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习总书记“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

纵是擎天柱,难挽溃败局-闻习总“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

2013-02-03 02:05 作者:何清涟 桌面版 正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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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12年12月“南巡”,引发了观察人士认为“习宗邓”的猜想。但最近人们才知道,中国官方公布习的“南巡”讲话时是不完全引证,近日据说是全文的版本在网上流传,媒体称让期盼政改的人读后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是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典出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谈苏共亡党“亡国”之教训,竟引用失国君王之妃的名句,说明习总心头的压力很大很沉重。

这所谓全本南巡讲话倒是没有引起我半点失望,在“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一文里,我已经分析过,习总从来就不是一个立场模糊的人,他所说的就是他想做的,实际上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保“红色江山”这一点上,中共几代元老绝对不会挑错人。

但问题是:中国早就陷于全面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也难挽中共命运狂澜于既倒。无论是苏共的历史命运,还是中共将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而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目前已经进入“名尽、亲尽、信用尽”的“五尽之局”(参见拙文“‘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中共对苏共垮台的认知,以新华社2011年12月25日发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为代表。该文作者万成才提出了八个问题,除了“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比较中性之外,其余七个问题主要是从中共一党利益出发思考,如: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苏联亡党亡国,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与警示是什么?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应该怎样评价。

上述问题,普京其实早已回答过了,他那段著名的话包含两重意思,“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是惋惜苏联由世界超级大国坠落为二等国家;“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包含了结束苏联极权统治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的意思。不过,中国媒体对此做含糊解释,只强调前一句,并且让读者错以为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实上,外界早就非常详尽地总结过苏共灭亡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纳为三点,第一,苏联特权阶层腐败加剧了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导致苏联知识分子与民众对苏共政权离心离德,苏共垮台前产业工人甚至组织了全国大罢工,反对党国官僚侵吞公产;第二,苏共为了维持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财政困难;第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顺应时势,开展了“新思维”改革,结束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专制。

且来看看中共目前面临的处境与20多年前苏共有什么异同。

先谈国际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共无疑远比苏共幸运,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前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极权体制真可谓“神人共愤”,教宗保罗高举十字架,与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这一世纪的召唤,随着里根总统的柏林墙前演说传遍了世界,我在电波里听到这句话时热泪盈眶。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了顺应民心、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举,使苏联东欧用“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开启了民主化之门,并结束了“冷战”。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纪的伟大英雄,还将名垂青史,为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永久景仰。

斗换星移,世事沧桑。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崛起之时,正值欧洲走向衰落之日,欧盟的成立只是落日余晖,让德法等国重温了一把大国梦。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则因反恐、伊战等耗资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债台高筑,国民现在普遍厌战。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时,美欧出手已经是勉尽其力,目前对叙利亚的乱局根本无力顾及。这种情况下,美欧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表示关心,只能说是尽国际义务,再也没有余力象当年那样,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充当幕后强有力的推手。

然而,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共,并无法减轻助习总的国内压力。他除了“不做戈尔巴乔夫”这一决心之外,面临的局势真是非常艰困:

首先,中共特权阶层与官僚集团的腐败远远超过当年苏共政治集团,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独裁者。且不说彭博社与《纽约时报》2012年曝光的红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清楚,凡属肥水衙门的高官,动辄可以聚敛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小小村官贪污上亿的都已出现若干起。这种腐败状态远远超过当年的苏共的特权腐败程度。国内腾讯历史频道发表一篇《苏联70年腐败史》,将以前讳言的苏共腐败翻了个底朝天,但从其列举的事实来看,与中国近十余年相比,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谓苏共高层的“特供”,不过是花钱买点专供特权阶层的紧俏商品如欧美进口的酒、衣物、相机、香水等高级消费品之类,而中共各级官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进入“烟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动”的境界。让苏共官僚阶层望尘莫及的是中共官员的国际化生存,数百万“裸官”家属移民海外,他们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的产物,即保障其食品、饮水、空气安全的种种“特供”。

其次,苏联当时国内经济体系完整,国内资源充足,少有失业现象。而中国目前是资源耗尽,民不聊生,失地农民逾一亿,城市失业者至少有数千万。经济改革的红利基本在胡温十年消耗殆尽。如同我2004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包括: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文化亲和力);社会成员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生存要素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与生存底线都已陷入坍塌与半坍塌状态,只剩下以政治暴力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团才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最惧怕暴力革命的知识阶层,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弃一党专制,以规避暴力革命的风险。

当此时,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国“好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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