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的矮化趋势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都是倍受尊敬的文化名流,社会威望往往高过政府的部长。在民国年代,中国大抵也是如此。蔡元培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也先当教育部长,后当北大校长。历史铭记着他们的校长生涯,往往忽略他们的部长履历。张伯苓是先当南开大学校长,后当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在民国政府中,考试院长与行政院长平级,但张伯苓并不情愿去做,很快便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校长的地位也不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都在开国时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兼任高教部长。还有一个从省长自愿改行当校长的例子,他就是郭影秋。

郭影秋是江苏人,1909年生,曾在无锡国专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出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政坛顺风顺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赶上鸣放。北京大学谭天荣等人的大字报引发他在1957年6月中旬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封信,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信发出不久,中组部长安子文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他说:“政治局看了你这封信,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就派你去当个大学校长。”郭影秋有些惶恐:“我是说让我先学习两年,然后再让我当校长。你说要我现在就去,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懂呢,怎么能去呢?”安子文说:“没有讨价和缓冲余地,现在就得去。”没过几天,中央正式命令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随后下达了任命郭影秋为南京大学校长的指令。这样,郭影秋在中央党校没有结业,就返回昆明交代了工作,是年8月到南京大学走马上任。

郭影秋的工作变动,适应了当时反右的大形势。但郭影秋本人并不左。他出掌南京大学六年,历经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环境不好,但他尊师重教,治校有方,给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间,他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明末清初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1962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去职。1963年初,周恩来想调郭影秋来填补空缺。郭影秋如有意回到政界,这是一个升官的机会。但郭影秋不喜欢做官,办好大学是他的人生理想,于是请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周恩来再次来电,他又向省委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然而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南京大学。这次中央调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没有商量余地。原来,主持人民大学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胡锡奎与吴玉章校长关系紧张,吴老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只好把自己相中的郭影秋推荐给吴。郭影秋1963年5月15日上任,吴玉章亲自到北京站迎接。直到文革,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郭影秋不当省长当校长,已成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响。随着官本位格局的定型化,大学校长都套上了相应的行政级别,“985”序列的大学校长定为副部级,其他大学校长是正局级,一些地方高等学校的校长级别更低。在这种格局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日趋矮化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1986年,他却遇到了一次人生的尴尬。是年10月9日,香港有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官贵民贱》,谈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为,“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领导人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事件本身的是非一清二楚。且不说购买火车票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论,刘道玉与省长同龄,梁教授是长者,省长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按传统伦理也不该欺负老人。此举省长本人未必知晓,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很差,火车软席卧铺是紧俏的出行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或教授级的专家,有钱也进不去。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人里,还是存在等级差别,差别背后就是官本位秩序。其实,刘道玉也有出任省部级党政官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想当好大学校长。正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但校长职位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的业绩和师生的评价,他终于在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能否形成一个让教育家充分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如果大学校长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很难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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