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十年浩劫与怀旧者（上）
若干年前就跟一些同事辩论过毛时代与“今天”孰优孰劣的问题，当时只是以为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睁眼说瞎话的现象。不料，近几 年，随着人们对过去的渐渐淡忘，随着不谙世事的新生代的渐渐成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谈中，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 中经常会见到听到这样的论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毛时代是美好的，毛泽东是伟大的。狭义的毛时代应该指49年到76年这段时间，其间以66年到76年发展 到极致。广义的毛时代可以从延安时代甚至遵义会议算起。
我以为，怀念憧憬毛及毛时代的人可以分为几类:
一、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 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 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怀旧来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 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你就此便说，毛时代是乌托邦，是理想社会，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时代，是比今天好千倍万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对这些怀旧者， 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在毛时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个人样？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肯定会说：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些人对毛时代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毛时代、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毛盲目崇拜，对毛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错误，但毕竟是同一个党领导的同一个天下，所以对毛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却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彻底清 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至今仍然存在着浓重的毛的味道。比如，音像制品中歌颂个人崇拜的糟粕，中小学课本中大量存在的毛的文章、诗词，各地出现的以 文革符号而命名的饭店……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说，你 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泽东，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伟人，我也无权限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诉 别人相信你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告诉那些可能上当受骗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３、受其他怀旧者的影响。比如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
四、毛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 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时代，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拥有 的。你说呢？
可笑、可气复可叹的是，不论哪一种怀旧者，都决不承认自己的私心和无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时代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混乱和不 公正，以期以此为突破口，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进而维护自己的观点，达到丑化当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们不容回避地要首先谈到这个 问题。
到底今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回避了这个话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腐败问题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 是老百姓的共识。各位看官，切勿以为笔者在这里是要给腐败分子翻案，我纵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冒犯众怒。我认为，站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观注腐 败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是表象，腐败本身绝不是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根源是没有跟得上经济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约束、 不受监督的膨胀了的权力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往远了说，封建集权是它的远祖，往近了说，是毛时代的嫡传。想一想华盛顿吧，几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坚民主政治 的基础；想一想四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使所有的试图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傻冒闻风丧胆，使五十五万有胆量者或无城府者一 夜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级敌人，使仍苟活于世的右派和作为后人的我等余悸犹存，使整整几十年中对民主政治梦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彻底放弃了梦想。（在这一点 上继承了毛的衣钵的十年前的那次镇压，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彻底毁灭。）
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说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驳：毛时代就没有腐败现象。
果真吗？果真吗？天哪，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的大公无私的神话？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 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 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予或夺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 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关于知青下乡的是与非，拟后文或另文探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 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话糙理不 糙，这样的故事难道我们听的还少吗？刘少奇被打倒，我们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折戟沉沙，我们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邱会作 家的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 （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知道了第一 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们曾经无比敬爱的人的后宫佳丽……如此等等，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还不能得出结论？
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第二、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持今不如昔观点者,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并且振振有辞地说：毛时代就没有失业者。我又忍不住要问一句：果真吗？
我们且不说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人为的灾祸，上千万人沦为饿殍。我们单说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说。那时的农村，一个工分，好的一毛钱，差的几 分钱，文革期间有很多地区的工分“高达”负几毛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这 比起现在的失业工人又当如何？反驳者又会说：你说的是农村啊！我要说，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农村怎么啦？首先，我们往上追三至五代， 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切不可数典忘祖啊！其次，我们是农业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再次，问一问那个时代的人就会清楚，毛时代的 城市隐性失业也是严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被停发了工资，只奉献而不得索取，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深地掩藏起来， 这比之今天的失业又当如何？还有，毛时代大谈“缩小三大差别”，但却人为地加剧了城乡差别，与有力的证据就是：
1、户口的管理。谁都知道，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差别；谁都知道前者和后者的相互转换意味着什么。
2、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
3、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娱乐、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苏南模式的确立，浙江个体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设，给我们提供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光辉的典范。
还有一点，我实在不愿讨这个巧，但是理不辩不明，我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失业工人的增加，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假如当 初毛能够虚心地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适当地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们的人口数会从49年的4.5亿急剧膨胀至今天的13亿吗？我们今天的人口危机会如此 严峻吗？
再有，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失业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更新、产业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暂时的阵痛。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诚挚地希望反驳者千万不要仅仅从道义上对我进行批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前文说过，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任何在割断 历史的前提下对现实的观注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李世民开创了大唐数百年江山，他和魏征的关 系，堪称中国历史上主明臣直的典范。唐朝的兴盛，当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魏征无数次的抗颜犯上，却并未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单是这一点，在毛时代 就是不可想象的。汉文帝在对待大才子贾谊的问题上留下的名声一般，唐人赋诗讽其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 神。”即便如此，当贾生以质问的口气直言“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和“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懔懔也”时（注意，这显然是在攻击大汉朝社会主 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怀不就是说了一亩地不可能生产十三万斤粮食，并且如实地汇报了有饿死人的情况吗，结 局如何，我不必多说。都说清朝文字狱盛行，可黄宗羲不是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吗？简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啊！再看看我们文革吧，单是因为对我 们造出来的神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 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 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对领袖说半个“不”字。（有。让我们记住这虽然少得可怜，但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名字吧：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这可是些在 人格上比我们敬爱的总理、敬爱的总司令都更加光辉灿烂的名字啊！昨天晚上，我流着泪，读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报刊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 文，竟然几次因拭泪而停止了阅读）于是，官场盛行的是“一致通过”，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于是全国人民的头脑都被一 个大脑代替，成了巨型计算机的亿万个终端。不会真是这样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万岁”的。因而官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韬光养晦直至伺机而动待时而发。连毛自己都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的话。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对今 天官场的腐败、黑暗、丑恶，毛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今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不从根本上彻底清算毛时代的遗毒，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官场是 没有前途的。在跟青年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劝告：“你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信仰危机。”我回答他们：“我不能欺骗你们，我不能让你们相信并不 存在的美好。”
毛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 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巴老早就建议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至今也没有哪个当政者把文人的提议当回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还是认真地回忆一 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
一、毛时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是一个因大搞个人崇拜而毁弃万民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毛泽东本人一定很清楚， 但他更是深谙“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运用起来比“弱其志，强其骨；空其心，实其腹”的古训要高超得多，也娴熟得多。49年以后的中国，每个人都 能体会到政治学习的强大威力，所谓政治学习，目的就是要用“我”强行灌输的思想彻底取代“你们”的个人思想，即所谓“洗脑”。我们还有形成网络的宣传体 系，城市不用说，农村后来也是发展到村村有广播，户户有广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在心中彻底腐 烂，化为泥土（这是多数人的选择），要么就接受厄运（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即是）甚至死亡（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即是）的挑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使 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然后彻底腐烂，化为泥土。那个时候，收听外电广播被称为“收听敌台”，是要遭到镇压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们在收听美国之音的对华广 播时，仍然要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中，都设有干扰外电的设施，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兴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 的救星赐予我们的一切。
记得小学时，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少年的我坚信，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台湾人民，在国民党反 动派的统治下更是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度日如年，于是我忧心如焚，于是我特别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我今天仍然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 国的怀抱，但出发点不一样），于是我饱蘸浓情的笔墨，完成了这篇书信体的作文，老师认为是一篇非常成功的习作，并被当作范文。还是小学时，有一次，某个同 学的练习簿上，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字样同“崩溃”两个字连在了一起。虽然根本就是搭配不到一起的两个词语，可是还是被某一个好事的同学报告了老师，于是 小题大做地把我们十几个同学留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对笔体，背对背谈话，直至抓出“罪魁祸首”。幸好这个家伙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否则真不知道后果 如何。可悲的是，当时的我对写下这样文字的同学竟然真的有一种由衷的愤怒：怎么会有这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因而积极配合校方的调查。想一想吧，当时连 我这样一个不足十岁的少年的脑子里，都已经浸满了盲目崇拜毒汁，假如不是拨乱反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长大后一定是这种制度的自觉维护者。我并非 为了赶时髦也来一番忏悔，其时仅是一个少年的我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必得忏悔的罪恶，我只是想让新生代的思想者们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知道成为别人灵魂 的附庸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有感觉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给党提意见，那多数确实是出于善意的客观的批评。可是很快，当形势急转直下时，五十五万人措手不及中就变成了反党 分子，妻离子散，受尽磨难。右派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知识啊！那里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精英啊！毛却振振 有辞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多么卑鄙无耻！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的问题，不仅仅是治国方略方面的失误，同时也存在着 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
在那样的时代，不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个人崇拜和极端的专制来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各级官员也需要靠这样的体制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进而维护自己的 特权。即使已沦为阶下囚的“奴隶”们也可以通过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来表忠心，进而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因而，那时的人们都是自觉地在维护着这样的制 度，维护着一种虚无的信仰，维护着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神像。
二、毛时代是一个法制废弛、人性沦丧的时代。我们经常感叹中国的法制远未健全，感叹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感叹在中国仍然顽固存在的权大于法的弊端（特 色？）。这一方面自然是缘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其实从土改的斗地主开始，就埋下了“共和国”忽视法制，践踏人性的种子。所谓土改， 固然是发动农民从地主的手里抢得土地，然后由农会将土地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点，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了 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笼络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发土地的同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斗地主的运动。对于那些罪 大恶极之辈，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惩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们的做法是由普通农民集中起来，把地主置于垓心，由群众申明罪状，同时施以拳脚、棍棒， 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人们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真 正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运动对在多大范围内“揪”出多少个“恶霸地主”是有明确要求的，因之冤假错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 话）丛生。解秘以后，我们才知道，连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