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

目前世界人口70亿，亚洲人口超过4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0.3%；中国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控制人口总规模的增长非常重要。但由于目前的计划生育方法不仅日趋暴力化，还成了基层官员腐败寻租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加以改变，改变的方向，应该是从以贯彻政府意志的计划生育向民众自我约束的社会节育转变。

中国计划生育缘何失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执行此政策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很重的经济处罚，二是暴力计生。最近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的故事几乎呈现了计划生育的所有负面因素：计生腐败（计生干部索要金钱）；残害生命（胎儿已成形并活着引产）；缺乏人道（将胎儿放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母亲身边）。这个在农村计划生育当中的普通故事，通过网络传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计划生育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汹涌而至的批评。

计划生育尤其是暴力计生，是将国家意志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加诸于本国人民，确实应该加以改变。但从中华民族的现状及将来考虑，这种改变应该是从计划生育向社会节育转型，而不是漫无节制地生育。

计划生育确实只有中国在实行。从实施效果来说，中国这种以强迫为主的计划生育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最后将计划生育用作寻租手段之后，这一政策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目前真正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的人，只有依赖体制生存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二胎甚至多胎（多生的方式则是八仙过海）。至于有钱的可以通过缴罚款超生，有权有势的人更好办，有有走后门拿医院证明多生的，还有通过未生育过的情妇多生的，不一而足。这种生育权的事实不平等也是引起城市中产阶层们愤怒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除了暴力计生无路可走？不是，在亚洲众多实行社会节育的国家与地区中，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的香港，就在社会节育方面获得了成功经验。我挑选香港加以介绍，是基于以下原因：一，香港人多来自广东，与广东本来同属于崇尚多生多育的粤文化。二、从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包括外地人口迁入这种“机械增长”），本地的人口转变过程早于经济起飞，这些都可以为同为华人文化的中国提供借鉴。

香港的社会节育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成立于1936年，前身为“香港优生学会”。其成员以医务人员为主。 1950年正式改组并改名为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1952年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八个创会成员之一。最初家计会以个别接触方式开展工作，传递家庭计划的讯息，后来增设诊所服务。 1956年成立了首间生育指导所。 1955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家计会的活动。1964年，家计会获得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助。 1967年，家计会进行全港首次“香港家庭计划知识、态度及实行调查”并开展性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慢慢接办家计会的节育指导所。

长达80余年的节制生育辅导与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再配合一些节制生育的口号与宣传海报，比如“一个娇，两个妙”“一双子女凑个好”、“宝宝唔使多，最多生两个” 是指一至两个子女是家计的最好目标；“三个断担挑”、“四个要上吊”是告诉人们，子女多了负担重——这比中国那些“少生孩子多养猪”、“不给国家添负担” 之类的口号文明多了，也容易让受众接受。

因为宣传得当，更重要的是随着港人受教育水准渐渐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渐渐改变。在计算家庭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幸福成长的物质条件后，香港人不再崇尚多子多孙，大多以两个为标准。

鉴于中国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只在城市人口当中有效，中国可以考虑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部分人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也会如同香港人一样计算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受教育的基本费用，不会毫无节制地生育。更何况这部分人比较重视子女教育，也相对有教育能力，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应当在社会节育方面做些什么？

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与港台等地区的社会节育不同。计生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经济处罚为手段，完全忽视当事人意志的一种国家暴力。香港、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的社会节育，则是以NGO为行动主体，政府支持，通过辅导等软性教育劝说人们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至于是否接受、作为生育主体的人最后的生育数量、性别选择，并无任何政府暴力介入。

中国的暴力计生既无效果又引起民愤，中国政府不妨学习香港新加坡经验，从社会政策方面构建社会节育意识。其中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是关键，可以从中学开始开设课程，用比较生动的方式讲解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大学取消政治经济学与毛邓三科，开设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地理。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漫长（至少得需要一代新人的成长年限），但收效却很长远。此外还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把人口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所得税、大学教育、住房方面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优惠，例如《所得税法》规定，节育者可以减免所得税，子女上学和升学可得到优待和津贴；《住房法》规定，取消多子女家庭分配公共住房的优先权，允许只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租用一套3一41司的公寓。

与此同时，还必须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准，因为“教育使人们易于管理，却不易愚弄和奴役”。香港的社会节育得以成功，其前提有二，一是因为香港居民是自由人，不是专制体制下的臣民；二是因为香港居民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大陆平均水平。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