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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高峰 人民向军队抢枪(组图)

2013-03-08 15:30 作者:张传俊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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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枪竟被老百姓抢去,而军人只能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的命令,现在听来犹如天方夜谭。而因为某些因素,目前的史志和文献提到这样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了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当事人也逐渐忘却了。但历史是不应被篡改被忽视的。

1967年5月,我所在的空军高射炮某部从援越战场上轮换回国后,在广西明阳糖厂换装休整了一个星期,便通过铁路行军到达了广州市,开始担负城市防空任务。

那时候,广州各派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大字报满街都是,小字报也满天飞。由于部队出国时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这些情景只是当新鲜。再说了,我们部队被命令不介入运动。当时我连驻守在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天天都能听到附近海军卫校与后勤这两个允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军队单位,喇叭对着喇叭用语录辩论,有时还相互间开枪。

城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郊区农村还是平静的。农民啥时候也要种田种菜,季节是不等人的。连队与所在的土华大队军民关系搞得也比较好,经常互相走访。连队还派了几个战士去村小学帮着搞宣传。真正发生冲突是在1968年8月之后。

武鬥
文革武斗场面

枪被农民抢了

当时,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是用空军的安-2飞机直接向群众散发的,本想这下可以制止武斗了。谁知道布告更扩大了武斗的规模,因为群众知道广西、陕西都真枪实弹打得那样厉害了:“抢劫援越物资”、“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于是,各派组织也不甘“落后”,开始冲击部队,从“要枪”发展成了“抢枪”。

农村的群众组织“贫革联”在城乡结合部安上了路障,防备其他派别组织的“入侵”。开始是几个工厂到连队“借枪”。他们一闹,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发话了,他们也要“借”。于是,有的连队发生了抢枪事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团里没有办法对付,不得不指示连队把枪埋起来。当兵的要埋枪?怎么个埋法?一时间连队干部也都没了主意,只好匆忙下令让各班各自想法先埋了。

记得刚刚过完了“八一建军节”,我们连开始埋枪。可是,班长们想不通,战士也有抵触情绪,各班只好草率应付,结果酿成了大错。

我们连营区所在的小山两面环水,视野很远。连里布置在营房处设一个岗哨,负责观察大路方向,在阵地处再设一个岗哨,负责监视后山坡。一旦发现情况就以长音吹哨子。

那天连队还在吃早饭,岗哨突然发现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立即吹哨子报警。战士们纷纷扔下饭碗,跑回宿舍穿上军衣,列队集合。这时,老百姓已经涌进了营区,这是来自附近土华、小州、新窖三个村的群众,村干部我们都认识。他们先是与连干部“商谈”,需要借枪,说其他派都有了枪支武装,他们没有枪要吃亏了。他们还说,你们是防空的,大炮我们不动,只是要枪,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在吵嚷声中,只听得领头的一声口哨,老百姓们冲进了营区,开始在宿舍里找,敲击木板房的墙壁。战士们除了拿着语录本喊口号,毫无办法。这时阵地上传来哨音,又一股群众从后山冲上了阵地。按预先分工,每个班除留一人看守宿舍外,大部分战士都立即上了阵地。此时山上山下全是老百姓,赤着脚,光着背,有一千余人。连里的七十来号人瞬间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炮班的枪草草埋在炮位旁的山坡,混乱中已经无影无踪了;炮弹箱逐一都被打开,望着油亮金黄的大炮弹,老百姓不断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还有群众好奇地把炮衣掀开看看,总算信守“诺言”,不动大炮。

连指挥所也涌进去了十几人。他们看着无线电员在“么-两-三-四”地发暗语报告情况,一脸茫然。有人试图去动几个箱子,战士只好打开让他们看看。无线班的一个铜皮箱(韩战的战利品)锁着,喊班长来晚了一步,被个老农一斧头就把锁砍了下来,几个农民扑上去一阵乱翻。这下几个战士急了,把那个老农死死地按在地上。老农光着个背,滑溜溜地挣扎着哇哇大喊。最后,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推开我们溜了。斧头被我们一个战士藏了起来,成了以后的“证据”。

两个班的5支枪藏在鸡窝下边,被看出了破绽,经一番争夺给抢走了。炮工班将两箱子弹用块席子一裹埋在芭蕉树下,也给拖了出来。一箱子弹两铁盒足有30公斤,那个小伙子一手提一箱,竟光着脚在乱石岗上飞奔而去。看到终于抢到了枪和子弹,老百姓们情绪大振,开始漫山遍野地到处用手挖、用铁棍扎。

我们战士一部分留在阵地上,一部分看守营房,其他的只好一边跟着老百姓到处跑,一边拿着语录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七三”、“七二四”布告。可是,这些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战士早饭没吃上,中午也没有饭吃,高温下军衣上下全都湿透,有的战士中暑倒下,被抬回了宿舍。

一阵紧急哨音响起,仪器排要求紧急援助。原来,仪器排利用测高机的大铁箱将全排的枪埋在小便所里,也就埋了一米深。老百姓用铁探头凿到了铁板,想进行挖掘。战士们全都围了上来,与老百姓对峙着,冲进来的群众被推了出去。厕所的墙倒了,三个尿缸也破碎了。人声鼎沸,臭气熏天,为了保住这箱枪,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了三层人墙。面对着这手无寸铁的绿色“长城”,老百姓开始畏缩了,虽然他们手中拿着长矛、铁棍、锄头等。只见几个头头密商了一下,立即组织农民也围了个圈,有好几层。几个群众抓住一个战士,连拖带扛丢出他们的包围圈。出去的战士根本无法再进来。混乱中,有几个小青年拿砖头砸了连长的头,还砸伤了好几个战士。看到此情此景,连长愤怒了,喊文书去拿他的手枪要拼!后来因为这句话,连长还背了个违背“死不开枪”命令的错误,由于大部分战士证实“没听到”,才不了了之。几经反复折腾,被包围的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老百姓得逞了,撬开铁箱把枪全抢跑了。

中暑的、被砸伤头部的,战士们一下躺下了二十几人。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到达郊区连队,连里只好派人去隔河的海军医院求援。海军医院来了两台车,将伤员运走了。

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大家将就着吃了点“晚”饭。有几个战士没有吃饭,躺在床上。连干部看到他们脸色不对,急忙命令用床板抬着送海军医院。两个人抬不动,四个人不好走,费尽力气,总算将他们弄到了医院。这时,海军医院两个大房间里全躺着我连的战友。

重新藏枪

第二天,团里来了一台运煤的解放-30。李副参谋长随车来了,从此在我们连里住下,指挥我们一起“防冲击”。在车的副油箱里还藏了50支手枪,让连队隐藏。

李副参谋长马上召开连干部会,经查共丢失20支步枪,他还批评连里各行其事,没个章法,敷衍了事,酿成了这样个大事故。他下令必须与村里交涉,把枪要回来。

副参谋长与指导员一起找到了大队支书,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时因为打伤了好几个战士,大队干部们也担心后怕。到了晚上,三个村的支书都来了。他们听说二十几个战士住了院,他们真害怕了!指导员拿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出国部队代表的“六二○会议”长幅照片让他们看,还叫来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炮排长,声明这是中央命令我们来驻守广州的。同时,炊事班弄了几个菜,李副参谋长陪他们喝了点酒,缓和了气氛。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内把枪送回。同时还决定,在此期间,他们要将枪藏好,不得让其他组织抢去;大队民兵来连队协助值勤;发生别派抢夺枪支,贫下中农坚决不让;部队不再追查打人者;连队的大米蔬菜由大队供给,保证连队吃上饭。其实,只要把枪送回来,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天晚上临走时,连队还给每个队干部送了两个出国节余的公斤装肉罐头。我们焦急地等到第三天晚上,支书们带着民兵终于把枪给抬来了,但声明两箱子弹不给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抢,连里决定马上埋枪。事不宜迟,哪敢过夜,立即行动。各排找出可靠党员骨干参加埋枪。营区四周派出岗哨监视,以防老百姓窥视。炮排把两门火炮悄悄拉出掩体,挖了一长条深槽,将枪用黄油涂抹后,用塑料布捆紧放入掩埋砸实,再将火炮复位。手枪也由炮排负责掩埋。仪器排还是利用大铁箱藏枪,并趁退潮推入河中心挖泥掩埋。由于河水含有海水的成分,两个月后取枪时发现,枪托烂了,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几支枪膛黄油没有填满,膛线受腐蚀严重报废了。指挥排想到了电影《地道战》的锅底地道口。但地方太小,回风灶坚固,破后难恢复,就选在风灶烟筒下。在仅容一人侧身的进煤口下,用电话班的折叠锹,一点点地挖了个两米深的竖洞,把枪放进去后用炉灰盖上,余土抛入河中。起枪前连炊事班都不知道下面有枪。

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各派都以武器的多少显示实力,抢枪的风潮越来越大。上级通报,说有的连队砲弹被抢去做炸药,让我们稍稍平静的心又悬了起来:几百发大砲弹怎么藏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有造反组织光临连队要枪。工人文明一点,申明他们被欺负,解放军不能不管,你们是砲兵,枪我们是借用,可以打借条。他们想方设法跟战士攀老乡、套近乎,希望暗指一下枪藏在那里。学生们就难对付了。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大吵大闹与你辩论,趁乱到宿舍偷拿腰带,有的还穿跑了解放鞋,抢军帽。这时,六八年参军的潮汕兵已经到了连队,广州话他们听得懂。有时新兵与他们发生冲突,打了起来,老兵还要负责看住新兵,以防发生意外。

麻袋厂工人抢枪

一天中午,附近麻袋厂的100多个造反派人员冲进了连队,没有先找连干部“理论”就直接下了手,在宿舍的地上砸了个遍,在山坡上用钢钎到处插探。大多数战士并不知道枪藏在哪里,就手拿语录本、喊著口号围着他们转。几个老工人不断打量著山坡上那座足有一人高、用水泥塑的“天安门”城楼。那是我们全连进行军事操练前在那里宣誓、唱歌的地方。营区还有一座“天安门”,是我们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地方。他们怀疑枪可能就藏在这座“天安门”下面。几个工人试着用钢钎往里戳。战士们大喊:不准动,这是不忠于……!工人们就从旁边挖,挖几下再往里戳一戳。碰到了砖,他们断定枪就在里面了,有人一声呼喊,工人们全都围了上来了。当时有个女的据说是个工会干部,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边高喊著“誓死保卫‘天安门’”,一边扑在了城楼上面阻挡。这下工人更确认里面有枪了,与战士混战在一起,拚命地挖。经过几个来回的拖拉战,他们终于将“天安门”推倒了。可是,里面除了土石,什么也没有。工人们不死心,继续往下挖。一些战士干脆“假戏真做”,趴在了土石上。工人们刚刚失去的希望又被点燃了。在推拉中传来营区的“天安门”也被掀翻了,战士们愤怒地指责工人“你们这是不忠行为!”“是反革命派!”老工人自知理亏,不再凑前,坐下来抽烟歇息了。但一些年轻的工人不服输,反被激怒了,也开始变相地动手了。他们在那个女干部的煽动下,专抓战士的腰带和下身,有几个暗拿麻袋机上的钩针划撕了战士的军衣,把脊梁都划破了。战士也火了,两人抓一个就往山下扔,连干部担心违反政策,严厉制止,将战士撤到到一旁。工人们一气猛挖,一直挖到了大石头才住手。

天色晚了,他们一无所获,终于爬上汽车走了。可是刚走了几步,汽车的后车胎扁了。在战士们一片哄笑中,工人们只得下车步行。后来有个从汽车连转来的兵自称,是他把轮胎汽给放了。

麻袋厂工人没有抢到枪,却赶到了“枪口”上。不久广州各派实行大联合,另一派掌权的把这事捅到了军管会,那个领头的工会女干部成了“出头鸟”。军管会拿来三张女人照片让我们辨认,看到底哪个是煽动抢枪的女人。战士们都指认了同一个女人。原本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定性了,这下可是板上钉钉了。后来听说要判五年,大家都觉得出了口气!当时麻袋厂也派人偷偷来找连队干部,诉说此女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进了监狱家人咋过?希望连队改口说不是她。但那次抢枪将全连都折腾苦了,还划伤了几个战士,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

麻袋厂属于劳力密集性企业,是部队所在区的大厂,许多干部家属随军都安置在这个厂。这些家属全都是被安排在第一线干活,三班倒,又脏又累。当然,这也不能说是有什么报复的成分。因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这种性质的行业。再说,家属们从农村出来,没啥特殊技能,能安排也算不错了。

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
应是爱美年纪的少女,只想武斗和武斗。

在防冲击的日子里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坐镇,出主意掌握政策,遇到的难题重重。在群众冲击时,他要身先士卒,嗓子喊哑了,还几度晕倒。老百姓知道他的官最大,是“耶个头、大肥佬”,都冲他“理论”,向他“开炮”。在现场,他常常是地上一坐,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那些个瘦小的造反派七八个也弄不动他。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宽大的脊梁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他始终不卑不亢地笑脸应对。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肥佬”。他总爱穿绿黄不匀,出国时用绿颜料染的黄衬衣,几天不洗汗气冲人。村里一伙女民兵爱逗他,说你怎么穿女人的花衣服?他一本正经回答,懂个啥!这是专门配发的新式迷彩服,只有我有资格穿,我爱漂亮啊!她们哄笑他,大肥佬!又黑又脏!他讥笑道:别看我人黑,可我的老婆漂亮,你们十个也顶不上。说实在的,副参谋长这位“解放”前就参军的东北汉子,经历了韩战、东南沿海防空、“援越抗美”,一直过著打游击的动荡日子,没有多少温馨的家庭生活。但他确实娶了个江南俏夫人,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更是英俊聪慧喜人。听说他后来转业到了司法部门,审查卷宗一丝不苟,令同事们敬佩。粗人干上了细活,真应了他的那句口头禅:我这个人是粗中有细。

有一次,一只木船满满装了一船手榴弹停在了营房后的桥边,有木把的,有无把的,还有带槽沟花纹的。村里请求连队帮助卸船。副参谋长严令制止:“这是危险品,危及大桥和营区安全,必须远离100米外!”可能是“危及大桥”这句话起了作用,船被划到了下游。部队不帮忙,老百姓也有办法。几十个赤脚的村民挑来了装稻谷的箩筐,像拣山药蛋似的装在筐里挑走了。日后问及村干部,那船手榴弹呢?回答是都上交了。谁知道他们交到哪里了。

实行革命大联合之初,各派都想取得解放军支持,纷纷派出宣传队到军营来演出节目。那时候文学艺术遭到批判,电影只有“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娱生活枯燥无味,节目也是大同小异。但对部队来说,看人也是新鲜事,所以对来者都欢迎。当然,他们的节目都带有一定的派性宣传,在鼓不鼓掌的问题上特费脑筋。不鼓掌不礼貌,鼓了派性节目的掌,就有了支持的意思。战士们自己判断也反映不一致,怎么办?副参谋长出一个点子,看他的手势办。他鼓掌,大家一起鼓掌;他不鼓掌,大家都不鼓。结果,每场演出都进行得很顺利。节目完了,他还让炊事班给做锅面疙瘩汤招待。当然,有时也出了些岔子。演出队看出了门道,就是这个大肥佬在指挥鼓掌,一起“围攻”簇拥著让他走开。战士不看了还不让。参谋长笑答:“我走了,你们演吧。再有不鼓掌的,你们必须向我认错,否则这面疙瘩汤就不做了。”演出重新开始,战士们也有了些判断力,只要带派性内容的就少鼓或不鼓掌,七零八落的掌声弄得演出挺尴尬。这也难怪,抢枪害苦了我们。这派那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打人的被打的都用上了语录,让人烦透了!这叫个什么年月啊!

一次演出,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开始了,十几个演员绿衣腰带昂首挺胸、威风凛凛,臂带“红卫兵”袖章,假装是在一辆马车上。赶车的是一个化了妆的白胡子老头,手持长鞭。大家齐唱道:一辆马车在大路上飞奔……赶车的老大爷--哎,车一停顿,扬鞭啪的一响,人故意往后一仰表示前进了,不看下面还真有点像是车在行进呢。这个节目演得很多,大家看出了门道,原来是弄块木板下面有轮子,一拉还挺逼真的。本来,收场戏该来个热烈鼓掌。正演着,突然举起了一面红旗,上面是“主义兵”三个大黄字,像是变魔术一般,袖标一眨眼也成了“主义兵”,唱词成了“车上坐的是主义兵”,还反复高喊著:“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好!”这“主义兵”抢枪凶、打人狠、外带摸东西,战士们都特别反感,因此一个鼓掌的也没有。演出队的造反“本性”一下子上来了,竟说战士全是“老保”,拿起架子就想来武的。战士们哄笑着就要退场,不看了还不行?副参谋长摆手不让走,说:“咱可有言在先,不演带派性的节目,大联合了你们还演这个,这不是破坏最高指示吗?来,你这小队长做个检讨,不追究了,面疙瘩都快凉了。”队员反映也够快的,站齐了行了个歪七扭八的礼,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退场了,拥著副参谋长,还“肥佬”、“肥佬”地叫着一起去吃夜餐了。

局势缓和些了,但枪还是埋在地下不敢取出来。站岗改成坐岗,每天一对男女民兵荷枪实弹在连队门口的变压器房前站岗,守着这座唯一进出的桥头。副参谋长爱逗他们,一次拍了拍女民兵屁股上挂的两个手榴弹。她们哗啦一个转身拉了枪机:“干什么!”“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好样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口头表扬一次吧。”“八项注意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嘿!我这是检查检查武器嘛,至于你是妇女是少女?没有调查!”副参谋长半真半假地逗她们:“警惕性蛮高,还有个当兵的样!”听说当兵,这女青年兴奋了:“怎么,你们部队接女兵吗?我做梦都想当兵呢!”副参谋长一本正经地说:“还不如当民兵啊,民兵拿枪,当兵的不拿枪了,当这个干什么嘛!卫生兵倒是不用拿枪”“真的!你们要接女卫生兵,我行吧!”“那要研究决定,等著吧!”可乐坏了这个女青年。

在当时,这当兵成了多少人的追求,“保卫祖国”是口号,“不用下乡”才是真的,就是高官的公子千金都纷纷投向了军营“避难”来了。女青年当真了,回去一宣传,第二天又来了好几个,天天来缠副参谋长要当兵。在“等著”、“看表现”的推诿戏说之中,副参谋长完成“防冲击”任务回团部了。这些女民兵不死心,还来找。这时,战士们已经持枪站岗,不让进了。大家都觉得好笑,招女兵,农村的根本就轮不上号,城里也得是有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不然就得找关系走后门。“这么热爱解放军,当个军属嘛还是可以的。”战士们私下里打趣说。

尾声

武斗结束了,收枪行动开始了!城乡结合部的路口都设了卡,出城的车一律检查,防止枪支向外转移。工作队进驻了大专院校,动员师生交出枪支弹药。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也是挖地三尺。当时还组织部队参观中山路地下“渣滓洞”私立牢房,被毁的沙河饭店,中山大学武斗据点……

事隔40年,在人生的记忆中难忘啊!当兵时的埋枪经历想起来荒唐可笑,百十号国防绿瞬间淹没在满山遍野赤膊光脚的老百姓中,也真是体会到了“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的含义。当年的当事人,现在都已是六七十的岁数了,真想相聚畅谈话当年,有意思啊!

看看电子地图,老鼠岗的名字还在,周围环境是今非昔比了,高速路纵横,立交桥好像就在附近,四周新添了不少院校和公司;那一望无边的荔枝龙眼林还有吗?那座闸桥两用的桥还有吗?

有机会非得再去看看那铭刻心间的——老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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