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繼承鄧業還是子承父業？

習近平的陝北老家有一句俗話是「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所以他上任後在北京城內的第一場活動就破了其前任胡錦濤和前前任江澤民的陳規陋習，沒有到毛澤東紀念堂那座共產黨的祖墳去參拜，而是率領手下群臣去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

眾所周知，那座當年只是為保存毛屍而堆砌的毛主席紀念堂因為日後又被陸續安插進去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和陳雲等人的紀念館為毛始皇陪葬，從而令那座毛氏孤墳具備了中共黨祠的功用。

十八大以後已經在習近平手下扮演副總書記角色的劉雲山日前在北京市的一個學習會上發表感慨說：「國家博物館就是中華文化的祠堂和祖廟，中央領導第一次集體活動，選擇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體現了文化情懷和對歷史的尊重。」

不學自己的前任胡錦濤上臺伊始即迫不及待地從中南海直通「黨祠」的地下通道夜半三更、偷偷摸摸地去給毛始皇上香，而是大白天輕車簡從，大大方方地從公共通道進入「國廟」去勉懷百多年來的國家和民族苦難史，由此不難看出，無論是過去的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上任之後都是把如何繼承和維護共產黨的一黨之私做為自己的最高使命，而習近平上臺伊始即利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的舉動，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宣示了他習近平的執政著眼點是要試圖突破其前任之侷限。

與國內一黨媒八十後小編網聊對習近平與其前任之對照時，該小編禁不住興奮地稱讚「新總書記果然有範兒」，言下之意，相形見絀的胡前書記真的是弱斃了。

十年前曾以西柏坡之行作為自己執政起點的胡錦濤交班後眼看接班人習近平一趟復興之路觀展既獲得黨內黨外、海內海外的如潮好評，內心沒有波瀾起伏，打死我也不信，而他緊接著偏偏要把自己交班之後的首個巡幸點選為貴州遵義，如果說不是別有用心，打死我我更不信。

誰都知道，西柏坡的政治寓意是毛澤東率領的共產黨開始進城坐江山，遵義的政治寓意則是在中共打江山時期的最艱難時刻確立了所謂「毛澤東同志的實際領導地位」，足見胡錦濤如此舉動就是要提醒自己的接班人不要剛剛上臺就把十八大上強調要永遠高舉的毛澤東的旗幟往歷史的垃圾箱裡丟。

而也正因為有了胡錦濤前腳去遵義，習近平後腳去了深圳，外界評論普遍認為習近平是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明確向黨內黨外，特別是向黨內宣示，自己無意效法胡錦濤的誓死捍衛毛正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才是自己唯一要繼承的治國之道。

此類評論內容當然不無道理，但筆者閱讀過的所有對習近平深圳之行有感而發的評論文章中，最到位的還是中共官媒一哥人民網上的兩篇論壇文章，一篇的題目是《習近平用何舉動向習仲勛致敬？》，另一篇的題目是《習仲勛和習近平的深圳緣》。前一篇的內容大意是習近平之父習仲勛是策動和領導特區建設的第一人，而鄧小平當時扮演的角色只是習仲勛的支持者。如今習近平把上任之後國內視察的首席站點選為深圳，直接用意就是要以此行動告慰乃父英靈。

後一篇的內容中說，1978年7月，習仲勛擔任廣東領導人後的第一次對轄區的考察，就選擇了如今深圳特區的前身廣東省寶安縣。而上週五，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上任後的首次國內視察，也選擇了深圳。由此可見習氏父子兩代對深圳的不解情緣。

文章中說，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勛到寶安縣先後視察了沙頭角、羅芳、羅湖、皇崗、水圍、漁農村、蛇口等地，足跡幾乎遍及後來的深圳特區。當時的寶安，外逃香港的現象十分嚴重。習仲勛親眼所見，百感交集。

在收容站裡，習仲勛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時隔一年後的1979年6月，習仲勛再次來到已經改縣建市的深圳，調研偷渡外逃的問題。

這兩次在深圳（寶安）的考察對習仲勛的觸動非常大，隨後即主持起草了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的《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此後，整個中國陸續設立了多個經濟特區的作法，以及陸續推往全國的對外開放政策的雛形，事實上都是始自習仲勛主政廣東時期的政策構想和區域性實踐。而在當時的那個鄧小平還沒有被確立黨內一哥之實際地位的黨內高層，首先對習仲勛表示堅決支持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親自點將安排習仲勛主政自己家鄉的葉劍英元帥。而且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被陸續公布出來的史料證明，當時在中央鼎力支持習仲勛的第二位中央領導人也不是鄧小平，而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而史料中能夠找到鄧小平對當時習仲勛的廣東新政表示鮮明支持態度的有力證據就是鄧小平在聽罷習仲勛、谷牧等人的匯報之後說了一句「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這裡筆者需要特別提醒聽眾的讀者的是，最先由軍旅歌星董文華唱紅的那首《春天的故事》裡的首段歌詞是：「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無人不知這是一首歌頌鄧小平的歌曲，但事實上當初畫圈的那個老人真的不是鄧小平，而是習仲勛。而鄧小平1979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他剛剛復出工作之後的一九七七年底到是和葉劍英一起去過當時的寶安縣，但鄧小平當時向葉劍英提出的到中英邊界看一看的唯一目的是要眺望一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殖民地香港到底是個什麼樣子。而鄧小平第二次去深圳，都已經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情了。

所以，所謂「深圳經濟特區是由小平同志親自倡導建立的」說法完全是惘顧歷史事實，深圳特區是一九八零年三月由葉劍英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准設立的，而鄧小平發動宮廷政變把華國鋒趕下臺的時間是當年九月。鄧小平隨之接替了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才算正式開始了槍指揮黨的鄧小平時代。所以準確地說當時的鄧小平不過是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的批准者，而且還只是批准者之一。

如果要繼承深究的話，不但當年的特區政策確實不是鄧小平的專利，「改革開放」四個字的最早提出，也不是始自鄧小平，而是始自胡耀邦。有人民網上的文章指出，據黨史專家何方考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裡面，「改革」二字雖然出現兩次，卻不是後來理解的改革，「開放」二字一次未提。對於「改革」的全面論述，始於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講話提綱。最早把「改革開放」四個字連在一起的，同樣是胡耀邦。

好在近幾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共官方宣傳材料已經在還歷史本來面目，強調習仲勛是向中央建議設立經濟特區的第一人。而除鄧小平之外的所有中共前任領導人們，包括江澤民和胡錦濤，個個都是對習仲勛是深圳特區創始人地位表示事實上的認可的。

習仲勛退休安居深圳之後，除鄧小平而外的所有時任中共主要領導人和重要政治元老只要造訪深圳，必定要去拜見習仲勛。所以說如今的習近平的深圳之行是在宣示繼承鄧業，還不如說是子承父業更為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