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的矮化趋势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都是倍受尊敬的文化名流，社会威望往往高过政府的部长。在民国年代，中国大抵也是如此。蔡元培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也先当教育部长，后当北大校长。历史铭记着他们的校长生涯，往往忽略他们的部长履历。张伯苓是先当南开大学校长，后当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在民国政府中，考试院长与行政院长平级，但张伯苓并不情愿去做，很快便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校长的地位也不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都在开国时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兼任高教部长。还有一个从省长自愿改行当校长的例子，他就是郭影秋。
郭影秋是江苏人，1909年生，曾在无锡国专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出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政坛顺风顺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赶上鸣放。北京大学谭天荣等人的大字报引发他在1957年６月中旬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封信，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信发出不久，中组部长安子文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他说：“政治局看了你这封信，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就派你去当个大学校长。”郭影秋有些惶恐：“我是说让我先学习两年，然后再让我当校长。你说要我现在就去，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懂呢，怎么能去呢？”安子文说：“没有讨价和缓冲余地，现在就得去。”没过几天，中央正式命令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随后下达了任命郭影秋为南京大学校长的指令。这样，郭影秋在中央党校没有结业，就返回昆明交代了工作，是年８月到南京大学走马上任。
郭影秋的工作变动，适应了当时反右的大形势。但郭影秋本人并不左。他出掌南京大学六年，历经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环境不好，但他尊师重教，治校有方，给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间，他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明末清初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1962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去职。1963年初，周恩来想调郭影秋来填补空缺。郭影秋如有意回到政界，这是一个升官的机会。但郭影秋不喜欢做官，办好大学是他的人生理想，于是请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周恩来再次来电，他又向省委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然而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南京大学。这次中央调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没有商量余地。原来，主持人民大学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胡锡奎与吴玉章校长关系紧张，吴老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只好把自己相中的郭影秋推荐给吴。郭影秋1963年５月15日上任，吴玉章亲自到北京站迎接。直到文革，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郭影秋不当省长当校长，已成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响。随着官本位格局的定型化，大学校长都套上了相应的行政级别，“985”序列的大学校长定为副部级，其他大学校长是正局级，一些地方高等学校的校长级别更低。在这种格局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日趋矮化。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1986年，他却遇到了一次人生的尴尬。是年10月9日，香港有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官贵民贱》，谈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为，“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领导人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事件本身的是非一清二楚。且不说购买火车票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论，刘道玉与省长同龄，梁教授是长者，省长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按传统伦理也不该欺负老人。此举省长本人未必知晓，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很差，火车软席卧铺是紧俏的出行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或教授级的专家，有钱也进不去。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人里，还是存在等级差别，差别背后就是官本位秩序。其实，刘道玉也有出任省部级党政官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想当好大学校长。正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但校长职位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的业绩和师生的评价，他终于在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能否形成一个让教育家充分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如果大学校长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很难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