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下了，之前对此事几乎不敢表态的媒体看到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于是我们见到了“衣冠禽兽”、“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的评论。如果中央不决定拿下衣俊卿的话，估计媒体是根本不敢吱声的吧。』
看了原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常艳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感觉这是一份很好的中国学术圈研究材料。由于女性的矜持和弱势地位的缘故，这样的材料在中国比较少——尤其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写的此类文章；而涉及到学术圈的交易内部和细节的，更是少之又少了。身为副部级高官前途无量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和极力希望通过各种手段钻营到编译局的常艳可谓是各有所图，走在一起直如水到渠成。
单纯的作为一个被潜规则的对象，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下，常艳的故事并不新鲜，况且她的遭遇也远远谈不上悲惨。比如最近网络上报道的裸替女的故事，那些年轻的女子毫无尊严的穿梭在各个剧组之间，为了生存和机会在大庭广众下用最短的时间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接受形形色色男人的目光的侵犯。而一张更让人震惊的照片是：在被剧组的导演潜规则完之后，导演气定神闲的躺在床上用手机拍下弯腰穿衣服的全裸臀部，此时裸替准备匆匆穿衣离去，可能是奔向下一个剧组，也可能是回到那个狭窄而又潮湿的“家”。和这些随时被不同的人潜规则而又无法确定获得回报的裸替相比，常艳有稳定的工作、相对较好的家庭，甚至是被潜规则，她也有选择的余地。常艳在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对衣俊卿的羡慕，而且潜规则的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常艳主动，衣被动。
常艳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吸引我，是因为学者袁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案例中再一次触动了我（大意）：在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商业精英的相互交易和妥协，造成了中国老百姓被欺凌的现状。在中国，独立的学术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独立的学术人格当然也已经荡然无存。为政治研究、为政治学术、为政治代言是建国后学术的习惯性思维，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后大陆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从来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中国的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先预定好目标，然后再从各个角度为这个目标寻找理论支撑。在这个问题上，钱学森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也是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个例子：正是由于钱学森对亩产万斤的“科学”佐证，才进一步催化了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常艳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中也提到如果要在中央编译局落实到处室的话，就到马基处（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马基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很难说是一门科学，而研究的情况如何、成果如何，则是更加主观。此类所谓的学术研究，除了在某个特定的政治场合被用于政治交易或陈列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用处（正如常艳在文章中提到她的《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书店里一本订数都没有。）
当今中国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政府就大张旗鼓的进行了对学术的打压和收买：对于不听话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进行打压，对甘心为奴为婢的进行收买和奖励。经过这么多年，知识分子终于损失了最宝贵的独立精神，完全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唯当局马首是瞻，置民生民意而不顾。如号称“上访者绝大部分都是精神病”的北大教授孙东东之流俯拾皆是，不可枚举，对知识精英的收买和降服可谓是大功告成。而知识分子为商业机构背书的更是数不胜数，如声称白酒塑化剂无害的北大李可基之流充斥于大学里，学问暂且不论，事实罔顾，只看利益和金钱，这就是当今中国学界的真相。用奴婢来形容这些专家学者毫不为过。
袁剑在文章中曾经提到，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商业精英之间的互相质疑和论战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如果三者利益高度一致，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三者会倾尽全力确保三个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普通人民的利益受侵害最严重的阶段。环顾当今中国，恐怕不幸被袁剑一语成谶。
再看常艳和衣俊卿的畸形关系，简直正是当今中国学术依附政治的绝佳写照。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常艳的弱点在于其对政治和官场的茫然无知，同时患得患失、缺乏情商、不通世故、举止失措。这样一个姿色尚可，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被灌了一脑子陈旧腐烂知识的女子，如果满足于留在大学教书的话，最多也就是一个大学版的少妇白洁，给校长吃吃豆腐或潜规则一下，在学校混个一官半职终此一生。可她却非常不自量力地看上了中央编译局，并且想通过身体交换一个编译局的职位并可能有政治上的企图。从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到，常艳完全不具备对官场的基本了解，也完全不知道其间的争斗和利害关系，从而在各个场合情绪失控、大哭等等。这个副教授缺乏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以为既然贡献了身体就应该得到显而易见的安排和待遇，甚至堂而皇之的将自己和一把手的肉体关系告诉上级，三十几岁的人，十几岁的情商，这也算是中国教育失败的另一个例证吧。
从网上消息的逐渐封锁和中央编译局网站的情况来看，常艳的奋身爆料显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既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同情，也不能拿到更多的利益，白白做了他人的谈资而已。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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