头，眼眶里泪水充盈，不祥的感觉占据大脑，嗫嚅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周围所有的同学都盯看着姐姐，带着好奇、疑问、不屑和鄙夷的眼神。过去老师嘴上的“人尖尖”，同学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今日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同学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姐姐身上，此时徐老师像变戏法似地从身后拿出一张纸，高高扬起：“这个是你的——未录取通知书！”接着以一种无比满足开心的口吻冷冷地宣布：“你还想读我们无产阶级的学校吗？别再痴心妄想啦！初中录取没你的份！”周围的人顿时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狂呼：“活该！活该!欢喜！欢喜！”姐姐嚎啕大哭，冲出人堆，哭着跑回家，哭倒在外婆怀里。
通过自己的老公，徐老师掌握了我们一家的“底细”，亲手为姐姐写下毕业生评语：该生家庭为历史反革命，其父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位徐老师，从一年级开始就经常鼓动学生变着法儿作弄侮辱姐姐。也就是说，在文革到来的前五年，徐老师就对姐姐实行起小小的无产阶级专政，让她长期生活在歧视之中，如今终于亲手将这个学生彻底毁灭。对一个儿童都能实施如此手段，真不知徐某是否想过自己究竟能不能当得起“老师”二字。
姐姐至今对父亲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被父亲毒打。“一大把头发都揪了下来！”姐姐至今讲起，仍然忿忿。姐姐在一份登记表的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父亲认为姐姐是篡改出身，若被人捏住把柄，不知又要给家里带来什么无妄之灾。姐姐反驳说：“你又不是什么旧官吏，我为什么要填旧官吏？”父亲像疯了一样动手打姐姐，姐姐也拼命反抗，大叫着：“和你拼啦！不想活啦！”
从姐姐上学开始，父亲数次打她，或因姐姐考试考了99分，或因姐姐偷偷借看张恨水的小说。每次之所以打女儿，皆起因于父亲的一种担心祸从天降的惊惧。家中有一张旧照片：外滩人民公园，父亲怀里抱着幼小的姐姐，脸上洋溢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和慈祥。我无法想象后来对姐姐施暴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更无法想象是一种怎样的压力把当年俊朗清秀、英气逼人的父亲扭曲到这般疯狂的地步。文革十年，父亲如此卑微，如此惊栗，如履薄冰，近乎变态；毒打女儿时，父亲的内心也一定在哀嚎！
姐姐十六岁时，文革中诞生的“革命新政权”给她一条出路：在一家集体企业和一帮黑五类子女一起，干起四人抬一块水泥预制板、在高楼顶扎钢筋骨架的重活。这份工作足以将一个十六岁少女的身体摧折变形，留下一生的筋骨劳损。姐姐永远记得上班的第一天，那位嘴角叼着烟蒂、满脸鄙视神色的领班师傅，对着她们这一群畏畏缩缩的少男少女恶狠狠地训斥：“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就是拿来劳改的！老老实实干活！不许偷懒！”从小在母亲、外婆呵护中长大的姐姐，此时终于明白自己已被打入另册，钉在耻辱柱上，对知识的渴望，对青春的期许，已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美梦。
我从小就被关在家里，每天只能从阳台栏杆中伸头出来看楼下顽童开心的嬉戏。家人不敢把我放出去，邻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一个反革命爸爸，一旦放出去，必遭欺负作弄。谁说孩子是纯洁的？有一次，刚读小学的我，被院子里的几个大孩子（造反派、当权派的儿子）堵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指责我家的种种罪行：你家有蒋介石像，你家搜出发报的电台，夹壁里还藏着冲锋枪，等等。最后，他们把一只死老鼠放进我的书包，我被吓得大哭，他们拍手哈哈大笑。
“九一三”之后，父亲被戴帽解放，像一条丧家犬，夹起尾巴回单位重新做人，1978年后彻底平反。一个压抑许久的心结，如同病灶，悄悄吞噬着父亲的心灵，直到临终前一年，父亲才在我面前和着眼泪袒露出来：
文革开始前不久，我的祖母杨文蔚已经刑满释放。老人曾分别致信天津、贵州，恳求两个儿子接纳自己，让晚年有个归宿。结果是，两个儿子不约而同地坚决拒绝了她！这个坐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牢狱的母亲，对于她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犹如可怖的瘟疫。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只得去浙江平湖，投靠自己唯一的弟弟，戴着国民党特务帽子的杨恭义（父亲每月给祖母寄一点生活费）。两个已成惊弓之鸟的儿子再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几年后祖母杨文蔚病死，他的两个儿子无一奔丧……
父亲讲述着往事，眼泪不住地流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惶恐之余我感受到了父亲心底那种刻骨的伤痛。他的眼泪中饱含着半生的苦痛挣扎和无尽的屈辱悔疚。从青年时期起就承受着难以表述的重压，内心的纠结最后终于以癌症的方式爆发，1996年，六十五岁的父亲告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