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三十九

《意志的胜利》与《东方红》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三十九

在共产党和纳粹当道的时代，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都得听命于官方的意志，毫无自由可言，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被政治强行绑架了，沦为党的宣传品是它们难以挣脱的可悲宿命。  ——题记

1933年10月30日，柏林乌发宫影院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一部名为《意志的胜利》的德国纪录片在此举行首映，到场观看这部电影的除了全体纳粹高官，还包括帝国总理希特勒。

一部纪录片的首映何以竟受到纳粹政府的如此青睐？原来，授意拍摄这部影片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希特勒本人。

1934年9月4日至10日，为庆贺上台一周年所取得的“胜利”，纳粹党决定在纽伦堡召开掌权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希特勒特地邀请他最欣赏的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摄制一部纪录片。

为了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希特勒不惜血本，给里芬斯塔尔提供了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无数的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影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影队同时开工，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机动警官，全部随时听命于里芬斯塔尔的调遣，纽伦堡甚至为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里芬斯塔尔是个狂热的纳粹信徒。为了取得最理想的银幕效果，她在拍摄过程中调动了推拉摇移、近拍远摄、俯瞰与仰角等一切电影手段。按照她的要求，电影中的所有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来拍摄。为此她不惜动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以这种方式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她所需要的画面，最后再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影片完成后，里芬斯塔尔又特意将希特勒为这次党代会提出的口号——“意志的胜利”用作了片名。

《意志的胜利》上映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影片中一幕幕壮观画面的演绎下，游行、集会、呐喊、举手被处理成了恢宏的史诗，希特勒成了先知摩西，纳粹主义思想变成了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戈倍尔对它赞不绝口，称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是一部纪念丰碑式的影片，它让所有看过它的人，都无不为那些壮观的游行方队激动万分，从而坚定其信仰，同时亦为她洋溢着的艺术激情所感动……”1934年5月1日，为表彰里芬斯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的“非凡功绩”，纳粹当局授予她“国家电影奖”。紧接着，这部影片又获得了1935年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从专业的角度说，《意志的胜利》的艺术性确实堪称世界一流，在电影语言和拍摄技术上不但多有创新，而且迄今影响犹在。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神化希特勒和纳粹。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被公认为纪录片史上“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里芬斯塔尔本人也才被称为“种族社会主义自我标榜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

那么，在《意志的胜利》中，里芬斯塔尔究竟是如何天才地运用电影语言神化希特勒和纳粹的呢？《纳粹时期的电影天才》一文对此做了颇为详尽准确的分析。

文章说，“伴随于夸张得有些滑稽的姿势，希特勒在集会中面向数十万军民激动地演讲，他说，‘是上帝引导我们发动这场运动。这次运动不是哪一个凡人创造的。这是上帝的旨意，由我来领导执行。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着德意志人民。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莱尼?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完全就是针对希特勒的演讲而做的推理、论证和阐释，或者这一切都不需要，《意志的胜利》只是莱尼?里芬斯塔尔用电影语言对于希特勒的演讲稿加以翻译的成品。民族、国家、上帝与希特勒和他的国社党被雷妮彻底地整合成了一个同构体。

“影片开始的第一个镜头是希特勒乘坐飞机前往纽伦堡参加集会。莱尼?里芬斯塔尔坐在另一架飞机上，拍摄了希特勒如何从云端降临到地上的过程。这只是第一个镜头，导演就用电影的手段将上帝从他的座位上挪开，代之以希特勒。在莱尼?里芬斯塔尔看来，希特勒就是上帝，他不仅是精神偶像，而且还将作为德国的救世主，带着力量与光荣，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幸福的生活——从天而降，来拯救所谓民族和国家。在用远景表现了希特勒走下飞机舷梯的场面之后，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了一组巧妙的正反打镜头。这种手法在1934年的时候已经成为非常普通的技巧了，但在《意志的胜利》中却别具深意。希特勒和他的卫士们站在遥远的停机坪那里，激动的人群站在马路边上。两者之间的距离被导演用正反打镜头掩盖了，看起来就好像元首正亲密无间地与群众站在一起。摄影机跟随希特勒穿过黑暗的隧道，驶入开阔而明亮的马路。这里的寓意再也明显不过了——莱尼?里芬斯塔尔将希特勒定义为带领黑暗德国走向光明的领路人。当希特勒的车队经过人群时，多次出现的近景或特写镜头都是从希特勒的背面拍摄的。这个奇怪的摄影角度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德国人民将永远跟随在元首的身后前进。这个野蛮的逻辑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终。在接下来的镜头中，导演还将这个逻辑提升到了神话的高度。影片中出现了纽伦堡城里的雕塑，是将摄影机架在行驶的汽车上拍摄的。那些静止的物体因此具有了动感，好像在向希特勒行注目礼，并且随着车队的远去而扭转了自己的身体。
　　
“这仅仅是莱尼?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第一段落中布置的机关。在构成全片的十三个段落中，几乎每一处都能看到她的‘苦心’。在第二段落‘夜晚集会’开始的第一幕中，莱尼记录人们在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前集会的场景。无数的火把在小夜曲声中亮起，画面上叠印出纳粹党旗。这个简单的技巧在这里传达出同样简单的含义：希特勒和他的政党就是德国唯一的光明与希望。摄影机缓缓摇起，离开地上的火把，将焦点对准旅馆楼顶上的十字纳粹标志。在彻底的黑暗的天空背景之上，只有那个罪恶的十字是唯一明亮的东西。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给德国带来希望的曙光了，包括上帝和所有的星辰——如果影片要加上说明字幕的话，莱尼?里芬斯塔尔一定会将这句话印上去。

“在其他的段落中，莱尼习惯使用的第一个镜头总是十字或者鹰的标志，只有第三段落不同。这一段是以一个俯拍房顶的镜头开始的。所有凌乱的场面全部被那些大面积的灰色房顶掩盖起来了，制造出一种安宁而幸福的假象。在这一段落中，还两次出现了从窗口位置拍摄的镜头。第一次在窗外看到的是一面纳粹旗帜，第二次在相同位置出现的东西却被置换为一盆菊花。在这样的置换当中，莱尼?里芬斯塔尔完成了对于纳粹的比喻式。当然，对于这些类似于生活情趣的描绘并不是导演所偏好，她同她的元首一样喜欢钢铁、鲜血、民族之类的词汇，并且表现出宗教迷狂般的热爱。
　　
“影片中曾多次出现尖顶的哥特式教堂并且与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叠印在一起。在这种燥热而激动的宗教气氛中，莱尼将元首与士兵的关系解释为上帝与子民的关系。她再一次将上帝辞退，代之以希特勒的形象。除了这种直接的置换之外，影片中还不乏诡辩式的纳粹三段论。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士兵们在向长官报告自己的家乡，那些五花八门的地名组成了德国这一概念。当他们汇报完毕之后，镜头转向了希特勒，随即又转向纳粹旗帜。‘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疯狂口号在这里成了莱尼唯一的电影语法。”

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不仅是纳粹电影的象征，也是整个纳粹德国文学艺术的象征。

希特勒上台后，在对“非日耳曼文化”发动“大扫荡”的同时，对文学艺术进行全面的严格管制，把曾经诞生过歌德海涅的德国文化完全变成了宣传纳粹思想，对纳粹当局进行歌功颂德的政治工具。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所指出的那样，“审视纳粹的建筑、艺术或绘画，一个人可以很快得到这样一种感觉：表情、形体和色彩都要服务于宣传的目的；它们都是纳粹的价值——权力、力量、坚强和北欧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示。”（注1）

文学更是被理所当然地定位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希特勒上台后，一大群热烈讴歌新社会的纳粹“新诗人”争相涌现，他们的作品成为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种族社会主义”的战歌。纳粹小说的典范是约瑟夫?戈培尔的《米歇尔》，其中“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法西斯主义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里的同志之情、战后的混乱、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理想主义的德国青年、血液比大脑的优越性、种族和元首神秘的关系、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腐蚀性的权力、母性和家庭的理想、用种族社会主义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抗击资本主义堕落的生活方式。”（注2）

电影也不例外。以故事片为例，第三帝国一共拍了1363部故事片，不外乎宣传和娱乐两大类。前者自不必说，即便是后者，最终也是为纳粹政治服务的。大多数娱乐片提供了在纳粹当局保护下无忧无虑和毫无污点的生活景象，起到了麻醉人民，为纳粹装点门面的作用。

与纳粹相比，共产党国家不仅更看重文学艺术的作用，也更擅长发挥这种作用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党的关心和培育下”，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犹如雨后春笋，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文化”的废墟中迅速破土而出，很快占领和垄断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本应反映人类自由心声的文学艺术完全沦为了共产党的化妆师和吹鼓手。

在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时代的文学作品以歌颂“革命史”，赞扬“新社会”为基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如长篇小说中属于歌颂“革命史”的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属于赞扬“新社会”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当时的著名作家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艾青、田汉、曹禺以及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公刘，散文家刘白羽、吴伯箫、杨朔等的创作内容也不外乎对“革命史”的歌颂和对“新社会”的赞扬。用官方语言说，“上述作家优秀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洋溢革命的激情，着力塑造工农兵新英雄形象，突出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谱写新时代人民推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字里行间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注3)

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新社会，同样是贯穿于毛时代一切艺术作品中的“主旋律”。在绘画艺术方面，标志性的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和陈逸飞、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等。在戏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革时代风靡一时的“八个样板戏”，即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它们精心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被官方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的最高成就”。毛时代的电影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塑造革命英雄形象，表现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奋斗与牺牲的影片”，像《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等。第二类是“表现旧中国现实人生，揭露与控诉旧中国的黑暗，描绘劳动人民奋起抗争的影片”，如《白毛女》、《祝福》，这些电影多改编自现当代文学名著作品。第三类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新事的影片”，如《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李双双》生动体现了农村妇女的“崭新风貌”。

在迄今为止的“新中国文学艺术”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中共首肯的作品当属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它以气势磅礴的《战鼓舞》开场，威武的鼓手敲响了舞台正中的一面大鼓，众多的庄稼汉以手中的锣、镲予以响应，震天的锣鼓、矫健的舞姿展现了一个所谓“站起来了的民族”的巍巍雄姿。接下来以分场表演的形式，用不同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艺术手段，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所谓“人民胜利后的喜悦”。有载歌载舞的主题性叙事，有丰富的各民族舞汇萃，有精彩的个性化表演，有恢宏的大集体场面……百余个演员组成的庞大演出队，井然有序组成了一幅看上去颇为壮美的大画图，具有相当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同各国贵宾一起观看了这次演出。首演后，《东方红》又连续上演了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10月6日，毛泽东亲自观看了演出。

《东方红》的上演在当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新中国文艺演出的最大盛事之一”。中共宣传媒体称，这部作品聚集了30多名各个门类最杰出的艺术家，动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阵容，采用歌、舞、诗三位一体的形式，以豪迈磅礴的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场面，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军阀统治，赶走日本侵略者，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壮丽辉煌、激动人心的光荣历程，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革命史诗中的艺术瑰宝和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代经典，是建国后新中国文化艺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东方红》不但是周恩来亲自策划的，而且从开始排练到上演，事无巨细他都详细加以指导，以致被人称作“周总导演”。这种指导有艺术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把关”。其中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在这部歌舞剧中表现中共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大的历史事件。“东方曙光”是一场反映中共诞生的大歌舞,当时尚没有这方面的现成歌曲，周很是着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为此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为《北京吹来十月的风》的歌词。周看了歌词很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官方说法。而作曲家李焕之参考二十年代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的曲子也很受周的赞赏。最后，周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天幕的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共的队伍。周说,当时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在红旗上加上他的头像。按说，周是国家总理，并不是艺术家，可他竟然在百忙之中对一部音乐歌舞剧如此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进行指导，足以说明他要将《东方红》打造成一部经典政治宣传品的急迫心理。

1965年，《东方红》又被拍摄成艺术影片，在国内外上映。从那以后，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剧中的众多经典曲目，如《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飞越大渡河》、《长征》、《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歌唱祖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很快风靡全国，甚至传唱至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纳粹时代和共产党国家，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创作什么和怎样创作都得听命于官方的意志，毫无自由可言，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被政治强行绑架了，沦为党的宣传品是它们难以挣脱的可悲宿命。尽管在大量粗糙低劣的作品中有时也会冒出几部精致优质的上乘之作，比如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之类，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精致优质的宣传品终究还是宣传品，尽管与粗糙低劣的同类相比，它们的宣传水平要高超得多。而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文学艺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本性，其生命力被彻底扼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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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92页
注2：译林出版社《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394页
注3:见张炯《新中国文学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