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柏林墙”
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如今提到东德，人们就会首先想到“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著名标志，这座钢筋水泥墙修建于1961年，目的是为了阻止东德人大量外逃。但是，许多东德人仍然冒着危险，采用跳楼、乘热气球、挖地道、游泳、开车硬闯等方式偷越此墙。二十八年间，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89年9月，东德各城市爆发示威游行，人群高喊着“我们就是人民”，这口号很快又转变成“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呼声。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被推翻，全世界人都从电视上目睹了东西德人冲到一起紧紧拥抱、热泪盈眶的场面。然而，“人民”与“民族”并非像“柏林墙”那样道德分明。两德统一后，人们从大量秘密档案中发现，东德当局为了监视一千七百万国民，曾雇用了九万名斯塔西成员（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在过去几十年，许多东德人每天都在向斯塔西报告自己亲人的一言一行。对于全体东德人，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灾难。原来，在有形的“柏林墙”之外，还有一座无形的“柏林墙”，将人心分离开来。
自1953年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并遭到苏军镇压后，东德一直保持社会稳定，其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首位。表面上，多数东德人很满意他们的安全。他们有收入，尽管商店里东西很少；他们有选举，尽管投票时警察就守在旁边。当局总是试图控制人们的生活，人人必须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与纳粹时期不同的是，从前人们无钱买东西，现在他们无东西可买；从前人们生活在可怕的不安全中，现在他们生活在可怕的安全中。
普通东德人想方设法逃避集体活动，过自己的日子，表面的顺从和内心的逃避构成他们的双重生活。即使是孩子，也能自动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东柏林的夜晚是和平、宁静的，古老的阳台上晾着衣服，小伙子们在街道上冲姑娘吹口哨。但一到天亮，家家户户的灰泥屋顶上就显露出纵横交叉的电视天线，那是在收看西方的流行音乐。多数知识分子同样活在这种内心的逃避中，用巴赫的音乐去忘记政治口号。
昂纳克上台后，曾宣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没有任何禁忌”，作家们可以写内心生活、犯罪与不幸，人们可以欣赏西方音乐。但好景不长。1976年，歌曲作者沃尔夫·比尔曼在西方旅行时被剥夺公民权，12位知名作家写了抗议信，100多名知识分子加入签名，其中就有最具国际影响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她是德国女性文学的代表，善于描写“病女人”形象与现实的冲突，展示个人精神生活的灾难性结局。因为签名，她被撤消作协主席团成员职务。从此，东德知识分子更加退入个人的精神生活。
两德统一后，人们惊愕地发现，沃尔夫也曾充当线人。最初她坚决否认，但当她本人查阅斯塔西有关她的42卷监视报告时，她发现自己多年前曾被两次约谈，并签下充当线人的协议，代号是“玛格丽特”，而她自己已经完全忘掉了此事。在自传体小说《天使之城》中，她对德国历史中这种个人命运进行了纠结的反思。她不得不问自己：“我怎么会忘记？”她的遗忘表明，她过去从不认为充当线人是丧失良知的事。事实上，当年东德作协的19位主席团成员中，就有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
德国人是一个重视精神生活、热爱艺术的民族，托马斯·曼早在1945年就指出，从路德到歌德，德国知识分子从未将政治与社会的责任融入到一个文明人的中心观念中。在他们看来，个人精神自由与社会政治自由是可以分开的。不关心政治的传统使他们能够接受纳粹的野蛮，也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极权。因此，当捷克、波兰知识分子采用萨米亚特（地下文学）来抵抗极权时，东德知识分子却转向纯粹的精神生活，并为了艺术而甘愿与当局合作。就像沃尔夫一样，最终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柏林墙”，将自己包围起来。
东德时期，艺术家们曾将歌德的《浮士德》改编成革命诗剧，浮士德最后成为资本家雇主的化身，梅菲斯特则是资产阶级“邪恶生活方式”的代表。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受邀访问演浮士德的演员，这位演员一边谴责这种篡改，一边不断试探记者的东德朋友是否想去西方。后来朋友告诉记者，这位演员是一个线人。就这样，歌德原作中的人道场景被极权场景所取代，梅菲斯特仍在做魔鬼的工作，而浮士德则在做斯塔西的工作。
昂纳克曾是修建“柏林墙”的负责人，后来担任东德最高领导达二十多年。1989年1月他还坚称，“柏林墙”将会屹立100年。但不到一年，“柏林墙”就坍塌了，昂纳克也下台了，但那座将人心分裂的无形的“柏林墙”却会屹立很长时间，推倒它需要德国知识界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