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体制的冰凉与人性的温存
一
在长沙出差，坐公交车外出办事，下了车，发现早下了一站地，应该到侯家塘南，却在侯家塘北下了车，看看时间还早，就步行穿过侯家塘立交桥。
这里是长沙城区的核心位置，人来人往。我低头刷着微博，无心去留意这个城市的繁华和擦肩而过的美女。当路过那个坐在地上的老人时，她的衣着和周围环境的反差，还是让我扭头看了一眼，我瞥见了在老人的怀里，躺着一位瘦小的孩子，我看到了她那一双清澈而又机灵的小眼睛。孩子的旁边，撑着一把伞，可以勉强遮挡一丝寒风。
这是一个南方城市的冬天，正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是南方到底要不要供暖。
看着那把被寒风吹得摇摆的雨伞，我下意识地拉上了棉衣的拉链。我像很多路人一样，熟视无睹地走了过去。
走出去十余米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再次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我心想，那会不会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在原地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转身去看看。
大概六年前，去济南出差时曾碰到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名孩子乞讨，那时孩子在熟睡，或许为了赢得更多的同情，中年妇女就将孩子放在大太阳下暴晒。后来当我有了孩子，回想起那个细节时，我断定，那个孩子肯定不是那位中年妇女的，一位母亲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有可能把孩子作为道具，但是当她有能力为孩子遮一丝风挡一滴雨时，她不会熟视无睹。那时，我就那么熟视无睹地走过去，后来我为此纠结了很久，或许那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的冷漠，让罪恶得以延续。
二
我是抱着一丝怀疑折返。
那位老人看出了我的迟疑，拿出了一张残疾证。她说，残疾证是她丈夫的，她的儿子离了婚外出打工，他们实在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了，就带着只有三岁多的孙女外出乞讨。残疾证或许是假的，我想，这是骗子惯用的伎俩。老人又拿出了一张证明，是村委会写的，很简单，只写到她是这个村的村民，并没有写到她的家庭状况。
或许老人感觉到，我并不是来施舍她的，告诉我，她不愿意去救助站，因为那里面吃不饱肚子，有一次孩子在里面还生了病，打了四天吊针。在老人的面前，有一块木牌上写着：请好心人不要给救助站打电话，我们不去。
我看到残疾证上有村委会的电话，我想我可以打电话到村委会去核实。正当我准备掏电话时，一阵寒风将雨伞吹开，孩子的奶奶爬着把雨伞拉回来，然后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知道，自己是多心了！那一刻，也为自己的多疑感到一丝羞耻。后来，我把这位奶奶乞讨的事情发到微博上时，一位网友说，他路过侯家塘经常看到这位奶奶，有一次下雨，奶奶打伞时把大部分了给了孩子，有时候会看见他们彼此的交流和微笑。
我掏出兜里仅有的三张20块钱，塞在老人的手里，没想到，老人竟然失声痛哭，她苍老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或许她能感受到，我不是在施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执意只留下一张20元钱，将另外两张塞回到我手里，她说，好兄弟，我听你口音也是我们那一方的人，你出门不容易，不能让你断了盘缠。
那一句话，让我突然泪眼朦胧。
三
钱在我们之间推来推去，很多路人很奇怪地看着这一幕。我把钱塞在了小女孩的手里，我发现她从奶奶的怀里掏出钱包，拉开拉链，把钱抚平了一张一张地装在钱包里，然后再拉上拉链，把钱包塞回奶奶的怀里。之后，对着我很羞涩地笑了笑。
钱包里，除了一张10块钱，剩下的全是一元一元的零钞。
老人说，这孩子很机灵。他们去过救助站，但连肚子都吃不饱。后来出来乞讨，最起码能吃个饱饭，或许还能攒点钱，以后送孩子去上幼儿园。
有饭吃，有学上，这是一位奶奶和孙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老无所依，幼无所养。
就在我和奶奶交谈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女孩，买来一袋糖果，放到了小女孩的怀里；我看到有人驻足，掏出身上的零钱放到奶奶面前的碗里。我看到旁人的眼光里，不再是异样，而是悲悯与和蔼。
每一个生命，都不会缺少爱和善良。回想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其实最根本的不在于“劫富济贫”，而是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悲悯无关于财富，情怀无关于学富。
四
关于乞讨，我最初的记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村子里经常会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来讨饭。印象中，几乎每家每户的人都会塞给他们至少半块馒头或加上半碗热水，虽然那本身也是一个西部贫困的村落。那时，奶奶总会讲起家族里关于饥饿的很多故事，甚至我就有一位爷爷因为饥饿而死去。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创伤，让他们更加重视对粮食的珍惜以及对于那些乞讨者的同情。
后来，当我进城了，当我开始衣表光鲜地穿梭于很多被幸福的城市，当我像更多的人一样，对于求助熟视无睹，甚至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我知道，那个西部小村庄以及88岁离世的老奶奶，留给我的最宝贵的善良和信任，正在被我肆无忌惮地糟蹋和摒弃。
半年前出差帝都，和几个朋友走在街头时，遇到一位中年男子倒在地上抽搐，我们上前去询问，中年男子说他是从贵州来上访的，旧病复发，但自己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掏出100元给了他，从他很熟练地将钱塞进口袋里的动作来看，他可能已不止一次地采取这种方式去获得资助。朋友说我可能受骗了，我也反思，但我最终并没有后悔，我或许被骗去了100块钱，但我保全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善良。当一个人始终用提防、怀疑去面对别人的时候，他自身失去的或许更多。
同样，面对求助，如果你因为害怕受骗而不去帮他，那么你纵容一个骗子，同样被人所不耻。
五
关于救助站，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负面新闻。这个脱胎于收容站的机构，并没有因为一个温情化的名字的改变，而改变在公众中的印象。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显得很无辜：你看，他们拒绝进救助站！这一现实，也成了不作为的挡箭牌。显而易见，有一些救助站在某种程序上来说，已经沦落为政府慈善的摆设。
从收容到救助，这一社会文明的进步，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孙志刚的性命和程益中等南都高层的牢狱，但回头再来看，不难发现，这种改变，除了名称和工作内容之外，并没有改变体制原有的冰冷。这种不接地气的救助，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最该救助的，反而没有得到救助。所以，就会出现患病的乞讨者死在求助站门口的悲剧。
不可否认救助站的功绩，但我们更应该反思，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乞讨人员露宿街头，一边是救助站的无力和无奈。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是否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我们救助的理念是否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如何与时俱进，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和需求对接？
一个让人担忧的现状是，正是因为体制的冰冷和不作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乞丐，厌恶他们的贪婪，也时刻提防自己的爱心被欺骗，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族群，越来越成为另类。体制的诱导和不作为，正在加速人性的泯灭。
越来越多的城市划定限制乞讨区，职业乞丐已经和骗子划上等号。
救助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词语，这项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情怀。而这些软性因素，正是体制欠缺的地方。河南兰考的一把火，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村妇袁厉害的人性光辉；于建嵘老师的随手公益发给流落者的衣服被抢走了，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部门的狭隘。
对这个社会最末梢人群的关怀，需要的是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离开长沙的时候，我再一次前往侯家塘，不过并没有找到那位乞讨的奶奶。或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残存的悲悯，是否开始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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