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惜惺惺
众口铄金，“文人相轻”遂成定论，韩愈与柳宗元却是相反的例证。韩柳政见有异，柳宗元曾得王叔文的提携，后来唐宪宗即位，叔文失势，柳亦遭贬谪，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韩愈仕进之途虽有坎坷，卒以吏部侍郎终老，赠礼部尚书，赐谥号曰文。二人信仰也大不相同，柳宗元崇佛，韩愈则是儒家精神的捍卫者，力排佛道。差异如此，并不影响两人对彼此文章的推崇。刘禹锡追忆韩愈对柳文的评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崔（駰）蔡（邕）不足多也。”《好事集》说柳宗元每得韩愈寄诗，必净手熏香然后阅读，自言：对待大雅之文，合当如此。
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柳宗元卒于柳州刺史任上，遗嘱刘禹锡整理文集，请韩愈为撰墓志。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系列文章，皆载见文集，其中《罗池庙碑》尚有拓本传世。
祭文固然沉痛，总不及墓志叙事详明。柳宗元与刘禹锡同遭贬谪，元和十年，宗元由永州司马转柳州刺史，禹锡因玄都观看花诗得罪执政，放播州刺史。播州在今遵义地区，当时属穷乡僻壤，刘禹锡八十岁老母在堂，若随居任所，势不能活，柳宗元冒死上书，请求与刘对调，己往播州，虽死无憾。此事终因裴度斡旋，刘禹锡改放连州刺史而解。韩愈因此在墓志中感叹：“士穷乃见节义。”
《罗池庙碑》是柳宗元卒后之第四年，即长庆三年（823），韩愈应柳宗元旧部欧阳翼等之请撰写碑文，由沈传师书丹。碑开篇便说：“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然后缕述柳宗元的政绩，再叙立庙的缘起：“（柳侯）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最可奇怪者，碑末题“长庆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御、先锋兵马使、朝散大夫、试左卫长史孙季雄建立”。而据碑文，柳侯显灵在卒后之第三年孟秋辛卯日，庙成于当月的丙辰日，推考此前后数年孟秋七月的干支，唯有长庆二年符合条件。另外，碑石上韩愈结衔为吏部侍郎，沈传师为中书舍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根据《穆宗实录》记载，此皆是韩、沈在长庆二年新任的职务，则此碑只能建于长庆三年以后。故欧阳修估计“元年正月”云云，乃是误刻。
细审拓本，碑末陈曾篆额及长庆元年孙季雄建，字体异于正文，应非沈传师手笔，因此不存在欧阳修说传摹讹误的可能。可以想见，当时欧阳翼等派人到京师请韩愈、沈传师撰书碑文，因为事先没有说定篆额和树碑的人选，也没有确定立碑时间，送回柳州的墨书纸本上仅有正文及韩愈、沈传师的题名，所缺项目在镌刻时补书，这样一来，更不可能“误刻”为长庆元年。
唐代官员建生祠、立德政碑，皆需上报礼部批准，规定见《大唐六典》；如果死而成神，更应该有审批手续，否则可能被视为“淫祀”而遭取缔。柳宗元为罗池神，显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所以《旧唐书·韩愈传》讥讽说：“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如果所见不缪，则韩愈为柳宗元撰写《罗池庙碑》实在是寄托对亡友的深情，甘冒不韪。那么进一步猜测，柳州方面篡改立碑年月的举动，恐怕是故意混淆视听，既掩盖建庙的不合法，兼以保护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