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螃蟹也能成灾 古人是何时学会吃蟹的?(图)

说到虫灾防治,人们肯定会想到喷洒农药,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完全可以不借助农药,单凭“血盆大口”就能客串一把啄木鸟。
  
1980年,西班牙发生大蟹灾,稻区26000公顷稻田被严重破坏,水稻大面积减产。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笑了,认为西班牙人怎么都这样呀!在咱们中国,这蟹可是美味,他们没看见每到菊黄蟹肥时节,一批批前往江浙吃蟹的上海人把交通拥堵得不成样子嘛,哪还有蟹灾一说。其实翻翻老黄历,我们的祖先曾经也面临过跟西班牙人同样的窘境。
  
《礼记·月令》上说,孟秋时节,阳气弱,阴气盛,此时“介虫”就会出来毁坏水稻。“介虫”据东汉郑玄的注释其实就是螃蟹。《礼记》是记载岁时大事的文献,作者在书中正儿八经地提到介虫一事,可见这事发生的概率不会太低。据文献记载,在早期中国,爆发最大规模的一次蟹灾是在春秋,地点是吴国。《国语》曾记载了一次越王勾践与宰相范蠡的对话,其中提到,今吴国稻蟹不遗种。也就是说,吴国当时正发生非常严重的蟹灾,整个吴国粮食作物因之减产,甚至到了连明年春播的种子都留不足的地步。不过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在春秋之后的几千年类似的蟹灾却再无什么人什么文献提及,按照中国人凡事必书的史学传统,书上没了文字,那蟹灾也就是消失无疑了。于是问题又来了,这蟹灾当年闹得如此风风火火,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是用了高科技的手段?还是地球发生了类似于恐龙时代的地质变动?其实都不是,答案很简单,就是人一口一口把它吃没的。
  
闹蟹灾的那些年,人们也不是没有吃蟹的习惯,我国早期文献《周礼》和《汲冢周书》中就有有关吃蟹的记载。
  
《周礼·天官·庖人》说:“疱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话中的“荐羞之物”根据上文提到过的郑玄的解释其实就是全国各地的土特产,譬如两湖地区的鱼,青州等地的蟹。《汲冢周书》则说,周成王时,海阳有蟹入贡。考青州、海阳在今渤海湾一带,那么照此推来,此蟹必是海蟹无疑。当年沿渤海湾各地赶趟儿地一拨拨地往朝歌送这劳什子,估摸着是当时令海鲜进贡的,这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吴越湖区引发蟹灾的那类蟹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早期中国人吃的多半是海蟹,吃河、湖等淡水蟹还是稍后的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跟现代有关的很多生活习惯逐渐形成,吃蟹就是其中一种。南北朝的著名文人毕卓曾如此描述他的人生理想:“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世说新语》)大意就是人生只要有酒有蟹,夫复何求呢?可见淡水蟹在当时已经走上餐桌并成为美味。按照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商品化的东西,有需求就必然会有供应。过去不兴办什么大规模养殖场,这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蟹基本上都是农人从自家田里抓来的。
  
唐朝诗人唐彦谦有首名为《蟹》的诗就把当时的抓蟹、卖蟹、食蟹的场景描摹得惟妙惟肖:“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虎。扳罾拖网取赛多,篾篓挑将水边货。纵横连爪一尺长,秀凝铁色含湖光。蟛蜞石蟹已曾食,使我一见惊非常。买之最厌黄髯老,偿价十钱尚嫌少。漫夸丰味过蝤蛑,尖脐犹胜团脐好。”诗的头二句写金秋十月,稻熟香飘,蟹多猛如虎;次二句写为了不让蟹毁坏庄稼,农人们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渔网去抓蟹;剩下几句生活味甚浓,写的是卖蟹人和买蟹人在市集上的讨价还价的样子。可见唐时食蟹已成风尚。大诗人李白十分爱吃蟹,他曾写诗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另一诗人韩驹也写道:“故人书札访林泉,郭索相随到酒边。来擘团脐先一笑,二螯能覆两觥船。”
  
不单唐人爱吃蟹,唐以后各个朝代都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会吃而著称的苏东坡在一首诗中如此描述他当年以诗换蟹的往事:“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指蟹)。”拿一首顶尖的诗换两只尖尖的蟹,也不知苏大才子这笔买卖做得值不值。到了明清,食蟹之事经过传承发扬,较之以前又有了进步。晚明的李贽一生颠簸,但对吃蟹却颇有研究,他说:“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类似的感慨清初的著名戏剧家李渔也发出过:“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错而较之,当居第一,不独冠乎水族,甲于介虫而已也。”近现代崇尚思想解放,说起话来就更直白了。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二句是:“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听听,有了这样的感慨,有了这样的觉悟,这蟹灾如果还不灰飞烟灭,那也真得太小瞧人,太对人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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