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继承邓业还是子承父业？

习近平的陕北老家有一句俗话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所以他上任后在北京城内的第一场活动就破了其前任胡锦涛和前前任江泽民的陈规陋习，没有到毛泽东纪念堂那座共产党的祖坟去参拜，而是率领手下群臣去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众所周知，那座当年只是为保存毛尸而堆砌的毛主席纪念堂因为日后又被陆续安插进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纪念馆为毛始皇陪葬，从而令那座毛氏孤坟具备了中共党祠的功用。

十八大以后已经在习近平手下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刘云山日前在北京市的一个学习会上发表感慨说：“国家博物馆就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央领导第一次集体活动，选择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体现了文化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

不学自己的前任胡锦涛上台伊始即迫不及待地从中南海直通“党祠”的地下通道夜半三更、偷偷摸摸地去给毛始皇上香，而是大白天轻车简从，大大方方地从公共通道进入“国庙”去勉怀百多年来的国家和民族苦难史，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过去的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上任之后都是把如何继承和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做为自己的最高使命，而习近平上台伊始即利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举动，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宣示了他习近平的执政着眼点是要试图突破其前任之局限。

与国内一党媒八十后小编网聊对习近平与其前任之对照时，该小编禁不住兴奋地称赞“新总书记果然有范儿”，言下之意，相形见绌的胡前书记真的是弱毙了。

十年前曾以西柏坡之行作为自己执政起点的胡锦涛交班后眼看接班人习近平一趟复兴之路观展既获得党内党外、海内海外的如潮好评，内心没有波澜起伏，打死我也不信，而他紧接着偏偏要把自己交班之后的首个巡幸点选为贵州遵义，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打死我我更不信。

谁都知道，西柏坡的政治寓意是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开始进城坐江山，遵义的政治寓意则是在中共打江山时期的最艰难时刻确立了所谓“毛泽东同志的实际领导地位”，足见胡锦涛如此举动就是要提醒自己的接班人不要刚刚上台就把十八大上强调要永远高举的毛泽东的旗帜往历史的垃圾箱里丢。

而也正因为有了胡锦涛前脚去遵义，习近平后脚去了深圳，外界评论普遍认为习近平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明确向党内党外，特别是向党内宣示，自己无意效法胡锦涛的誓死捍卫毛正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是自己唯一要继承的治国之道。

此类评论内容当然不无道理，但笔者阅读过的所有对习近平深圳之行有感而发的评论文章中，最到位的还是中共官媒一哥人民网上的两篇论坛文章，一篇的题目是《习近平用何举动向习仲勋致敬？》，另一篇的题目是《习仲勋和习近平的深圳缘》。前一篇的内容大意是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策动和领导特区建设的第一人，而邓小平当时扮演的角色只是习仲勋的支持者。如今习近平把上任之后国内视察的首席站点选为深圳，直接用意就是要以此行动告慰乃父英灵。

后一篇的内容中说，1978年7月，习仲勋担任广东领导人后的第一次对辖区的考察，就选择了如今深圳特区的前身广东省宝安县。而上周五，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上任后的首次国内视察，也选择了深圳。由此可见习氏父子两代对深圳的不解情缘。

文章中说，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县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当时的宝安，外逃香港的现象十分严重。习仲勋亲眼所见，百感交集。

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时隔一年后的1979年6月，习仲勋再次来到已经改县建市的深圳，调研偷渡外逃的问题。

这两次在深圳（宝安）的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随后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此后，整个中国陆续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的作法，以及陆续推往全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雏形，事实上都是始自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的政策构想和区域性实践。而在当时的那个邓小平还没有被确立党内一哥之实际地位的党内高层，首先对习仲勋表示坚决支持的不是邓小平而是亲自点将安排习仲勋主政自己家乡的叶剑英元帅。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被陆续公布出来的史料证明，当时在中央鼎力支持习仲勋的第二位中央领导人也不是邓小平，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而史料中能够找到邓小平对当时习仲勋的广东新政表示鲜明支持态度的有力证据就是邓小平在听罢习仲勋、谷牧等人的汇报之后说了一句“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里笔者需要特别提醒听众的读者的是，最先由军旅歌星董文华唱红的那首《春天的故事》里的首段歌词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无人不知这是一首歌颂邓小平的歌曲，但事实上当初画圈的那个老人真的不是邓小平，而是习仲勋。而邓小平1979根本就没有去过深圳，他刚刚复出工作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底到是和叶剑英一起去过当时的宝安县，但邓小平当时向叶剑英提出的到中英边界看一看的唯一目的是要眺望一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殖民地香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邓小平第二次去深圳，都已经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情了。

所以，所谓“深圳经济特区是由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说法完全是惘顾历史事实，深圳特区是一九八零年三月由叶剑英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设立的，而邓小平发动宫廷政变把华国锋赶下台的时间是当年九月。邓小平随之接替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才算正式开始了枪指挥党的邓小平时代。所以准确地说当时的邓小平不过是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批准者，而且还只是批准者之一。

如果要继承深究的话，不但当年的特区政策确实不是邓小平的专利，“改革开放”四个字的最早提出，也不是始自邓小平，而是始自胡耀邦。有人民网上的文章指出，据党史专家何方考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改革”二字虽然出现两次，却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一次未提。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四个字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

好在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官方宣传材料已经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强调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而除邓小平之外的所有中共前任领导人们，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个个都是对习仲勋是深圳特区创始人地位表示事实上的认可的。

习仲勋退休安居深圳之后，除邓小平而外的所有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和重要政治元老只要造访深圳，必定要去拜见习仲勋。所以说如今的习近平的深圳之行是在宣示继承邓业，还不如说是子承父业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