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空气污染是一种制度性“愚蠢”(图)


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北京频繁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严重,据报道,室内空气净化器在1个月之后内部就变成了茶色;另有报道,中国每年重金属污染1200万吨粮食, 3成大米铅超标。像这样怵目惊心的环境恶化消息频频出现于媒体,令人想起了黎鸣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许多更为详细的叙述。尼采说,“人忘记为什么而活,是最常见的一种愚蠢。”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顾活着的意义,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糟蹋到这种程度,除了“愚蠢”二字,确实没有更为恰当的说法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寅吃卯粮,竭泽而渔一类的愚蠢行为。然而,生存环境的品质不只是表现在空气、饮水、大米蔬菜,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公正、人际关系、道德伦理、政治清廉。愚蠢造成的破坏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精神的,如果把这两种破坏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加在一起,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恐怕又得添加许多篇章。

雾霾天气,大气污染严重之所以特别令人恐慌,是因为人走到哪里都躲不开有毒空气的侵害。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营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小环境,在居所用上室内空气净化器,有的还是免费提供的。可一般老百姓怎么办呢?有人想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为他们提供罐装的清洁空气,当然,那是要买的,不是免费的,这是生意,不是慈善。

据报道,2月1日上午,千万富豪陈光标钻进“易拉罐”走上南京街头,为销售自家生产的空气亲自站台,吆喝推销 “台湾空气”和“井冈山空气”,宣传“新鲜空气现在很畅销”,称三个月前这些空气还不大好卖,但现在已经供不应求,已售出800万罐。

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有一个名字叫科塔尔的人物。在全城市民饱受瘟疫之害的时侯,科塔尔反而活得更加有滋有味,“鼠疫对科塔尔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科塔尔在城里如鱼得水,“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们。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象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空气商人同样在告诉人们,没有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照样有神奇的罐头空气可以享用(据说有特别丰富的“负氧离子”),它甚至还有爱台湾和向往井冈山的红色爱国意义。他不仅要发国难财,而且要发红色的国难财。

并非人人都会相信罐头空气的神话。有人批评道,且不说罐头空气能否解决人不能短缺清洁空气的需要,制造空气罐头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造成污染的工业。易拉罐需要铝,铝需要用大量的电来冶炼,发电要用煤炭,开采煤炭和煤炭发电都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使用罐头空气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行为。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Walter B. 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导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History of Human Stupidity)中说,“愚蠢是一种最大的社会之恶,它是由三个部分结合而成,首先,愚蠢的人非常之多。其次,商业、金融、外交、政治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高超的能力经常与严重的愚蠢结合在一起。”皮特金所总结的愚蠢三特点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史上一再显现出来。“大跃进”、“文革”都是例子,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单一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任由“能力高超”的人带领“非常之多”的人,一起“严重愚蠢”的事情却还在发生。

用放纵欲望的“富起来”刺激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愚蠢,每一个把追求自己物质快乐当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对这个愚蠢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不少人虽然看到无度物质追求危害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却未必充分认识到它对人的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同样严重的损害。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购买空气罐头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又怎么可能联合形成一种为人人争取清洁空气权利的社会力量?

虽然可以说每个人都与发生在社会中的“严重愚蠢”有责任联系,但愚蠢不应该成为一种集体罪过。正如皮特金所说,制造严重愚蠢的权力掌握在那些特别英明、特别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而为严重愚蠢付出最高昂代价的却是那些最无助、最弱势的社会成员。为“大跃进”的愚蠢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千百万人中,绝大部分是最弱势的农民,他们虽然在庄稼地里勤恳劳作,并没有犯愚蠢,但饿死的却偏偏是他们。为“文革”的愚蠢付出代价的人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有身份、有地位的在“文革”后纷纷平反、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饱受苦难甚至冤死的普通人则被彻底遗忘了。

今天,恶化自然环境的愚蠢,为之受害最深的仍然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大城市环境治理的一项主要举措就是把有污染的工业迁出那些城市,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到别人头上。恶劣的空气谁都难以忍受,有钱的用得起室内空气净化器,但是,为了生产、开动他们使用的净化器,却又得给用不起的人增添更多的污染。

愚蠢的事情在每个国家里都会发生,但是,发生愚蠢的原因,尤其是愚蠢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却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人以为,民智不开是中国发生严重愚蠢的主要原因,其实,造成愚蠢的不是知识的短缺,而是利益的自私。普通民众不是没有强烈的环保意识,然而就算他们去抗争,又哪里能实现自己的诉求?屡屡发生严重愚蠢,其真正原因是制度上的。权力制衡的机制越完善、政府决策越民主透明、民意越能通过宪政法治程序发挥影响力,就越不可能出现由制度产生的大规模严重愚蠢。回避根本的制度问题去讨论污染或别的重大愚蠢,那只会成为另一种不可原谅的愚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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