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最后的救命稻草(组图)

薄、王时期重庆的一些内幕情况，前期经过华东政法教授童之伟和前律师李庄等人的连续曝光，可以说已经是天下皆知。以前部分媒体上充斥的谄媚阿谀之词，也都已经金粉尽落，沦为天下笑柄，一些委身依附权贵以求富贵的专家学者，也纷纷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这些自然都不在话下。而近日南都系列重磅文章出台, 使得原本已经趋于波澜散去的重庆事件再次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也引起相关人士的强烈反弹。

公允而言，这次南都的“起底”系列虽然又爆出不少重庆往事的深度细节，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可以说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媒体策划案，但基本面上并没有出乎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因此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些曾经与重庆方面关系紧密的社会人士，开始浮出台面发声，并指名道姓对南都文章进行正面的反击。在当前的情势之下， 当然这些人内心也很清楚，在重庆内幕被一桩桩揭发出来，大白于天下之际，自己手里可打的牌并不多。于是众人不约而同把手伸向了“重庆模式”最后的救命稻草。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唱红与打黑”（看中国配图）

什么是“重庆模式”最后的救命稻草？黄纪苏在最近的一封所谓“致友人书”中这么说，“希望诸公在弹冠相庆之余，也想想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仍然支持重庆模式”。类似的话语在其他一些“重庆模式”的支持者口中也时有传出，司马南在薄、王事发之后力挺重庆，重点也是一再强调重庆的若干项民生政绩工程，以民意相背为薄、王张目，指责中央处理重庆有违民心，网路上的口水战更是少不了对此的争论。而对重庆持怀疑批 评态度的另一方，则对这一现象也表现出一种较为尴尬的心态，面对对手挑战也只能予以回避。于是所谓“老百姓支持重庆模式”就成了目前为“重庆模式”辩护者最有力的反击武器和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虽然都只是一些道听途说，在这里，我们假定的确有很多的老百姓支持薄、王和“重庆模式”，假定这就是事实。顺着这个思路下去，那么如何看待老百姓的支持，和所谓的薄、王为老百姓办实事？这就构成一个绝对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其意义所在并不仅仅是重庆的是是非非，更可以帮助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思维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不但看透薄、王治下的重庆小气候，同样可以理解中国大气候。现在力挺“重庆模式”者所借重的，无非就是声称薄、王给重庆人带来了实惠，因而才受到地方民众爱戴，进而证明他们是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重庆模式”是正确的。所以网路上也很常见有人理直气壮地质问，给老百姓办事也有错？五个重庆，打黑，为民工讨薪，也有错？一派正义凛然。然而这样的辩护真是无懈可击吗？当然不是。

在这里首先从生活中一个常见的例子说起。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出门去办事，常常需要盖一连串的公章，要所谓的“跑断腿”才能办完一件事。而如果是薄、王这些人办事情，无论公私事体，会需要自己去“跑断腿”吗？很显然，任何人都会觉得问题可笑，他们有权，怎么会需要自己去跑。这里就引伸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所有的人都是爹娘所生肉体凡胎，一个头颅外加躯干，两只手两只脚而已，何以有些人就可以有较多的权力，而多数人则没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权力并不是孙大圣的金箍棒，拿在手里才可以称老大，而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同时如果我们认同每一个人生来都具有特定的天赋权力，那么当社会中的一些人具有相对较多的权力之时，其获取方式无非有两种：其一，是协议让渡，比如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官员来进行必要的社会管理；其二，就是强力剥夺他人的权力，聚集于自己手中，成为独裁的寡头政治。

“重庆模式”的基础和其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极度畸形的社会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个别人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可以支配数千万人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生命运。事到如今，没有人可以否认，当时薄、王手里的权力实在太大，在地方上根本无人可以约束，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黄纪苏自己也承认，“毛时代过了，于是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过了，于是有重庆模式。重庆模式肯定也有过头之处，否则不会有那么大的反 弹”。所以就“重庆模式”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当少数人手中掌握太多的权力，而且不是通过合法的协议让渡模式获得，这种“有权有势”的事实本身，就是对于他人权力侵犯的状态和结果。从这一理解出发，当少数人有想法即可马上运动千百万人口，大搞各种政绩工程，无论其口号的调子有多高，无论其做了什么“惠民”业绩，剥夺人民权力的极权主义实质无可否认。

当然，要完全理解并接受这一论点，对于在“君臣父子”的伦理范式中浸淫了几千年的社会也许并不容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无耻的政治宣言。之所以有人会感恩戴德，浅层次上，在于很多的社会大众并没有自身权力的意识，也不知道社会治理还有别样的选择，因而仅仅是习惯性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青天大老爷”身上，羡慕“人家是当官的，有权”，却想不到那正是自己失去的。（也许有人会说， 那“打黑”还不是要依靠王这样的角色，普通老百姓怎么打得了？其实正是因为老百姓失去了自身的政治权力，而有权力者不作为，才造成了黑势力横行。在一个权力关系失衡的社会中，各种社会乱象必然四处滋生。）深层次上，则是政治哲学的没落。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打黑”之类的民生政绩工程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薄、王重庆最大的合法性依据。但必须指明的是，其结果无非是一种新的不均衡权力构架的建立，老百姓仍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重庆所发生的一切均已证明了这一点。不必说方竹笋、任建宇等小民，最终连王立军、海伍德这些权力核心里的人都无法保护自己。

为了说明何为 “社会治理模式的其他选择”，这里举一个社会民意完全相反的例子供参考。在大洋对岸的美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欧巴马也一直在推行他的政绩工程， 其中之一即他的全民健保计划，意在把美国人的医疗由政府管理起来。但是很多普通美国人对此美意并不买账，因为他们对政府办事完全没有信心，更不相信政府的 大包大揽。曾经有一名示威者就说过，“你们政府连邮局都管不好，连年亏损，效率低下，我们无法相信你能管好保险这么复杂的东西”。就如何构建社会权力分配 框架而言，美国是一个一直与中国秉持完全相反理念的社会。早在几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游访新大陆，就精准地观察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并在其名著 《论美国民主》中，对美国的地方自治和拒绝中央计划的传统和实践，一直都是大加赞赏。

至于老百姓在所谓“重庆模式”中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 实际上从重庆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就可见一斑。如果把以往这几年有关重庆新政的新闻调出来看一看，基本的调子，就是招商引资，大搞土地财政。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个人一直追踪的一个重点，是想看一看自诩追求“共富”的重庆如何保护劳工权益。当外资内资大举西进的时候，那么劳资关系必然会成为热点问题， 就如同在沿海地区一样。很可惜的是，新闻里除了重庆和资本家老板们把酒言欢、共图大业的消息，并没有见到半个字关于劳工权利保护的内容。廉租房仅仅是一种物质分配形式，并不足以保障政治权利。如果发生工人跳楼、劳资纠纷，重庆的位置在哪里？重庆会支持劳工依法维权吗？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仅仅从重庆发展战略的文字叙述就能看出，在“重庆模式”中资本和劳工谁的份量更重一些。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些所谓“共富”的幌子也就不攻自破了。

薄熙来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唱红打黑”最终分崩离析（看中国配图）

总结而言，“重庆模式”的政治实践本身是掺杂了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极左思潮的一个大杂烩，而“老百姓”这三个字就被利用放在了最前面打头阵，这也是其最迷惑人的一部分。重庆事发之后，很多事实真相被逐渐揭露出来，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收敛起往日的气 焰，但还忘不了这棵救命稻草，一边做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一边感叹“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就这么难”。这里必须承认，这三种社会思潮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尤其是对于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其言论更是极富诱惑力。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在一方面，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极左思潮在今天的社会上具有极大的潜力，很可能成为影响国家未来的重要政治话语。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社会对于这三种思潮危害的认识，尤其是理论层次的分析，却还远远不够。

要明白“重庆模式”最后的这颗救命稻草如何惑众，需要从政治理论的层面开始，否则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就不可能明白何以GDP全国增长排名领先的重庆，会在短时间里就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海外知名学者黄宗智曾经对重庆经验大加赞赏，甚至认为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所在。黄宗智的错误，就在于肯定了政治权力分配极度不均衡的状况下，简单地通过强人主导的物质分配活动，仍然可以达到乌托邦式的社会公平，并且可以持续下去。事实上，现在连一些西方左派也意识到了， 基于意识形态的热情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在西方相关学界中，从罗尔斯开始，对于“正义”“公平”的研讨已经历时几十年，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在经济学领域尤其以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影响巨大。应该说，重庆的一套做法从理论的角度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其结局也完全不是意外。但仍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包括黄宗智这样的海外知名学者，仍然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不懂得中国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政治哲学的重建，而不是强人新政，实在是令人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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