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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的困局

2012-12-15 10:26 作者:刘再复 桌面版 正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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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申请比利时国籍的消息震动了欧洲。尽管他声明将继续在法国纳税,但还是让法国和欧洲感到惊讶。 

我去法国多次,是六次还是七次竟然有点记不清。有两次呆了一个多月,其他几次也都是一两个星期,所以不仅感受了法国的文化艺术,而且感受到它的社会困境。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二〇〇五年这一次,它的几个大社会现象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一是工人老是罢工,老是示威游行抗议;二是制造业快消失了,所谓工人罢工,多数是交通业、邮电业、服务业的工人,至于产业工人阶级则已“日薄西山”;三是税收太重,一般的中产阶级,税收已达48%,将近收入的一半。二〇〇五年之后,我仍然关注法国,去年秋天去欧洲七国游览,虽然未到法国,却也听到许多法国的故事。因为有亲眼目睹又有友人讲述,我更是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三个种“阶级大现象”,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逃亡,即逃往美国和其他国家,以逃脱重税的压迫;二是无产阶级的消亡,即刚才所说的因为制造业的逐步消失而引起的后果;三是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因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逃亡或消亡,所以担子就落到中产阶级身上。政府被大资产阶级逃掉的税款,就让中产阶级来补偿无产阶级的愤恨,也得让中产阶级花钱来平息,于是,中产阶级便不堪其负而日益清寒。

虽然多次到法国实地察看,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隔岸观火,所以上述评说未必精当,不过,欧洲陷入经济困境,法兰西也是境中之国,这是事实。面对这种困境,我想说的是“平均主义”这个漂亮的平等思想误了欧洲。

二战后数十年,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十分强大。许多国家长期由社会党执政,而社会党的优点是更多地着眼于社会下层的利益,甚有道德感。众多社会党共同发表“福利宣言”,其主题讲的是缔造社会共同福利,可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理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把这些钱用于救助下层人的医疗、教育和日常生活等困难。这种大思路听起来相当动人,但是实行起来却几乎是“劫富济贫”的半“革命”行为。“劫富”便是高税收。一九九二、九三年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才知道教授的税收达65%。马悦然教授告诉我:现在是联合党执政,前两年社会党执政,税收高达85%,而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其税收则是收入的98%。收入愈高,税收的比率就愈高,难怪拥有高收入的财主们、明星们要拼命往美国跑(美国教授的税收只是工资的三分之一)。法国新任总统上台后不久就宣布要对富人们增至75%的税收,这自然就把富豪吓跑了。

平均主义很受底层人的欢迎。在中国,从古到今都受欢迎。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患贫穷只患不均”的大思路。“五四”运动的改革家们虽然批判孔家店,却仍然接受这种大思路。他们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的文化,也只片面地接受法国卢梭的“平等”文化,并不接受英国洛克的“自由”文化。而所接受的卢梭,又是片面的卢梭,强调的是经济平等,而非人格平等、心灵平等,机会面前竞争的平等。可惜经济上的平等,无论是“均田”、“均富”还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不过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难以实现偏偏硬要实现,那就只能动刀动枪,走上梁山进行造反革命。平均主义的招数一定要导致“劫富济贫”,不同的只是劫与济的方式有暴力与非暴力之别。欧洲社会党的方式不同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用的是非暴力的办法,但归根结蒂也是以劫应济。原先不少知识者对这种方式颇为欣赏,但欧洲的经济危机烽烟四起之后,又开始反思:平均主义之路是否行得通?伦理主义的愿望是否能取代历史主义的逻辑?人类生存的困境是否可以浪漫式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不再重新思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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