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人性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是带有浓厚文化味道的名词，在人们的意识里，这是个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胜任的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说“研究课题”与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密切相关。可是如果这个名词用于对酷刑的研究的话，很多人都会不寒而栗，甚至直呼不可能。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中共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将酷刑及其它非法迫害手段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有篇报道《嗜血的暴行成中共打手的“研究课题”》。其中说，武汉法轮功学员张伟杰被绑架到省法治教育所，在那里他遭到了残酷的酷刑。为了强迫他放弃信仰，警察们打他，每天二十四小时罚站；为了折磨他，先不让他吃饭，说他“绝食”，然后再施以灌食。打手们不停地把灌食管插入，拔出，有时插进胃里绞动。灌食一般在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要灌一个多小时。每次灌一大桶，有时两大桶，所以每次灌到一半，胃里装不下，就开始往上返，从嘴里往外流。这时省法治教育所副队长胡高伟就开始拿着报纸把他吐出来的东西往他脸上涂，往头上涂，兴奋地喊叫；并用东西往他头上、脸上打，周围人都跟着兴奋地取笑。
一天，胡高伟得意地对张伟杰说，他们这样折磨他是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强迫站着不让睡觉，不让吃饭，灌食折磨，看人意志力能坚持多久。在此之前能坚持下去的记录是十天，他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十五天，已经达到了，他们又转入另一个试验。
象这样把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当成课题研究并直言相告的并不多见，但是类似的迫害方式却屡见不鲜。例如，天津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八年，在天津港北监狱被残酷迫害了八年，九死一生，受尽了各种酷刑。警察曾经把他双手用手铐铐在柱子上，人匍匐朝地，两脚带最重的脚镣，一脚高一脚低的半空绑在两个柱子上，整整二十八天。
据警察讲，天津港北监狱是日本人建的，从那时起用这种刑罚至今，人没有活过六天的。给李希望解下来的那天，都没想到他还活着。李希望当时屎尿拉了一裤子，气味令人窒息。此事震惊天津港北监狱，让全狱中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修炼大法的神奇。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说所使用的这种酷刑也是一个研究课题的话，这种酷刑达到的极限已经被实验性地延长了二十二天。二零一一年七月李希望被再次非法判刑投入这所监狱后，警察又对他采取了“地锚”酷刑的迫害。
“地锚”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是用铁板制成的管桶，将被迫害人的两条腿至臀部象桩子一样直立固定在地上，两腿不能弯曲，再用手铐将人的两只手铐在地上，被迫害人被迫弓腰在地上，腿一点都动不了。这种酷刑对人折磨的极限以前是两小时，而李希望竟被警察“锚”了十多小时，直到半夜零点，才发现他已经死亡。
李希望在这次酷刑中被摧残致死，是施刑者有意延长时间造成的。
当然，警察们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或其它迫害研究，并不是没有中共上层的教唆和授意。而且有些教唆乍一看还非常地符合科学。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组特意编著了一本书，叫作《“法轮功”现象的心理学分析》。江苏无锡市反邪教协会自筹科研资金30万元，向省、市社科联、科技局申报配套经费17万元，联手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开展《心理矫治疗法在“法轮功”痴迷人员教育转化中的运用》的课题研究。这些研究可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冠冕堂皇，什么是“心理矫治疗法”？说白了就是假科学的名义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药物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有篇报道《两件血衣与一份机密文件（图）》，上有三幅屏幕截图，其中一份中共文件中有对法轮功学员“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这说明中共把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当成研究课题取得所谓的成果后，再返过来对法轮功学员作指导性迫害。由此看来，明慧网报道的大量中共警察用精神病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大都是来自于中共上层的指令，而这样的指令与中共所搞的“研究课题”有着直接关系。
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迫害的“研究课题”一直存在着，只不过不为外界所知罢了。例如马三家劳教所有一种非常邪恶的酷刑“坐小凳”。二零零五年，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专门派人到马三家劳教所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回来后监狱就引进了这种看似文明却非常能折磨人的“坐小凳”，并用它来折磨法轮功学员。强迫她们每天坐在一个约三十公分的小木方凳上，从早上六点三十分起床直到晚上十一点，就那样一直坐着，而且身体必须保持笔直，稍微一动就会招来暴打。直坐到臀部破烂流脓……很明显，云南女子监狱去学习，马三家传授的迫害经验就包含坐小凳，而这种坐小凳的酷刑却是被马三家作为研究课题验证后推广的。
酷刑被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并推广只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中的一部分，而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摘取当成课题进行研究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今年二月十六日，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披露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市公安局主持“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工作时，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追查国际在其最新报告中揭示，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王立军本人坦言：“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了“研究中心”，此次的研究活动场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对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王立军在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是研究如何配备死刑注射液来提高器官存活时间和移植效果的。王立军的研究目标是如何取得“更新鲜的活体器官”，先把人打针“弄死”，研究尽可能延长死亡时间，然后迅速取出所有器官，用缓冲剂洗，冲走毒针的残余部份，然后移植到人体上去——也就是受体者身上。而这种试验曾做了几千例，所做的对象绝大多数只能是法轮功学员。王立军在此期间也曾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
将酷刑以及活体摘取器官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取得成果后再予以推广，这样的血腥真可谓我们“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迫害者的人性在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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