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一位硕士落选哈尔滨市事业编制环卫工后如是说。
为什么要“撞死”在1500元的的环卫工位置上？答案：这个职业可以把户口落到城市，可以拥有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这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还有家里人几十年来巨大的支持——“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成为政府的人”“在城市当一条狗也别回农村”。
我有编制，在第一线教书；爱人从化工研究院工程师技术岗位上退休后，供儿子上大学在学校做生活老师。工作时间长，责任重，压力大，而工钱低，学校分东西，没编制就没份。我的妹妹当年下乡与我一个生产队，顶替父母回城后因改制下岗，我考大学出来有编制而终身稳定。
因此我认为，“啃编制”比“啃老”好。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等等高物价的问题，逼得人杀人或自杀。“死在编制里”，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拯救。有一个父亲，因为研究生毕业的儿子没有找到工作，血本无归愤而自杀。既然这个编制能够保证他一辈子乃至一家人旱涝保收、吃香喝辣，为什么不“死在编制里”呢。
有了编制，才有可能做公务员，做官，做贪官。长沙市政建设局原局长顾湘陵十年间敛财2亿，换6个情妇，被总结为“六多”：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许三多”（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到“顾六多”，成贪官新标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当总统，做广告人！”很多大学生毕业选择自己创业做老板。自2009年以后，年轻人对公务员趋之若骛。每年参加公务员都超过100万人。有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打拼五年，却没实现当初与父亲的“赌言”，垂头回到父亲的权力地盘上做了法院系统的一个公务员。而没有编制的亿万大军，每年工作狂和过劳死以及失眠者的数字早早地超越日本。“富士康十三跳”绝非个例。今天谁谈“中国梦”？一定是有编制的人。
这个编制，实质上是体制。这个体制说白了就是“政教一体”，“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权力最大的是教主，教主才能拥有思想，且属“专利”，任何人不得谮越。下级官员若违之必受到清除。知识分子早已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独立思考厥无，独立人格无存，如果选择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无耻之徒在“颂圣”中名利双收，很多人都做两面派。这样一个体制或编制里，集中了世界上最贪婪也最无耻的的“食利之徒”，而不是仁人志士甚至不是“死士”。一旦这个体制遭遇不测，做鸟兽散的便是这些离心离德者。这样的编制稳定吗？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吗？“裸官”们连国籍都不要了。“死在编制里”，既悲催，又该死。
过去我们有两个宝贝，一是批判“万恶的旧社会”，二是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旧社会那点万恶？那时有铺天盖地的假酒假烟假农药？有地沟油毒奶粉黑心棉？那时是“四大家族腐败”，今天是“十几大几十大家族腐败”呢？那时的腐败弥漫在官场，今天的腐败深入各行各业普遍开花；那时贪官们搜刮民财藏于家，今天的贪官却纷纷移资产于国外，统统把老婆孩子送出国，还在装着“摸石头”。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里，见死不救不是坏人，不谋财害命就是好人，能养活家人就是能人。因此，这个硕士生只是发誓“死在编制里”，还没说“死在美国”，更没说“死在朝鲜”。他爱这个编制，却毫无忠诚可言，攫一个饭碗活命，他还能做点什么呢？
希望是有的，有人在身体力行。钱理群教授《答中国》提出三点：“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我的理解是：不拒绝编制，也不拒绝成为体制中人；无论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为处身的社会及自己的家人孩子，有一个信仰，守一条底线，尽一分心力，不能让它一天天再烂下去了，似乎也只能这样了，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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