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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上)(图)

2012-12-16 13:00 作者:袁红冰 桌面版 正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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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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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
——达赖喇嘛尊者为人类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唯有走出历史的阴影,才可能拥有现实和未来的希望——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然而,不知由于蒙昧,还是对过去的生命残迹的留恋,人常常在历史的阴影中活着,并同时间一起腐烂。

当代,人类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活在死去的时间中,犹如历史墓地中的鬼魂。十余亿阿拉伯人当中最炽烈炫目的情感,依然是已历千年的对异教徒的仇恨,千年之中时间都应当干枯了,仇恨之情却由于对血的渴望而充满生机;遮住妇女如花容颜的黑纱则是遮住伊斯兰命运的历史阴影。十五亿中国人活在早已化为枯骨的马克思的思想铁牢之内,而那思想铁牢的根基座落在西方极权文化的数千年历史废墟之上。欧洲和美洲仍然执行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关于自由的遗嘱,然而,即便是自由的遗嘱,也属于死去的时间。

这是一个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时代;只能在历史阴影中蹒跚,是因为失去了精神的目标。时代不可能像一个以浪迹天涯为理想的流浪汉那样,只要从酒醉中醒来,就能立刻找到前行的方向,因为,荒凉的地平线是他永远的召唤。时代需要精神目标的引导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而设立精神目标需要丰饶的心灵和哲学,但是,当代缺少的正是心灵的圣者和哲学的智慧——这是一个心灵艰难而哲学贫困的时代。

就在这个精神荒凉的时代,达赖喇嘛尊者引领藏民族走上流亡之路。那是心灵的流亡,也是文化的流亡;更具历史意义之处在于,对于藏人,白骨和红血铺就的流亡之路,同时也是走出历史阴影之路。之所以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是因为忠诚于心灵和佛学哲理的藏人具有精神的目标——达赖喇嘛尊者在苍穹之巅点亮了一盏心灵的金灯。历史将证明,那盏心灵的金灯不仅属于藏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人类。

许多人都兴致盎然地从政治上解读流亡藏人同历史阴影的诀别。达赖喇嘛废止贵族称号,主持制订民主宪章,创建议会,流亡藏人获得了以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为根据的政治选择权。虽然由于历史的惯性和藏民族对佛的深情,民主程序中,僧人仍然相当程度上主导流亡政府,但是,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已经成为流亡藏人的政治之魂,政治的未来将取决于多数藏人的意愿。流亡藏人正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当然,类似就不是相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西方君主立宪的精神象征是世俗的王;流亡藏人政治民主的精神象征是心灵的圣者。如果最终能够形成“法王立宪”式的民主政体,那或许是最适合藏人文化传统的现代法治形式。当然,“法王立宪”必须通过强调精神的多元化以及宗教的自由与宽容,作为其合法性的第一块基石。

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没有领土作为依托。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悲壮。藏人背负流亡的全部苦难,仍然顽强地走向民主。金圣悲只是不能确定,这种高贵的顽强属于真理,还是属于藏人的民族人格。不过,他知道,除非人类历史全部朽坏,藏人,这个古老民族在通向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留下的艰难足迹,将永远不会磨灭。

虽然现在还没有领土作依托,但是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却蕴涵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流亡中的民主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它预言西藏高原的民主化前景;它也预言,藏民族终将会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变为骄傲的自由人。

由于中国和西藏都处于中共极权统治之下,中共暴政是汉人和藏人不自由的共同根源。所以,流亡藏人实现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努力,定然会在十五亿汉人政治奴隶的心底里激起对自由的渴望,从而为整个东亚大陆的民主化,提供精神的召唤和实践的典范。金圣悲意识到,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进程,犹如从九天之上飞降而下的火流星,溅落在中共极权专制的死海之中,并激起自由的波澜。当然,波澜的强度究竟会有多大还有待观察,不过,历史已经在屏息期待了。

二零一一年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换届选举的程序,半年前就拉开了帷幕。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通过网络、电波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首相的换届选举是藏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关注焦点。列宁曾说:“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然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却告诉历史,那个属于列宁的盛大节日,对于人类意味着百年大劫难。在观察藏人选举的过程中,金圣悲想说:“民主选举才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流亡的苦难中,藏人热切地关注著并希望着——希望选出一个能够为藏人重建祖国、再获自由提供政治领导的英才。在流亡苦难中的希望,这难道不是盛大的节日庆典吗。

同流亡藏人一起沉浸于节日的气氛之余,金圣悲也在感受着另一种又苦又甜的心绪。他向上苍祈祝,愿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成为汉人政治命运的典范和启示。他相信,只要汉人意识到,汉人与藏人不自由的根源都来自中共暴政,那麽,藏汉两族在为自由而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将会结成战友之情。这种以自由的名义形成的友情,或许会相当程度上消融汉藏两族已历半个世纪的仇恨。

流亡藏人的政治变革成就值得尊重,不过,政治并不能真正深刻表述藏人走出历史阴影的意义——意义的极致超越政治,并只属于心灵的范畴。走出历史的阴影意味着走出已经死亡并枯朽的时间;达赖喇嘛尊者的无量功德在于引领佛教回归佛的精神,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人类回归心灵。在此,回归精神和心灵同走出历史的阴影和死亡的时间是同一回事,因为,历史背弃了佛的精神,过去的时间死于心灵的湮灭。

古犹太智慧是犹太教、基督徒和伊斯兰教的三个上帝的智慧之源。如果以佛学作为东方宗教意识的象征之一,那麽,同古犹太智慧相比,可以明确看到东方和西方宗教哲学的根本分野。

古犹太智慧设立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唯一真神,并将唯一真神的意志奉为绝对真理。古犹太智慧的宗教意识至少产生三项效应:首先,人类作为被创造者永远失去了成为宇宙精神主体的可能,并卑微地处于客体的地位——被创造者即客体,创造者才配享有主体的权威,于是,人就与心灵自由无缘,因为,心灵自由是主体的特权;其次,只有在精神多样化的自由状态中,真理的璀璨星空才会升起,而绝对精神之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真理,人类真理的星空就被精神专制的铁幕所遮蔽,人的心灵也就失去了自主创造精神命运的可能;另外,当世界和人类被描绘为唯一真神的创造物之后,这个神的世间代理人必然要以绝对真理阐释者的权威,要求对人类实施从心灵到肉体的绝对控制,而极权主义文化由此发源。

宗教存在的原因在于人需要终极安慰。科学理性可以在永恒和无限中不断扩展知识的界限,却不可能穷尽永恒和无限,达到极致,所以科学理性不可能给人以终极安慰;终极安慰只能来自超越逻辑和实证的宗教情怀。如何让人在获得终极安慰的同时,不失去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命运的权力,并最终走出试图绝对控制人类心灵的极权主义文化意识,乃是当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必须解决的问题。

佛学认为宇宙本质是自在的丰饶的虚无:生命和万物从虚无中涌现,又归于虚无,所以虚无丰饶;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由无数因缘推动的命运之轮——不被创造,所以是自在的。人苦恋现象世界中的重重欲望,而欲望以及人的苦恋最后都归结为虚无——欲望与虚无的宿命之间的撞击,正是人类根本命运悲剧性的根源。佛教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虚无的理解,给人以终极安慰,并赋与虚幻的人生以意义和美。佛学智慧中没有唯一的神,也没有造物主,因此,佛学的终极安慰不需要用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来交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唯一真神的信仰化;佛学则是虚无的生命哲学的信仰化。

当达赖喇嘛面带圣洁的白莲花般的微笑,劝诫一位想皈依佛教的女基督徒要慎重时,尊者不仅是表达尊重其它宗教的情怀,更是超越“不二法门”一类佛教极端主义的荒谬,回归佛的虚无的精神意境——万法皆空的虚寂,是一种极致的丰饶,也是一种可以容纳万物的极致的宽容精神。金圣悲觉得,应当把那一刻尊者白莲花般的微笑摘下来,供奉在时代精神之巅。

当达赖喇嘛宣示所有的宗教都以爱和慈悲为宗旨时,尊者实际是在召唤。因为,除了爱,对异教徒的恨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中,仍然被奉为神圣的情感。金圣悲曾从达赖喇嘛的眼睛里看到炽烈的悲愁,炽烈得犹如铁匠铺炉火烧成深红的铁块;那一刻,尊者正用沉思凝视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话题。金圣悲为尊者眼睛里的悲愁所震撼——世界虚无的哲学理解者,眼睛里似乎只应当有属于万里雪原的宁静,而不会被悲愁覆蓋。不过,金圣悲很快就领悟到那悲愁的原因。

“人类的所有悲愁都凝结在佛者的眼睛里——那正是悲悯天下苍生的佛的精神。”金圣悲用思想来礼赞佛者的悲愁,他想要用浩荡的长风从尊者的眼睛采撷一片深红的悲愁,送上太阳之巅。从那能炽烈得能灼伤太阳的悲愁中,世界或许会得到启示:人类有许多理由互相屠杀——为财富或美女,为土地或尊严,而其中最不应该的,是以宗教的名义实施的杀戮,因为,宗教的必要性只在于给人以终极安慰。然而,由于宗教的仇恨和不宽容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那让太阳都窒息的血海,只是为强权控制人的心灵而动荡;在宗教不宽容和对异教徒的仇恨中,宗教必然由心灵的终极安慰,异化为罪恶的渊源。

当历史听到现代中国伪基督徒要把“神州变成上帝之州”的野心宣示,以及“中国只有基督教化才能得救”的宗教不宽容的另一种表述时,人类会意识到达赖喇嘛关于人类宗教多元并存的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地下教会由于受到中共强权的摧残而获得普遍的道德同情。可是,伪基督徒们却仍然行走在千年之前的历史阴影中,试图再次把基督教推上一个历史逻辑的循环。当年基督徒曾受到罗马帝国残酷的迫害,而一旦成为国教,即罗马帝国因为“基督教化”变成“上帝的帝国”之后,基督教就由心灵的受难者,变成精神的暴君。中世纪黑暗由此而生,十字军东征由此而起。

中国的伪基督徒仍然追求属于历史罪恶的价值目标,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中基督教的上帝虽然放弃了世俗的权柄,却没有从宗教精神基点的角度作出忏悔;控制人类心灵的绝对愿望仍然如一片古老的血锈,附着在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之上——基督教的上帝,一只脚还留在中世纪的历史阴影中;基督教的上帝不愿作一个只提供终极安慰的大慈悲者,他在施舍精神的终极安慰的同时,索要放牧人类的权力,索要人类对他的侍奉,即索要控制人类心灵的权杖。佛教的最高意境,则只是以满月般明澈的虚无为生命哲理之镜,让人类从虚无之镜中映出生存的真谛。佛教不索取。

由于遭受过马克思极权主义的一元化精神统治的百年荼毒,中国今后一旦获得自由,必然不会允许自己再次沦为任何精神形态一元化状态下的存在。精神形态和宗教的多元化将是未来中国自由原则的表述之一。伪基督徒如果一定要使中国基督教化,那就意味着再次对中国吹响曾响彻人类历史的宗教战争的号角。达赖喇嘛关于宗教多元宽容的理念,则在召唤人类走出历史悲剧的循环,走向精神自由的未来;尊者的理念正是自由状态的预言。

佛学本质上是表述虚无意境的生命哲学。东西方文化在起源之处,对于生命哲学的历史作用的定位,便表现出重大区别。柏拉图的睿智中曾涌现出“哲学王”的理念。在这位古希腊智者看来,哲学是关于智慧和理性的学说,哲学家如果为王,就会实施智慧和理性的治理,那将是人类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治理。释迦牟尼则是摘下自己的金冠,从王座走进荒野,走进生命哲学的意境。

柏拉图的哲学理想在于成为世俗的王,哲学的意义被定位为世俗治理的价值之源。这种世俗实用主义或许正是当代西方文化主宰下的哲学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意识之根。柏拉图试通过“哲学王”使生活方式哲学化;历史的遗憾在于,除了某位古罗马皇帝之外,哲学家很少有机会成为王者,而他的“哲学王”思想不仅没有实现生活方式哲学化的理想,反而使哲学功利化和世俗化,即哲学由此失去了心灵。

释迦牟尼抛弃王位,却使哲学升华为宗教信仰。王位,那是世俗欲望的极致性象征;以哲学的名义抛弃世俗欲望之极,大觉者便进入纯然的心灵意境,并以对人生宿命苦难的大悲悯之情,把纯然心灵意境的真理——丰饶的虚无,雕刻成对人类的终极安慰,安放在生命的尽头。哲学的终极安慰化,乃是哲学所能达到的价值之极。

公元七七九年,佛教被奉为图博的国教;从第五世起,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对于藏传佛教曾走上王座的历程应当如何评价,还需要更深地走入藏民族的政治历史,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然而,无论对历史应当如何评断,当代达赖喇嘛却摘掉王冠,引领藏传佛教走出历史阴影,回归佛的精神。

当代达赖喇嘛是在双重意义上抛弃了王位。

首先,尊者开启了藏人翻越喜马拉雅的万里流亡之路。对于尊者个人,那也意味着走下王座之路。因为,如果他留在中国极权铁幕之内,中共会给他“西藏之王”的个人尊严。但是,已历千年的藏传佛教之魂会由于中共强权的精神专制而湮灭,藏人将在文化的意义上亡国灭种,成为精神亡国奴,如同十五亿中国人一样。流亡,使藏人获得了以独特的文化存在的名义活下去的机会;尊者由此失去的,是一个铁血强权为他铸造的王冠。

其次,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废止政教合一,创建民主政治体制,把达赖喇嘛的地位交由西藏人民的意志决定。这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离开王位,回归佛的精神——那象征一种历史命运的终结,也预言藏民族文化命运将成为下一个人类历史时代的主题之一。

释迦牟尼走下王座,创立了佛教。达赖喇嘛摘掉王冠,将迎来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而复兴首先意味着拯救。

除藏传佛教,或者还有东南亚某些南传佛教的分枝外,佛教也正随时代一起腐烂。中国是佛教腐烂的经典案例。在中国,佛教早已政治化和金钱化。佛教徒变成中共的一种政治职务,其存在的作用就是向世界作伪证——证明中共铁幕下,宗教自由仍然存在,用以掩盖中共用铁血强权摧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反人类罪行。更多的佛教徒则把佛的精神事业,变成聚敛钱财的肮脏方式;狂饮美酒、纵情色欲的和尚尼姑,在青灯古佛的宗教意境中,跟着世俗享乐的节律,作扭腰摆臀之舞。

达赖喇嘛拒绝中共铸造的王冠,是向一个堕落的时代宣示佛的精神的高贵——佛拒绝作强权的政治花瓶;达赖喇嘛放弃王位,实际是放弃世俗贪欲的隐喻——尊者在证明佛是超越物性欲望的圣洁意境。坚守佛的高贵和圣洁精神的藏传佛教,是当代佛教得到拯救的希望。

复兴意味着拯救,而拯救构成复兴的起点;佛教的复兴则在于人类对心灵的召唤。人类穷尽了物欲的享乐之后,得到的只能是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而不是充实的幸福。于是,人类开始渴望心灵。当代,世界各种精神形态、哲学理念和宗教都缺乏吸引献祭的血泪的精神美感;藏人则以其承受民族流亡的崇山峻岭般的苦难,证明著藏传佛教的心灵魅力。达赖喇嘛用他的生命表述的佛的慈悲——悲悯天下苍生苦痛的圣者人格,感动了人类。

藏人浴血的命运只是达赖喇嘛心上的一个伤痕;他关注属于人类的一切悲剧。从中国地狱般的煤矿深处发生的矿难,到宗教恐怖主义制造的爆炸事件;从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灾难,到裸露在时代伤口上的贫穷、吸毒、道德危机,所有生命的痛苦呼号,都会回荡在他的灵魂中。正是达赖喇嘛悲悯天下苍生的博大情怀,使藏人的流亡超越一个民族的命运,成为对人类苦难的关注与表述,藏人的悲欢也因此与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世界上众多政客也时常如迈著猫步展示时装的骨感美女一样,展示他们对人类苦难的关注。政客与圣者不同之处在于,政客的关注以他的政治利益为起点和归宿,因此,他对人类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是谎言;圣者的关注源于心灵,又回归心灵,而心灵是人的真实所能达到的极致。虽然历史常在欺骗中行进,谎言也常成为时代的主宰,但是,唯有发自伟大心灵的真诚关注,才能给拯救人类苦难的事业以精神的力量——命运在本质上不相信谎言,而只能被真诚的人格感动。

释迦牟尼被称之为“大雄”。“大雄”意指壮丽的男子,辉煌的英雄。佛由于同生命虚无的真理一致的智慧而壮丽,由于在虚无的宿命前坚守慈悲天下的道德美的原则而成为辉煌的英雄。虚无的宿命,对于庸人是最后的绝望,也是庸人放弃道德之美的原因;既然生命注定湮灭于虚无,又何必道德——这是怯懦庸人的意念。那意味着从根本上放弃生命。世间的所有宗教中,唯有属于佛的哲理,在确认万法皆空,生命虚无的宿命前,同时确认如电光石火般瞬息即逝的人生,应当成为利他主义的道德过程。这正是智慧的壮丽和英雄的辉煌。

释迦牟尼走下黄金的王座,在历史的尘土中踏出的足迹,是大雄最初的生命印痕;达赖喇嘛离开布达拉王宫,在喜马拉雅白雪上踏出的足迹,是大雄当代的意志表述。当达赖喇嘛站在黑暗的时代之巅——因心灵之光熄灭而黑暗——呼唤人类回归心灵,并创造一种高于物欲的美好道德生活时,他既是重申佛的生命美的理想,同时也是宣示精神的责任:藏传佛教愿为腐烂于物欲的人类重建心灵的生活和美人格,承担天职。达赖喇嘛是大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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