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

“经济增长低于8%，通货膨胀率持续一年高于5%，中国经济就会出现硬着陆。”鲁比尼预测中国硬着陆的时间很可能是2013年。"

" 中国的投资占GDP总量的近50%，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

“中国现在是因为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妨碍了经济的上升，但改革会伤害到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政府改革。”鲁比尼说。"

他一开口，世界都在听。

努里尔·鲁比尼因为曾准确预言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如何一步一步地演化成一场世界金融灾难而声名鹊起。他因此也被称为“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正看衰中国，称中国很可能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

尽管“中国是否会硬着陆”的话题此前已被反复翻炒了数次，但鲁比尼是第一个明确给出时间表的人，且他预言的“受难日”迫在眉睫，由此引起了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

“鲁比尼先生，我是一名旅美华人，2008年的危机爆发后，我觉得还是待在中国为妙。但你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充满忧虑的预言让我产生了更多的忧虑。请你告诉我，如果我有500万美元，它到底能够投向哪里？还是我直接把它花了算了？”

2011年7月26日下午，热浪席卷上海，全城避暑、少外出。但此时正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全球·中国：经济风险与投资策略》论坛却座无虚席，听众席上的每个人都屏息等待着“末日博士”鲁比尼的答案。

鲁比尼给了一个很长的答案，简而言之就是分散投资。

在论坛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有多大？”、“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何去何从？”成为了鲁比尼和其他与会嘉宾——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共同讨论的焦点。

到底会不会硬着陆？

“当GDP和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等量化数据到达什么水平时，可以作为硬着陆到来的信号？中国发生硬着陆的概率是多少？”圆桌讨论开始之前，主持人给台上的参与者每人递上了一块写字板，要求几人“闭卷”写下各自心中的硬着陆预期。

第一个举起板子的黄海洲答案保守，他预计未来一年内当GDP增速低于6%，CPI同比增长大于8%时，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而这个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到5%。但黄的分析只到2012年。

而后给出答案的连平看好中国经济，与鲁比尼的预言结论相反。他认为GDP增速低于7%，CPI同比增长在5%-6%时发生硬着陆，但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几乎不存在。“我说的并不是未来一两年，而是中国未来五年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说。

“只要GDP增速低于8%，CPI同比增长在3%左右，中国就会发生硬着陆，时间应该是明年或者后年。”李迅雷举起写字板时原本安静的会场开始出现小声的议论。

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GDP增速为7%，在李迅雷给出的标准之下；且2011年上半年全国CPI同比增长5.4%，其中6月份的数据为6.4%，创三年新高，达到峰值，但由于价格传导效应，通胀压力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2011年下半年CPI同比增长极有可能高于3%。按照李迅雷的推断，中国未来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他也确实在写字板上写下了大于30%的发生概率。

一分钟后，在场者发现这个大胆的数字与鲁比尼给出的答案很接近。

“经济增长低于8%，通货膨胀率持续一年高于5%，中国经济就会出现硬着陆。”鲁比尼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非常严肃。实际上，3个多小时的论坛中，他的表情从没有放松过，特别是在听其他参与者发言时，他甚至会时不时地低头皱眉沉思。

“我同意刚才各位说的，在短期，也就是今年和明年中国发生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只有15%。”鲁比尼说，但在中期，也就是2013年之后，中国政府如果不针对投资过度、高通胀率提出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将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将调高至40%。

投资过度、高通胀率导致硬着陆

鲁比尼在当天的演讲和提问环节反复强调，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罪魁祸首是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

一直以来，拉动中国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总是以“非典型性”的比例出力。数据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达经济体里，消费占到GDP的比重是2/3，而中国目前的这一数据是35%，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此外，在一个典型的新兴经济体里，投资应占GDP的30%，中国如今的投资额占GDP总量的数字接近50%。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没有一个国家每年都把GDP的50%用于再投资，且这里面滋生了重复投资的问题。”鲁比尼说。

目前在中国，过度投资的项目除了涉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新机场等公共设施，还包括房地产中的高端住宅和商业住宅市场，以及制造业中的服装、家电、水泥等多个产业。投资过度除了导致供大于求、产能过剩，还会引发其他危机。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因边际收益低、现金回报率低，大批建设极易催生银行的不良贷款。

此外，过度投资还会引发巨大的公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李迅雷表示，用于大量兴建铁路、高铁和高速公路，铁道部目前的负债金额接近2万亿。而根据最新的审计署报告，中国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负债达10.7万亿元，已成为掣肘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点。

在财政部的报告里，2010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7%左右。而根据鲁比尼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国公营领域和省级政府的债务可能占到全国GDP的20%-27%，但这并不包括隐含的债务。

当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出现问题时，地方政府很可能因隐含的担保责任等多种原因导致债台高筑。如果把中国目前的公营部门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加在一起，数额可能将接近全国GDP的80%，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

中国目前遭受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外部输入。此外，按照一般市场规律，新兴国家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遭遇经济过热和信贷扩张以及通货膨胀。

对于目前全球新兴市场遭遇的通货膨胀，鲁比尼有些担心：“如果国家政策制定者无法追上通胀发展的动向，导致通胀失去控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如果经济过热非常严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结果就是政府必然出台紧缩政策。而紧缩会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和硬着陆。目前，中国央行已经3次提息，并继续收紧房地产市场，但CPI仍在6月创出了三年来的最大涨幅。

“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取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减少投资、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鲁比尼的建议中国政府已经听过太多次，其实问题的关键是，转型进行的是不是足够快，是不是能够不以经济硬着陆为代价实现。

经济转型须有政府改革铺路

“中国过去几个五年计划中，每个都说要提高消费占全国GDP的比例，结果占比反而从1990年的50%，降到了近几年的35%，没有一个五年计划在提高消费上真正完成了任务，都是纸上谈兵。”鲁比尼说。

为什么消费比例上不去？

在中国，存钱的理由有很多。医疗、养老、教育样样都需要大笔花销。计划生育让“养儿防老”的模式逐渐瓦解，因为一个孩子现在要供养父母两人和四个祖父母。

除此之外，由于汇率一直居高不下，进口产品总是“太贵”；中国过去20年的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劳动力的收入转变成了企业的利润；当普通人在承担负利率造成的损失时，国企可以以低于通胀率的利率借到款，等于拿到了补贴。

所以，目前中国施行的汇率政策、工资政策和利率政策系统性的将收入从家庭转向企业。企业因此获得了高利润，其储蓄率占全国GDP的25%。此后，公司为了扩大资本和资产，会将储蓄用于投资，而如果是重复投资就会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改革，比如改革汇率政策、工资政策、改革资本市场等，通过转移财富减少贫富差距、提高家庭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如果转移不成功，恐怕有一天企业连可以投资的项目都找不到，即使不遭遇硬着陆，经济也会放缓。

但知易行难。2011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承诺到目前为止，兑现率仍然很低，经济转型推进艰难。“现在我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比上半年要悲观了。”李迅雷说。

“中国现在是因为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妨碍了经济的上升，但改革会伤害到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政府改革。”鲁比尼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听听下面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毕竟领导人应该对人们的需求作出回应。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被解构成了另一种拷问——中国政府是否有决心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的转型，藏富于民。

“我们的行政体制决定了政府扮演的角色。”李迅雷说，美国政府做的事情类似于福利院，政府相当于福利院的院长，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够提高福利水平，怎么减少失业问题，怎么把贫富差距缩小。我们的地方政府相当于企业集团的CEO，企业家要做的事就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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