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螃蟹也能成灾 古人是何时学会吃蟹的？(图)

说到虫灾防治，人们肯定会想到喷洒农药，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完全可以不借助农药，单凭“血盆大口”就能客串一把啄木鸟。
　　
1980年，西班牙发生大蟹灾，稻区26000公顷稻田被严重破坏，水稻大面积减产。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笑了，认为西班牙人怎么都这样呀！在咱们中国，这蟹可是美味，他们没看见每到菊黄蟹肥时节，一批批前往江浙吃蟹的上海人把交通拥堵得不成样子嘛，哪还有蟹灾一说。其实翻翻老黄历，我们的祖先曾经也面临过跟西班牙人同样的窘境。
　　
《礼记·月令》上说，孟秋时节，阳气弱，阴气盛，此时“介虫”就会出来毁坏水稻。“介虫”据东汉郑玄的注释其实就是螃蟹。《礼记》是记载岁时大事的文献，作者在书中正儿八经地提到介虫一事，可见这事发生的概率不会太低。据文献记载，在早期中国，爆发最大规模的一次蟹灾是在春秋，地点是吴国。《国语》曾记载了一次越王勾践与宰相范蠡的对话，其中提到，今吴国稻蟹不遗种。也就是说，吴国当时正发生非常严重的蟹灾，整个吴国粮食作物因之减产，甚至到了连明年春播的种子都留不足的地步。不过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在春秋之后的几千年类似的蟹灾却再无什么人什么文献提及，按照中国人凡事必书的史学传统，书上没了文字，那蟹灾也就是消失无疑了。于是问题又来了，这蟹灾当年闹得如此风风火火，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是用了高科技的手段？还是地球发生了类似于恐龙时代的地质变动？其实都不是，答案很简单，就是人一口一口把它吃没的。
　　
闹蟹灾的那些年，人们也不是没有吃蟹的习惯，我国早期文献《周礼》和《汲冢周书》中就有有关吃蟹的记载。
　　
《周礼·天官·庖人》说：“疱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话中的“荐羞之物”根据上文提到过的郑玄的解释其实就是全国各地的土特产，譬如两湖地区的鱼，青州等地的蟹。《汲冢周书》则说，周成王时，海阳有蟹入贡。考青州、海阳在今渤海湾一带，那么照此推来，此蟹必是海蟹无疑。当年沿渤海湾各地赶趟儿地一拨拨地往朝歌送这劳什子，估摸着是当时令海鲜进贡的，这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吴越湖区引发蟹灾的那类蟹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早期中国人吃的多半是海蟹，吃河、湖等淡水蟹还是稍后的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跟现代有关的很多生活习惯逐渐形成，吃蟹就是其中一种。南北朝的著名文人毕卓曾如此描述他的人生理想：“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世说新语》）大意就是人生只要有酒有蟹，夫复何求呢？可见淡水蟹在当时已经走上餐桌并成为美味。按照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商品化的东西，有需求就必然会有供应。过去不兴办什么大规模养殖场，这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蟹基本上都是农人从自家田里抓来的。
　　
唐朝诗人唐彦谦有首名为《蟹》的诗就把当时的抓蟹、卖蟹、食蟹的场景描摹得惟妙惟肖：“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虎。扳罾拖网取赛多，篾篓挑将水边货。纵横连爪一尺长，秀凝铁色含湖光。蟛蜞石蟹已曾食，使我一见惊非常。买之最厌黄髯老，偿价十钱尚嫌少。漫夸丰味过蝤蛑，尖脐犹胜团脐好。”诗的头二句写金秋十月，稻熟香飘，蟹多猛如虎；次二句写为了不让蟹毁坏庄稼，农人们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渔网去抓蟹；剩下几句生活味甚浓，写的是卖蟹人和买蟹人在市集上的讨价还价的样子。可见唐时食蟹已成风尚。大诗人李白十分爱吃蟹，他曾写诗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另一诗人韩驹也写道：“故人书札访林泉，郭索相随到酒边。来擘团脐先一笑，二螯能覆两觥船。”
　　
不单唐人爱吃蟹，唐以后各个朝代都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会吃而著称的苏东坡在一首诗中如此描述他当年以诗换蟹的往事：“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指蟹）。”拿一首顶尖的诗换两只尖尖的蟹，也不知苏大才子这笔买卖做得值不值。到了明清，食蟹之事经过传承发扬，较之以前又有了进步。晚明的李贽一生颠簸，但对吃蟹却颇有研究，他说：“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类似的感慨清初的著名戏剧家李渔也发出过：“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错而较之，当居第一，不独冠乎水族，甲于介虫而已也。”近现代崇尚思想解放，说起话来就更直白了。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二句是：“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听听，有了这样的感慨，有了这样的觉悟，这蟹灾如果还不灰飞烟灭，那也真得太小瞧人，太对人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