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的来龙去脉

1月3日，因新年特刊被省委宣传部强令撤改封面导语和新年献词，南周部分同仁开始在网上表达不满，并先后发出两份声明，诸多网友在网络上表达了对《南方周末》的同情，与此同时，前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南方报业内的其他编辑记者、南方周末读者、18名知识分子等四封联署信逐一面世，发展到1月6日晚间，因南方周末官方微博被收回并发出所谓澄清消息，南周部分人士公开在微博上声明罢工，随后，一份180多人的联署声明以南方周末职业伦理监督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并于次日以同一名义连续发出两份声明，试图说明何为真正的事实。在南周同仁的上述动作之下，网络舆论被动员了起来，并开始付诸于行动，1月7日上午起，即又上百人聚集在南方报业集团大院门前，表达对南周的支持，北京等地则有人士前往南周记者站举牌献花。事态已经由南周及其周边的相关抗议，向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抗争转化。那么，如何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其未来的发展呢？

一、市场化媒体的管理困境

中国并不存在民间报刊，所有媒体都有所谓的主管部门，事实上，中国的报业集团绝大多数都直接隶属于各级党委，《南周周末》所在的南方报业集团不例外。 党报面目可憎言语乏味，没有丝毫的市场能力，长期依赖于定向摊牌和财政补贴，在改革的背景下，党报孽变出的子报则主动迎合市场，占领市场，并反过来向母报输血。这也就是所谓近些年来大为发展的市场化报刊。对于这一现象，体制并不排斥，而是大力推进，因为，引入市场化因素，同时维持党管事业体制的基本格局，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逻辑，也是文化产业化的基本逻辑，这样不仅能减轻财政对党报的负担（这应是早起开创市场化报刊的初衷），更能从迅速的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同时又保持了体制对文化这一关键领域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不外是党媒集团的生财工具耳。

作为特殊领域，党权也从未放松过对市场化媒体的控制和管理，一般的情况下，市场化媒体中均有母报派出的人员担任领导，充当看门人的角色，同时，党权宣传机构也通过电话通知、事后阅评等方式，对市场化媒体的导向、内容、人事等进行直接的干预。但是，市场化运行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则，尽管同属于体制的一部分，长期浸淫在市场氛围中，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财政，市场化媒体人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定位，并不可避免地与党权宣传机构的管理形成冲突。

而在近年来，党权宣传机构越来越直接地管理媒体内容，这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化媒体人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其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越来越偏离于党权宣传机构的要求，一是由于意识形态统一性已经瓦解，派驻于市场化媒体中的顶层看门人虽为自己人，也很难对这种偏离作出矫正，最后，网络时代的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内容一旦见报，很容易在网络的传播上形成雪球效应，于是，党权宣传机构在原有的电话通知和事后阅评等手段之外，更加大了对内容的直接干预，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侵犯了市场化媒体的市场利益，更直接冒犯了市场化媒体人的职业尊严，不可避免会招来广泛的怨怼，只是党权宣传机构淫威（其根本来源是市场化媒体的存在本身，也就是所谓牌子，可以被党宣一举拿掉）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二、南方周末为何率先爆发

南方周末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在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过程中起步最早，又有党报背景作为依托，得以逃过若干次打压整肃，经过长期发展，其声誉在世纪之交达到了其巅峰，被民间自由化人士和体制改革派人士共同认可接受，被看作自由和改革的精神高地。与之相应的，则是其市场价值的放大，并带动了南方都市报等一系列报刊的壮大，不夸张地说，没有《南方周末》，就没有今天如日中天的南方报业集团。

《南方周末》有着鲜明的自由化倾向，大致可表述为：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这样的陈述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仅没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说触犯红线了，甚至，这些内容都曾经在一定时间段内，为中共官方所倡导，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甚至是有利于现体制的。客观地说，南方报业集团本身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报业的这种倾向却日益成为了体制的异己力量。邓小平路线始终强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被体制系统地输送给了各类既得利益者，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体制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体制的论述，其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则是拒绝体制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这种论述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18大的政治报告中，则被提炼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表达。

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兴社会阶层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手段来对现有体制提出挑战，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维权和抗争行为，也表现为网络和媒体里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由于《南方周末》等南方系报刊的成功，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人士成为了各类新办媒体的挖角首选，出身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广泛分布于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带到了各处。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报业对改革的持续倡导就越来越被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在顽固拒绝一切重大变化的维稳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一部分的南方报业，必须回到拥抱现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现行维稳现体制的道路上来，而为此，就必须对南方报业加以适当的整肃，而其中的首要目标无疑正是《南方周末》。

根据程益中先生的描述，这一整肃过程已然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接连三任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空降到南方报业集团充任要值之外（其中一位就是出任南方周末主编的张东明），到在18大之前，更是将宣传部副部长杨健空降到南方报业集团充任党委书记。此外，尚有在报社内设立审读员，形成从宣传部到空降报社官员再到审读员的单线联系，加大直接的事前选题乃至内容审查，这诸多举措，势必会引起南方报业尤其是《南方周末》广大员工的不满。随着更为“敬业”同时也是报人出身的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对《南方周末》的直接事前审查更加变本加厉，根据南周同仁的披露，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在省宣的直接指令下，撤、改稿件达1034篇之多，对于一份一期也就四、五十篇稿件的周报来说，相当于每期即有将近一半的稿件被勒令撤、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种长期刻意的整肃和打压之下积累的愤怒，终于在2013年新年之际爆发了出来。

三、南周事件何去何从？

南周同仁的愤怒首先指向了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并首先感染了对整肃和打压感同身受的前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和其他属于南方报系的报刊编辑记者，也得到了南周读者和知识界的声援。效仿2005年冰点事件时，卢跃刚对阵时任团中央书记赵勇的战法，多份联署声明都将“驱庹护宪”作为主体诉求，以避免触及党管媒体这一根本原则，而将庹震的粗暴管理作风作为主要目标，同时，“驱庹”作为有限诉求，也可能在聚集起的社会压力下获得实现。应该说，该一策略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作用，但是，这一诉求有着事实上的瑕疵，并直接引发了第二轮的风潮。

由于不满《南方周末》管理层强行收回官方微博，并发布消息认为“新年献词，系本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这引起了南周同仁的集体愤怒，部分员工和南方周末经济部官方微博宣布停工，这一行动极大地调动了微博受众的情绪，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声援南周的声浪迅疾席卷了整个微博，并在次日转化为了具体的行动。但是，就在第一波停工声明后不久，南都同仁先后两份声明又再度回到了原来的语调，甚至有所退缩，种种迹象显示，在南周同仁内部出现了分化，且持保守立场的人士占据了优势，一场酝酿中的罢工已经消于无形之中。

事实上，市场化媒体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之低，这有其先天性的结构矛盾，市场化报纸可谓体制上半身市场下半身，同一份报纸内，既有空降社长主编乃至编委等体制内人士，又有纯粹的新闻民工，前者或许因常年资深，而对报纸有更深的感情，但却因体制身份和利益捆绑等原因，难以做出有力的挑战，且容易被劝服；后者虽然有着更强的行动力，但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对媒体本身没有什么感情，也不愿意付出更多代价，而更容易随大流，屈从于资深员工的决定。南周尽管有特定的光环带给全体员工，但仍不足以克服上述结构性的矛盾，从而难以做出一致性的集体行动。

根据最新的消息，南周同仁仍在与省委宣传部进行沟通，如果不能尽快达成一致，那么，周四的正常出版就不能保证，无疑，这将进一步扩大事态，不排除引发整肃——抗议——再整肃的循环。而如果达成一致，正常出刊，那其实意味着省委宣传部的胜利，而同时也意味着南周同仁为核心的抗争的失败：驱庹诉求无疾而终，人在屋檐下，南周也势必面临着事后的整顿清洗，不夸张地说，从达成一致的那一刻起，曾经的自由化南周就进入到了濒死状态，只待宣布了。

当然，南周事件中也有另外一个赢家，那就是民间的积极行动者们，由于南方周末事件，有成百上千的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南周，由于南周同仁的一连串声明中均恪守体制内建言的立场，甚至采用了“充分尊重党管媒体的原则”这样的字眼，积极分子们难以寻找到和南周同仁一致的诉求，于是更多地采用了自己的表述，诸如“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开放报禁”、“废除新闻审查”。。。等等标语口号，这是24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人振奋，尤其是在南方报业集团大门口，犹如嘉年华般的气氛，年轻靓丽的面孔，让人印象深刻，让人心生希望。

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的聚集已经有两天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南周同仁与省委宣传部达成了一致，正常出刊，报业集团门口的人群失去声援的对象，势必逐渐散去。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出现不能正常出版甚至停刊的现象，那么，“还我南周”将称为现成的也是最具动员能力的诉求，声援南周的行动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可是，在笔者的判断中，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远远更大，民间积极行动者们还需要在别处、在更多的地方发出同样的声音，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