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

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

内容来源：卷二十六演讲
隶属章节：演讲＼中华民国四十四年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国防大学讲——

〔要旨〕
第一、前言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甲、“唯物辩证法”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曲解。
（一）黑格尔的时代背景及其中心思想。
（二）黑格尔辩证法应用“正反合”法则的原意。
乙、中国先哲的辩证思想。
丙、共匪将辩证法原理，普遍应用于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
（一）共匪一切阴谋策略以应用矛盾律为中心。
（二）长期反共战争所得来的重大教训。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甲、“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一）“唯物辩证法”为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
（二）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乙、“唯物辩证法”对基本法则应用的荒谬。
（一）共匪应用的矛盾律。
（二）共匪应用的否定律。
（三）共匪应用的质变律。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甲、“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无神论唯物思想最后决斗的结果。
乙、“天人合一”的哲理，为“心物一体”论的根源。
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后成败之道。
第五、结论。
〔本文〕

第一、前言

我们今天如果要光复大陆，复兴民族，争取反共抗俄彻底胜利，那必须先洞烛敌人——共匪与俄寇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并研究我们民族传统精神和我国固有哲学思想，以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大家首先要知道：敌人共匪之一切思想的规律和法则，全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推演出来的。共产匪党对内对外的斗争，政治运用和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斗争法则，固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推演，就是他们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敌情和对匪战法，只有从了解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则及其原理入手，才能把握其重心，窥破其诀窍，从而确定我们的对策，来瓦解敌人，消灭敌人。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及详述。现在只想从下列各点，为大家作一简要的剖析：（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三）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斯（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全部理论的基础。他的思想深受十八世纪末叶德国观念主义派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哲学的影响。黑氏生长的时代，正当该派祖师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的哲学风行一时，因此黑格尔哲学，实受康德思想的重大影响，并想补救其缺陷。欧洲当十八世纪下半期世界思潮空前激荡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经验，都从各方面汇集起来，共同反对其过去各种信仰，扩充了他们的世界观；于是传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动摇，因此造成了一个“理智”和“艺术”特别发达的时代。像康德、斐希德（１７６２—１８１４）、谢林（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和黑格尔这一班日耳曼哲学家，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一）统一知识的原理，解决二元论的矛盾。（二）对“物自体”所生的矛盾，寻求解决之道。（三）如何证明“神”、“自由”和“不灭”等理念。（四）探讨自然科学、道德学和艺术等所共同依据的原理。

黑格尔思想，虽然没有超脱这个范畴，但是他在这一派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他是用一种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去解释这个理智的、道德的、美术的和宗教的丰富世界，他认为“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不超越于“实在”之外，而潜藏于“实在”之中。“精神”和“自然”，并不是“绝对”（黑氏视之为包罗万象的完整体）的两个表面，而是“绝对”所不断表现的方式。因此“绝对”，并不是“自然”和“精神”所自出的原理，它的本身就是继续演进的“自然”和“精神”。也就是说：“运动”和“生命”不超越于万物之外，而潜存于万有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黑格尔认为“绝对”即是“运动”（自然），亦即是“进化”（生命）。黑格尔于一八○七年所发表的第一部大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剖析各种可能到达“实在”的思想型态。他叙述了每一思想型态的观点及其不当的地方，因而要求一个更完满的观点。黑氏名之曰“理性”，曰“自觉的理性”。事实上“绝对”和“理性”，不过为一物而异称；“绝对”的整个范畴，不但是思惟的各种方式，而且是万物存在的各种方式。这里我还要对于“绝对”的意义，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学者，对于这个名词，总是抽象笼统，含混其词，而不肯很明显的具体的指出来，我以为这不是学者研究学术的态度。所以我对于这“绝对”的意义，一定要将我的观点说明：我以为黑氏所说“绝对”，乃是“独一无二”之意，亦是至高无上之意，而不仅是指包罗万象的完整体而已。在西方来说，这独一无二的“绝对”，就是指创造宇宙万物之主——上帝（神）。若依照我们中国哲理来说，那就是指“太极”——上天（神）。这是我研究黑格尔哲学所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特别提出来，可供大家研究的帮助。

黑格尔当时将他哲学的中心思想加以发展，或散为论文，如正义哲学、历史哲学、美术哲学、宗教哲学和法律哲学等。或集为专著，如“哲学类典”、“逻辑学”等。尤其是“逻辑学”，更发表了他整个的玄学理论，总结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哲学体系，故一般人认为黑氏的全部哲学思想，实可以称之为“逻辑的观念论”。

黑氏的逻辑学，无疑的是一种辩证逻辑，即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辩证法”。黑氏因为有一个“绝对”理念，作他思想的基础，他的辩证法，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绝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并且称颂国家的存在，是神的一种旨意，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论的哲学家。然而“存在”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概念，其独自内容是空虚的。因此纯粹的“存在”，其内涵应为本身和反对两方面，正因“存在”为对立物之统一，故必然发展，而其发展亦即为其本身与反对物之矛盾和分裂。至其矛盾之解决，即为两者的和解与综合，这就是从“存在”发展为“实在”或“活动力”的过程。至此黑氏辩证法“正反合”的原则，乃告成立。依此类推，则合为“正”，“正”又有“反”，两者相对，又复有“合”。这种“正”“反”相对而生“合”的活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Aufhebung）。宇宙万物，因不断的“扬弃”，达于无穷。所以黑氏认为宇宙是思惟的反映，思想的发展，最后必达到绝对理念，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理性的世界。

总之，二元论的一切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无不可以用辩证方法为之解决。黑氏认为辩证过程中的“活动力”（或“实在”），能使一切矛盾概念，变为逻辑的统一。就是说，最后的矛盾，将由“绝对理念”为之调和解决。这个绝对理念，乃一最高的范畴，也就是“存在”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这便是黑格尔要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则，去解决其同时哲人所共同追求的各大问题的本意。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黑格尔乃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才用“正反合”的辩证原理，作为解释历史的工具。但马克斯却窃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方法，去解释他所认为一个病态社会，进而曲解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一切规律。他对于辩证法三律的运用，就是矛盾律（对立统一律），是指凡事物原状为“正”，事物因有内在矛盾，而分为两个对立体为“反”；对立体有一被克服，后而产生统一，就变成“合”。否定律中的肯定是“正”，否定就是“反”，而再否定，即所谓“否定之否定”，就变成了“合”。又如质变律的旧质为“正”，量变就是“反”，而新质就变成了“合”。可知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乃是由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原理所脱胎的产物，但是其内容与精神，几乎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共匪要利用国父三民主义，曲解为所谓“新人民民主专政”，乃采用他这个祖传移花接木、伪装欺世的卑劣手法之由来。他们是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唯物思想的共产主义，亦可随时反转来，师法其极端敌对的唯心论者的原理，来作他理论的根据，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因之我们要想真正认识敌人，必要根究他的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的由来，尤其是要戳穿他“唯物辩证法”的伪装诡计，又不能不了解黑氏辩证法的原理及其思想了。

说到辩证法的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些学术，我们中国先哲远在三千年以前，如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阳为“正”，阴为“反”，太极为“合”的意思。而且其哲理，远较现在辩证法“正反合”之说，为高明而深邃得多。其他如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书经的“危微精一中”，以至于名家学说，即无不是现代辩证逻辑学的原理所自出。我们国父乃称之为理则学。可惜我们对于这些“究天人之际”的理则学，不但不知发扬光大，反而视之为陈旧无用的东西；结果乃就数典忘祖，舍本逐末，无怪乎共产匪徒要认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为其鼻祖的衣钵了。所可怪的，乃是一般反共学者，竟对于敌人用以与之斗争的唯一法则——“唯物辩证法”，总是闻之色变，根本不敢去觑视他，更不愿去穷究他，这是不敢面对共匪凶险，而存在一种苟免逃避的畏共心理。此外还有两种学者对于“唯物辩证法”所取的态度：其一、因为愤恨“唯物辩证法”祸国殃民的万恶思想，因之认为凡是辩证法，都是罪恶之源，所以不管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或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乃至于其逻辑辩证等名词，凡是称辩证法的，都认为是过去了的无理的东西。他亦不问黑、马二氏的学理内容或规律法则究竟有否区别？只是一味的认为是不值研究的东西，一概鄙弃不理。此外，就是认为辩证法是一服万灵金丹的心理，所以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不问其理论、信条或法则、方式、内涵如何，都以为这是它“革命行动”的金科玉律，因之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盲目崇拜不已。不过他还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而“唯物辩证法”是可以采取的，这亦可以说是一种“眩共”病。就是因为他的心理观念，已为共匪宣传所眩惑而迷惘无主了。

正因为从前我们反共阵线里面，对于辩证法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心理，特别是第三种心理，已无异为共产匪徒张目渲染；名为反共，而无形中不啻已成为马克斯主义的信奉者了。于是全国的学校、社会以及军队、机关，任令共产思想毒素，到处渗透，横行无忌。就是这样，共匪乃得实现其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突变”与“否定”的三大定律了，你看可悲不可悲？！至其前二者，不管他是存在畏惧心理的畏共病，或愤恨心理的恨共病者，这些都是消极的，不肯面对事实去研究，更不想设法来彻底消灭共产思想及其方法。但是这三者对于其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精神，都是丧失了自信心，以为我们自己文化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皆无法抵抗共产主义的侵略，几乎等于束手待毙而已。所以我屡次对干部警惕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对辩证法畏惧逃避，亦不必对辩证法痛恨弃绝，更不可对辩证法盲目的信奉；而应该要研究他的内容，明了他的原理，探究他的是非善恶与优劣所在，来决定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对策。我又说：我们的干部不肯研究辩证法的诡秘，以及我们缺乏革命哲学的修养，实为我国三十年来反共战争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不过我们如要应用辩证法则的时候，应该要切戒的一点，就是我们决不能如共产匪徒那样认“唯物辩证法”为其解决宇宙与人生哲学的一切原理，而且更要知道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内容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务须特别注意才行，否则你就会自陷于共产匪徒“矛盾”的歧途，而自己来“否定”自己，与自己使自己“质变”了。

共产匪徒究竟是怎样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应用到他的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上去的呢？我们不妨拿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矛盾律的应用，先来加以分析。

共产匪徒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内在对立的矛盾的。因此宇宙间的任何体系，无不是根据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所以它们在空间上，是要相互渗透，在时间上是要全程贯彻。这亦就是共匪所谓“一点两面”和“口袋后退”、“退一步进二步”等战术之由来。不但如此，而且共匪基于这个观点，它不论是教育他的干部或援引一切思想理论，它都要随时抓住敌人体系内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并基于这一差异性，使之转变为相反性，再由相反性逐渐变为矛盾性，以加强和扩大敌体的矛盾，终使敌人体系归于瓦解。

共匪还有运用“矛盾律”，以对付其敌体的另一重要策略，就如张铁君同志所说的：他在与敌体斗争的过程中，如自体居于绝对劣势时，就要暂时和敌体妥协。而其与敌体一时妥协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转变敌体注意力，化其内在矛盾为外在矛盾，以增强其自体的力量。匪党过去于民国二十六年向我政府投降时，宣言取消其红军，取消其苏维埃，服从我政府之指挥，并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实则就只是它要转移本党对它的目标。但当它内在条件极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时，它就可以将外在矛盾的目标，转变为对付内在的主敌。这就是效法列宁先与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合作，而后再企图将其消灭的故智。俄帝是不但对其国内的同盟友党如此，而其对于同盟友邦，如对我们中国而言，更无不如此。譬如说当我们对日抗战以后，他即要求与我国同盟，订立中俄友好盟约；及其傀儡——中共匪帮爪牙养成以后，他即明目张胆，背弃盟约，承认共匪，期达其整个并吞中国的目的。但倘使其对内在主要的敌人无法消灭时，则更可以与外敌妥协，甚至投降，亦所不惜。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对德投降，签订其“布勒斯特”条约，即其一例。总之，他们无论对内对外，对付任何敌人惟一的法则，就是要使他的敌人转变目标于另一矛盾上去，而避免与他自身正面冲突。这亦就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德国希特勒妥协合作，订立瓜分波兰条约，让希特勒向西欧发展，进攻英法；以及在一九四一年复与日本订立日俄的中立条约，史达林且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车站拥吻而别，那用心亦就是要使日本积极南进，专与中美两国为敌的矛盾法则之应用。

讲到这里，我要再举个实际的教训来加以佐证，以加深大家的警觉。譬如毛匪时常夸耀匪党战胜“敌人”，是靠着他三大法宝，就是所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我们试一回顾本党三十年来的反共历史，就可以懔然于共匪完全是将其“矛盾律”的法则，循环运用，以击败本党的。他们先搞“统战”，以利用分化拉拢的手段，作相互渗透，以分化本党和孤立本党。后来又有所谓“武装斗争”，那就是利用国军各种弱点，拚命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转移国军的注意力，以便扩大他的武装叛乱，来达到其“全程贯彻”的目的。至于他所谓的“党的建设”，就是每一次他们在行将被本党消灭的时候，乃教育其干部和煽动盲从的群众，要求与本党妥协，但他决不放弃其消灭本党的基本原则。在共匪看来，这是他们对于唯物辩证法则，在策略上运用的最大成功。

关于匪党对于“矛盾律”在策略上的运用，已略如前述。但大家还得知道：共匪的思惟过程，有一个公式，就是认为对立斗争的顺序，是由“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但有时否定与质变二律的地位，亦可交互变易的。不过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对于“否定律”和“质变律”的应用，完全是根据应用“矛盾律”的同一原理。因此就可了解他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律，实在都是从他矛盾律出发的；所以矛盾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其首要的地位是决不变更的。实在说：他的“质变律”，仅是其“矛盾统一的进程”，而其“否定律”亦不过是其“矛盾统一进程”的持续化而已。我们只要真正理解了他们对“矛盾律”的应用，那么对其余两律的作用，就很容易推知了。因此希望大家“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悉心推究，玩索有得，务必对奸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斗争法则和战术思想，全部了解，进而拟定我们自己有效的对策，来揭穿奸匪的一切阴谋诡计，打破敌人的基本思想。这才是我们研究敌情的基本态度，也才是我们消灭奸匪的基本要领。

由以上的分析，了解共匪基本法则之后，如我们能再根据三十年来长期反共的经验和教训，来确立共匪斗争的方针，那我以为至少应该要把握住下面几个原则，方不致自乱步伐，再为敌人所乘，也不致重蹈覆辙，为敌所算了。这几个原则，就是：

（一）对矛盾律：反共组织的内部，必须单一纯洁，求精而不求多。其内部必须团结无间，决不容有任何一点矛盾或对立冲突，被其渗透分化。否则只要有些微间隙，为其渗入，那么他就可以变你之小矛盾为大矛盾，化你之小裂痕为大裂痕，以达到其从内部瓦解你组织的目的。

（二）对否定律：反共组织的精神，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否则如你暮气沈沈，滞钝麻木，甚至自暴自弃，不求精进，那你当然不能逃避天然淘汰，亦就要被自然所否定了。因为反共斗争，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力量对力量，不能稍有消极松弛、惰性怠忽，予敌以隙。尤其当你强彼弱的时候，必须不留余地，无情地彻底灭绝他、否定他，切不可姑息他、宽容他，使之重新制造矛盾，再予其死灰复燃，反被其来否定你的机会。如当彼强你弱，自量一时势尚不敌的时候，亦宁可暂时后退一步，待机报复，切勿存有妥协共存，甚至妄存靠拢求全的幻想。否则那就只有被其利用你的劣势，加强它本体的统一与团结，造成其所谓“全程贯彻”的绝对有利形势，而你亦就自然会要被其否定了。但是这样被否定，并非是他来否定你的，而是你自己去找他否定的。

（三）对质变律：反共组织的纪律，必须严肃缜密，对于防谍保密，更应防微杜渐，时时警觉，不容有丝毫散漫疏漏的地方。否则共匪就一定利用其“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公式，而演化出他各种卑劣无耻的阴谋诡计，无形中造成对你自相“矛盾”、“否定”、“质变”的规律，被其“突变而统一”了。总之，对共匪斗争，无论在军事或政治与社会上，以及无论在什么时地上，决不能和共匪存有一点共存和合作的心理。须知共匪是兽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绝无人性的。我们对于禽兽，决不能以普通的人情或常理来判断他、希望他。我们反共组织，对共匪的组织以及对他的行动策略，亦只有应用其“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来反击他，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惟有如此，乃易使之自相矛盾对立，使之自己否定自己，而至其质变灭绝为止。亦惟有如此，方可摧毁其共产匪党一切理论和行动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的诡诈方法。而且必须如此，方能消灭国际共产赤祸，求得世界永久和平。

这几个原则，是我研究对共产集团谋略战所获得的结论，也是我们进行三十年反共战争所得来的血的教训。过去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研讨，确切运用，更不注意这个法则，去熟筹对策，反击敌人；结果处处为敌人乘虚抵隙，坐令共匪对我“扩大矛盾”、“制造否定”、“加速突变”，致使我整个大陆为其窃据，革命事业，几致中断。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非彻底湔雪，不能赎回我们的绝大罪愆。务期大家以痛定思痛的心情，对自己的缺点，切实检讨，力戒再犯；对敌人的阴谋，时刻警觉，悉心研究。人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那么我们的反攻复国战争，乃自可以转败为胜，终底于成了。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马克斯创立“唯物辩证法”，他曾经自供说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抛弃了他神秘的外壳”马克斯所谓“抛弃了”黑格尔的“神秘外壳”，乃是指“黑格尔认为思惟底过程（黑格尔称之日观念），乃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外衣。”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和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即令其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但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和它的外壳，是无法分开的。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若必要说是他抛弃其外壳的话，那毋宁说是他抛弃其核心，而采取其外壳，更为实在些。不过我所称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只对其辩证的方式而言。简单的说：就是采取其“正反合”三段辩证法最简单而最容易学习和了解的思惟法则。尤其是我们革命军人和党员，在策定对敌斗争方案和拟订各种作战计画时，就是要以我为“正”，以敌为“反”，而以敌我双方主观客观的情势、地位、力量（质量数量），以及空间、时间等优劣条件，与轻重缓急先后的程序，互相比较分析，综合起来，重加审研判断，然后策定一个合理正确的方案为“合”。这完全是思惟方法三段落的最普通应用的法则。尤其是我们从前一般干部，无论他是军人拟订一个军事作战计画，或党员拟订一个政治斗争策略，往往只注意自己本身主观“正”的方面条件，而对于其对象和客观，就是“反”的方面各种条件，多不加注意。所以其所拟订出来的作战计画或斗争策略方案，多不切实际，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是我们从前革命教育，不研究思惟法则，亦不注重思惟的段落，所以一般干部对敌作战，最多只是知己，而不能知彼；亦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他对敌斗争的行动，亦就要败多而胜少了。如果你拟订计画或策略，只重主观，而忽视客观，那你对“正”“反”两方面不能去切实比较，如此你对敌我双方力量和行动，皆无从真正估计，亦就无由算起；这种无算的计画，或没有估计的策略，对敌作战那有不败之理？这就是孙子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道理。这是我们对共匪斗争，不研究思惟法则及其段落重点所在的一个最大弱点，亦就是我们拟订计画，不注重客观条件所最吃亏和失败所由来的重大原因。所以我对革命干部教育，始终主张要采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亦就在他思惟方法的三段落的这个法则而已。而且对这三段落中，特别注重在“反”的一个段落。就是要唤起一般干部在一切计画作为时，非特别重视对象和客观的条件不可的意思。至于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精神和理论，即使其辩证法的内容和原理，那也还是与我个人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我始终认定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纯粹的唯心论，尤其是他的矛盾统一观，并不足以概举世上万事万物发展的真实形态。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我是很多不能同意的。然而他那“绝对理念”的出发点，无非是导人于穷理致知、求真求善的这一方面；而马克斯背天逆理、贼仁害义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与他背道而驰的。一般学者多以为辩证法乃是以矛盾与斗争为骨干的邪恶哲学，故认为黑、马二氏的哲学思想并无二致，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能以其二者所取的法则与方式相同，乃就不问他们学术的性质原理及其思想动机与目的是否相同，于是不分皂白，就认他们为一丘之貉。我以为这不是研究学术的态度，乃是一种武断，亦就是我前节所说三者中之第二类（痛恨辩证法的恨共病）的学者，这亦就是我们中国学者所最容易犯的一般通病，我以为应该要特别注意矫正的。

我前在上海星期评论社时代（民国八、九年）再三指出：我们如要学习辩证法的思惟法则，就应该以黑格尔辩证逻辑为根据才行。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方法，如果学得不好是很危险的。何况恩格斯亦明言他们“唯物辩证法”已不是其思惟法则了。至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很清楚的说明其辩证法为“思惟与实在的合一”，自认其是思惟法则的范型。但是共产匪徒实际上至今仍以他的“唯物辩证法”为其思惟法则的惟一教条，这是大家不可不加以注意研究的。今天我们对共产匪徒一切言行，都要面对现实，来注视其究竟，决不能以他们所谓：“辩证法不是思惟方法”的示意，因而就相信他们一切现实的行为，亦果真都是如此了。不然的话，那对共产匪徒的言行，未免是太轻信、太天真了。我总以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论其在西洋哲学上的地位如何，亦不论其辩证法是否已成过去，但其在今日反共战争的思想上，如我们果能虚心研究，尤其是能把黑、马二氏的学理思想及其性质内容，切实比较，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击，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这是我们反共思想战的过程中，有其重要地位的。如果我们反共学者，能将黑、马二氏的学说整个研究，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他日对我这篇讲词有所指正和补益，那正是我朝夕所切盼的。在此我还要重复的肯定地说：黑格尔与马克斯的哲学思想完全是相反的，而马克斯所采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决不是核心，而仅是其外壳。如其不信，我们就可引黑氏的话加以反证。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的主要基础，为“诸种规律的领域”。他曾警告人们说：“现实是统一的（或一致的）领域”。因此他镇重地指出：现实是内部和外表的一致，是矛盾的一致，从而认为外表就是实质的表现。他说：“外表就是自身实质的开展，所谓实质，正就在于自身所开展出来的东西。”（见黑氏著逻辑学卷一）

若再用黑氏自举的例子，来证明核心与外壳为一不可分的一致体，那我们就可以黑氏所说花朵和果实的关系为证。他说：“花朵开展的时候，芽瓣就会脱落；也可以说，芽瓣是被花朵所排挤掉的。同样，当果实出现的时候，花朵就成为虚构的存在；代替花朵而起的果实，也就成为植物的真理了。这些形式不仅互有区别，而且因其不能互相调和（暂时过渡性），而被辗转消长。但是它们的过渡性（即暂时性），同时亦使它们戌为有机的和一致的相关元素。在这个一致体中，它们不但各个不相对抗冲突，而且彼此需要，这种彼此需要各不相抗的必然性，就组成了整个宇宙的生命。”（见黑氏另一著作精神现象学第二页）我只要举出黑氏这几段意思，就足以证明：黑格尔辩证法是绝对没有外壳和核心之分的

因此，马克斯所谓继续发展了黑氏辩证法一类的欺人自欺之谈，正是他歪曲黑氏理论的一种遁辞。譬如马克斯说：“对于我，观念的东西，只不过是移植在人类头脑，并且在其中改造过了的物质。”这难道是黑格尔思想的引伸吗？事实上，黑格尔是绝不承认观念可以移植的。马克斯的信徒恩格斯也曾指摘黑格尔说：“世界上现象的真正联系，完全被他（黑格尔）头脚倒置了。”马克斯只认“一切意识为物质的反映”，这完全是中国告子“以义为外”、“戕贼人性”之唯物论的诡辩，所以孟子指斥他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的蟊贼。大家须知：宇宙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完全视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借精神价值，无法解释，亦无法成立其辩证的。因此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却正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学说的自身。故黑格尔的辩证法则，虽然是从矛盾出发，但他不过是要求从矛盾到统一。可是马克斯却认为：“统一物的分裂是辩证法的基本”。他们把黑格尔的矛盾归于统一的观念，完全歪曲过来。察其用心，当然不在统一矛盾和解决矛盾，而在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人类的斗争，永无止境。最后就是要使人类根本丧失人性，成为毫无良知和灵觉的禽兽，好让共匪永远牵着鼻子来跟随他做奴隶罢了。

“唯物辩证法”的祖师马克斯，虽然很机巧地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为后来共产匪徒建立了整套的唯物思想的法则。但由于马克斯理论根本否定了精神和人性的价值，更不承认其有神与天以及生命的存在；因此以“唯物辩证法”为一切法则的共匪，其生活、行动、策略和斗争理论，都是充满了物欲、夺取、清算、压制，再加上他残忍、暴戾、阴狠和灭裂的兽性，自然是要遍地血腥了。换言之，共匪的理论和他的人生，都是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只认物质和强权，斗争复斗争，矛盾再矛盾，质变再质变，否定再否定。如此最后非斗争至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你看这是什么境地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所以到了后来，史达林以为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必将会应用到共产党本身及其个人上来了。所以他不能不背叛其祖师的定律，而加以否定，特创造其所谓“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新法则，来替代其“否定之否定”的定律。可惜他的信徒们至今仍在运用其“否定之否定”的祖传定律，尤其是国际共产匪徒，对这一教条，已成为其牢不可破的第二天性；即使它要勉强改变，事实上亦不是容易改变得过来的。大家更须知他们“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全在其所谓中心定律的矛盾律。第一矛盾律的始终对立、冲突不已的法则，如不能彻底取消，那其他定律无论如何改变，亦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的了。这些万恶的定律，我以为到头来非至他们自作自受不可，这就是我国古训“自作孽不可逭”的一定道理。

大家知道：世上人人所需求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实其真善美的有目的之生活，与有意义之生命。我以为人生乃就是有目的之生活，和有意义之生命，两者配合，而成为其整个的人生。这生活与生命如何能够充实呢？那决非只是物质一方面所能获得解决的。而且今日匪区的物质生活，如其非过著奴役和禽兽的生活，即是挨着饥冻和死亡的生活，那还谈得上什么真善美的物质生活么？而且人的物欲是无餍的；所以物质的生活，即使如美国那样的生活程度，亦永不能解决其人生真正的问题。这就可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以外，还有更重要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命所在。并且这生命的绵绵不息，所谓“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而永不中断的，这才是我们人生中真善美的最高生命。但我们该要知道这生命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如何？我以为必先有了这样最高生命，才能充实我们生活中至善、真实、美满的高尚生活；这真善美的高尚生活，决不是单指华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乃多是指自由康乐的精神生活而言。实在说，这就是我们民生主义所要求的生活目标。试问像“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否定”和“质变”定律中的人生，他所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岂不是终生终世无时不在“冲突”“否定”和“质变”的仇恨斗争，和奴役死亡之中过活么？这种生活，究竟谁能长期忍受得了？这种生活是否为人人所需求的生活？这种生命是否为人人所企望的生命？这种仇恨斗争的生活，是否即是你生活的目的？这种奴役死亡的生命，是否即是你生命的意义？我以为除了共产匪徒头子以外，凡是稍有天良和人性未尽丧失的人们，如其一旦能有人来反问他们的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以及其人生前途究竟如何？那他自将为之恍然大悟。若再将其唯物主义者，过著这种仇恨斗争奴役死亡的活地狱生活，和他们苦海无边的人生前途，加以一一道破，并指出其本然的良知良能所在，那我想没有匪徒不以其回头是岸、脱难苦海为快为乐的。因之我们今后反攻复国的使命，不只要拯救大陆同胞的身体，而且还要拯救共产匪徒的灵魂，指示他的觉路，启导他的迷津，这才是我们反共斗争的基本任务，亦就是我们反共斗争中基本生活。这种生活，亦就是西方所谓“得胜的生活”。我们由此就可知道：共产匪党荒谬虚妄的邪说，他所推演出来的各种邪恶，亦就是制造其本身不可救药的绝症。只要一旦将其“唯物辩证法”的谬论予以戳穿，那共匪所应用的基本法则，乃就可不攻而自破了。现在我要再举一些实例，来依次指出共匪对于辩证法三律应用的荒谬及其狂妄的程度。

（甲）先论共匪应用矛盾律

共产匪徒说：“如果把任何一个现象，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那它就能被了解，被论证了。”（史达林语）这自然是对于他矛盾对立说的一种引伸，因为一物为他物、一现象为他现象所“制约”，就是承认一切事物，均有其内在的矛盾，而永远无法协调和谐。可是天下万事万物，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看来，天下一切事物，固与其周围现象有密切关系，但其根本都是彼此协调、和谐而并行不悖的。它们不需要经过矛盾统一的机械式的过程，其本身自具有一种“中和”的本能，来求其均衡发展和互不相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谐素，却根本否认了以胁制或暴力为出发点的“制约”行为，和他永远矛盾的现象。

我现在只引他共产匪徒自己所说矛盾的例子，来反证他的矛盾。就是他们以两脚走路为例。他说：“两脚走胳时，不仅是前一个脚和后一个脚的矛盾，而且是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了的矛盾；不仅是一只脚前半只踏下去时，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的矛盾，而且是同一只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就在离地的矛盾。”你看像这种矛盾律的说法，那里是根据什么哲学的观念呢？大家都知道走路，前一只脚是向前，后一只脚也是向前，这其间有什么矛盾存在呢？要有矛盾，那除非是前一脚在向前，而后一脚却要后退，像“拔河”一样，一个要向东，一个却要向西，那才说是矛盾。然而走路会不会有这样的走法呢？再说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或者说前半只脚踏下去，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甚而至于说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又在离地，这里所说的“同时”就有问题。所谓踏下去和提起来，着地与离地，单以一般的动变观“濯足长流，抽足复入，已非前水”的意念来说，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可以分开踏下去，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不同的时位，这个时位，既为先后所分开，就谈不到“同时”，也就瓦解了矛盾了。何况踏下去与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也都是向前，并没有倒退的现象发生，所以也并没有矛盾。又何况着地与离地，都只是一个相对活动的形态，并不是说着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离地的一部份，或者说离地的一部份要克服着地的一部份，这里面又有什么矛盾？所以说这种矛盾观，是可以丝毫不加思索，就知其是为荒唐无稽的怪诞。

（乙）论共匪应用否定律

共产匪徒们因为相信“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具有最普遍最扩大作用的发展法则。”（恩格斯语）因此肯定：“自然界中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和发展，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史达林语）。基于这一思惟法则，共产匪徒遂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斗争，互相残害，一个否定一个的。在他们看来，“否定”是本质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对立物的统一自身之中，所具有的否定性，克服了肯定性，而完成其自身的否定。他们所举的一个得意的例子，就是所谓阶级的天然不断斗争，最后必归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因为矛盾不断存在，所以必须不断斗争，不断否定。马克斯说：“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但我们国父说：“人类之所以进化，并非由于阶级的利益永远冲突，而是由于彼此利益的终相调和。”这是国父批评马克斯只看到社会病态的一针见血之论。

至于共匪所谓“自然界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更是似是而非的妄诞。因为自然界中，虽然常常见到消长荣枯的生理现象，和得失成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宇宙间必不可免，亦必不可无的新陈代谢作用。同时人类看自然宇宙，并不注重从“一一分别存在的个体物”去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化生发育的流行整体，那才能真是被了解、被论证了。

谁都知道，宇宙是无一时一刻不在运动的；然而宇宙虽在不断地动变，惟其有一绝不动变的法则与规律，同时存在其中，而无法否定的。这法则和规律，我们可认之为天体的轨道，所有宇宙星体都是循着这轨道运行，而且是永不“越轨”的。由此可见“天行有常”、“周行而不殆”了。大家都知道：四时之变，昼夜之分，是由于地球公转自转的缘故。有了这种规律性的动变，才有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现象，也才有昼起夜伏、朝作夕息的生活规律。而这四时运行中虽有寒暑冷暖、昼明夜晦等相反或矛盾的现象，但其相反的目的，乃是为了相辅相成，也就是为了继续不断地运行发育。

共匪在“否定律”上，却坚决反对中西哲人所认定的循环式的周流原理，他们以为宇宙间一切相反的现象，都是相拒相克，不断地“否定再否定”的。谁亦知道这完全是悖离真理的谬论。我们国父批评共产主义为陈腐，为不合于科学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最后，史达林硬想要改变这个定律，但终未能改变成功。

（丙）论共匪应用质变律

共匪的质变律，是用来说明事物的发展。他们以为新事物的发生，决不限于同一事物单纯的量的变化，故“质”与“量”的问题，同时提了出来。他们以为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时，“量”还是“量”，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才有“质”的变化。“量”的变化，是渐次的连续的变化，“质”的变化，却是突然的飞跃的变化。因此共产匪徒说：“应该把发展过程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它是由旧质态发展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史达林语）。自然我们并不否认物种的进化，是“由简而繁，由微而显”；但绝不承认共匪的“质变一定由于量的渐变”，及其“质变是循着规律式进行”……等谬说。在下面我又要举它们共产匪徒自己所说质变的例子，来反证他们幼稚和无知得可怜的程度。

共匪为佐证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谬说，乃以雷峰塔倒塌为例，说塔的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这是量的变化；而塔因砖石被人搬得太多，于是倒塌，这就完成了质的变化。

于是就知道它们所谓量的变化，就是指砖石，所谓质的变化，就是指宝塔来说的。如照常理来说，若单就塔而言，那么塔就只是在随时可能倒、将要倒、一定倒的“动变”过程中而已。这种“动变”，就应该仅仅说是质的变化，不能算是量的变化。但如就砖石来讲，虽然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可是那搬走的还是砖石，搬走只是量的变化，却谈不到是质的变化。

至于塔的倒塌，也就是塔的被否定；砖石被搬走了，并不曾在塔的故址，产生新塔。那么这就只完成了第一否定，那里去再找到第二否定——新塔的重建和再倒塌呢？

共产匪徒所说“发展过程应该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我们观察某些事物的发展，自不否认其有这样现象。但决不能说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的。只就本节所举的塔倒为例，试问塔倒了，不惟塔的新质不存，即塔的旧质亦归于乌有了，这样让塔如何发展，如何前进，又如何上升？

至说塔的质变，亦如水之成禾，同样是受着外铄影响，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矛盾斗争才倒塌的，它是由于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故塔的倒塌，即为一天天的渐变原故，而非跳跃式的突变，更不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何况塔的存在，显然是存在于砖石的溶和综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的；塔的倒塌，才是倒塌于其依存关系的根本瓦解。因此这个塔的倒塌，是无法被解释为内在矛盾的发展，也无法能被解释为“突变”的了。于此更可反证共匪“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规律，是最不合科学的东西，而他犹自称其为科学的“辩证法唯物论”，岂不可笑之至？

我在此还要补充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斯党徒对“质变律”的观点，是有其完全不同的所在。我认为黑格尔从理性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其目的只是在于怎样发现对立物的“活动力”，如何在使世界事物推向进步的历程。但是共产匪徒从斗争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它们所看的就只是统一物的分裂，亦即物质的衰败和灭绝的一面。黑格尔原来认为“量变成质，质反过来又变成量，每种事物都是由量与质来决定的。”所以量与质是统一体底两方面。同时黑格尔虽然认质变必经由突变，但他所谓突变，亦即“渐次性的中断”。这说明黑格尔所体认的质变，只是生机的潜蕴；所谓突变，亦不过是生机的发露或转变而已。自然这已经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态，而仅为某些事物发展的变态。但共产匪徒却就应用了黑格尔这一观点，把“量变”看成了大规模的掠夺，把“突变”看成了是内在矛盾不绝地增长，终于酿成的“爆发”；而马克斯和列宁则更率直的认为“暴力革命”，就是“突变”或“中断”的表现。像这样的质变和突变，那就不特是他始终朝向败坏和衰颓，而且必然会对着毁灭和死亡的道路上驰进了！总之，共产匪徒所以要假借黑格尔的矛盾律，只是要为它所制造的阶级斗争找论据；它之所以要假借“质变律”，只是要便于遂行它的暴力和诡谋；它之所以要假借“否定律”，也就只是要否定人性，以便于其制造仇恨斗争而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他们利用歪曲了，由此而推演出来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三律，自然更是完全悖离真理与人道的谬论。我以为这是黑格尔当时所万想不到，他的辩证法，会给共产匪徒倒栽葱式的诬蔑和利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是黑格尔的罪过，亦不能说是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是一样的邪恶哲学，且就认其为一丘之貉了。这是我们研究辩证法时所应该明确辨别的。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在对敌人思惟法则加以概略的说明之后，我还想趁此机会，将中国正统哲学的传统精神，为大家作一简要的提示，使大家今后在研究敌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法则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摧毁唯物论者的妄诞，那必先要了解“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篇里，讨论“天与人与心的问题及其关系”一节中，已经有简要的讲解。并说明哲学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说：“良知即天也”。黑格尔所说“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之“自然”，亦就是指这个“天”。我又说明哲学所指的“心”，亦不是指生理学上躯体内的心脏之心，而乃是指天理发生处，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的“灵心”之“心”。阳明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了。”这亦就是黑格尔所指“理性”和“自觉的理性”。因之就可知一个人只要其能“存天理、去人欲”，就可以与“天”合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一个人只要真能做到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我们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乃是承认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这个观念，自然和共产匪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则天与神究竟是什么？其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曰“上天（神）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大雅说：“无声无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临汝，无贰尔心。”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与“天人合一”的证明。不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尊天事神，决不是如后来世俗迷信之徒所认为“活神活现”的菩萨，而是为了确立我们人的精神价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观念，实在就是尽量提高人的价值。所以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体认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关于这个“心物一体”问题，过去我已历有阐述，在此只是特别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反唯物的，同时也不是遗弃物质，而空谈精神的唯心论者。

何以说“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其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着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综合上述，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这个观念，自然“视心重于物”的。惟这“视心重于物”的观念，正是“心物一体”论的特点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心物一体”论的原则。所以　国父常说：“精神要物质相辅为用……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本人亦常说：“战争胜负的因素，关于精神方面的，至少为十之七，关于物质方面的，最多为十之三”。由此可知心物一体论，并不是心物并重论。惟恐有人误会我过去“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的话，就将以为有了语病，我以为只要不“视物重于心”，那这句话仍无妨碍的。不过心物一体论，虽“视心重于物”，但他决不是唯心，而他总是心物并提，绝不忽视于物的。尤其是他特别重视于“行”的方面。而且他的“行”，是“视天下人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人之溺犹己溺”，乃以开物成务，卫国保民为己任的，决不是侈谈玄理如黑格尔的惟心论者所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心物一体的传统思想，就很自然的超脱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体，崭然独立于世界。于是哲学思想界，亦因为中国哲学有了这个特点，中国高尚文化所独有的精神价值，更为举世所公认了。大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就更应该了解；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论者，才能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心立命，生死不贰。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生死取舍观念，更能够彻底了悟。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信国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又曰：“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由此可知，凡是了悟我们“天人合一”的先圣往哲，以及历代民族英雄，临大节而不变，当大难而不苟者，都是有得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致。这就是因为他内心有了主宰，所以能够生死以之，险夷一致，自不为任何威武所屈，外物所诱，更不为这些“矛盾”“否定”与“质变”等邪说所动摇。

但是大家不可认为这“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意义，就会陷入宿命论与乐天论的观念，以致一切工作更形消极而反障碍了积极奋斗的革命精神。亦就是因为大家从前抱有这样一种顾虑，所以明知“天”与“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虽是我们要保卫民族固有文化的革命教育，亦不敢再谈“天”与“命”了。殊不知共匪就是在此找到了我们这个心理的弱点，乃特指之为顽固封建或不民主、不科学的唯心论者，使大家对“天”与“命”更讳莫如深，连提亦不敢提了。其实这传统哲学，乃是共匪所最怕的武器，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总想要摧毁它，并要设法使与他敌对的人亦不敢再去运用它。不料我们适中其计，果然为其心理作战所击败，乃以敌人所好者好之，敌人所恶者恶之。敌人说：这是顽固、这是封建不中用的东西；大家亦应之曰：这是毫不中用的东西。敌人又说：这是不民主、这是唯心玄学、不科学的东西；大家且应之曰：这是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先将你这精神武器，自动的解除下来，而你所有的军事武装，亦自非至全盘瓦解不可了。事到如今，而我们大家仍泰然曰：“天”与“命”是封建顽固的东西，是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竟毫不有所觉悟；而各人口中，还是说要反共抗俄，要求得胜利，你看天下可悲可怜之事，孰甚于此？

至于说“天”与“命”，就会陷入一种宿命论的顾虑，那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彻底研究，一知半解，认识不清的人，才会犯上这些毛病。大家应该切记中国“人定胜大”，与“君子以义断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张载语）的古训，以及“尽人事，听天命”的两句话头。因为我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首在尽我做人的天职与本务。所以西铭说：“干（天）称父，坤（地）称母，子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人）。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亦就是今日我所常说的：“天地父母，生了我这样一个人，必须为国家民族与人类服务尽责。至于其结果的成败生死如何？乃可听之于天。”这就是我们中国“尽其在我”，而决不为宿命论的命定观念，来放弃其人生应尽的职责。故凡是其能彻悟“天人合一”有得于心的人，只有更知“主敬立极”，“自强不息”，发扬其良知良能的天性；坚定其自信心，倍增其责任感，一视其义理所在，而置生死得失于度外。所以我们今日革命，自信其反共必胜，复国必成，又信其汉奸必灭，侵略必败者，实以此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世世相承之传统精神，乃是历千秋而不易，更万世而不变的确证，这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最后胜利的左券。

余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革命环境的空前逆转，更不能不致力于革命成败与存亡生死的根本问题之探究。所得的结论，是益信革命哲学的确立，实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而革命哲学的修养，又为革命者成功立业不可或缺的条件。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中国革命哲学的传统精神，力行革命实践的信条，万众一心，百劫不磨，以消灭朱毛共匪，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

现在我要说明我们平等、自由、博爱以仁为本的三民主义，与他们共匪“矛盾”、“否定”、“质变”以恨为主的共产主义唯物论者的斗争，其最后胜负成败必然的道理。有人以为今日共产极权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有人说是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然我以为这种说法，最多只道及其内容一部分，并没有谈到其整个问题的中心。而我则认定今日世界的斗争，不论其战争的形式或战争的名称为何，而其实质与精神所在，必为真理与罪恶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这不仅是今日对邪恶共产战争的本质如此，而且自来战争，其本质亦都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即使是过去的宗教战争，亦莫非如此。因为宗教亦有善与恶、正与邪之分，并不都是真理与神圣的宗教。故宗教的战争，并不能说就是神与神、真理与真理的战争。应知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主宰宇宙的神亦只有一个。所谓宗教战争，在一方面的宗教来讲，亦就是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换言之，就是“上帝与恶魔的战争”。而且今日的马克斯主义，已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了。至于不属宗教的其他普通战争，与凡以强权残暴者，发动侵略战争，无不是违反真理，扩张物欲，而忽视天理与人道的战争。于是反抗侵略的一方，自必顺天而应乎人，只知其真理与公义所在，不为强权所屈，以尽其天职。故其本质，亦无不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不过世人习焉不察而已。

　那么这两者战争究竟是谁胜谁负？我以为其胜利必然是归于“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反唯物思想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乃是绝不容疑的。但是我们民族文化承认“天”与“神”的传统精神，乃是深信宇宙真理，必有其主宰为之统摄万物，而“绝对”存在的。这亦就是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所欲证明的道理。惟此并非只是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所要证明的问题，而亦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对于其文化精神，及其根本思想，所要求彻底了悟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我们今日如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其一个彻底的解决，这实为今日反共斗争中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独对于其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根本问题何在，则不加研究，而且始终置之不问。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学越是发达的国家，而其对于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随之迫切；无论他们的政府、社会、学校、旅馆、家庭，乃至于军队，至少都存有一本圣经，无论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愿上帝旨意成功”的传统口号，不论其生活饮食和议会祷告，都不肯忘了这句口号。亦不问其是哲学家、科学家，尤其是一般天文学家，无论其发明“由星云螺旋运动造成宇宙”的学说，但此星云究竟如何能起此螺旋运动？及其星云的如何造成？乃又不能不归于“自然”或“自然法则”代之解说。试问此“自然”或“自然法则”，与我在上面所说的“天然”与“自然之天”，是否为同一本源？还是尚有其他科学的道理？此固属于哲学范围，然亦由此可知，只有哲学，方能穷究宇宙真理和阐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学的终极，仍非借助于哲学为之补救不可。不过哲学如无科学穷理求是为之证实，则其哲学亦终成为盲的玄学，而无由发展。所以天文学家以及一般理科学者，其学问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对于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诚。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即使他们学者自己，不论其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会学者，都不能不承认其国家社会之进步，以及其民主科学之发达，乃是由于其基本教育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为其唯一基础。

法兰克在所著“爱因斯坦生活及其时代”一书中曾称：爱因斯坦亦认为物理学虽由其经验的事实归纳而成的，但又认为理论的建设，决非仅由实验事实所能究明，而与演绎的数学相同，必须自适当的思考中引导出来的。他对于宇宙万有的见解，以为在自然界有森严的秩序存在；在这秩序当中，正可见到莱布尼兹所谓“预定和谐”。他这种对于自然结构的惊异，乃是一种宗教的情绪，也就是促使他立志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最大动机。是以他在理论的探究中，力求其内容纯粹而明确。他说：“物理学者的最高工作，是先求发见最普遍的根本定律，然后由理论的演绎，以明了宇宙的真象。但此等根本定律的发见，与任何理论的阐明，只有依赖其直观的方法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且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真是阐明了美国今日民主与科学发达的总因。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倣效他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达，来求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而为何对于他们民主与科学的根本问题，都不愿一顾，甚至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如此虚有其表的民主与科学的皮毛，而没有精神的躯壳，乃欲求其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岂非缘木求鱼？不仅如此，且其后果必将如孟子所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了。

所以今日俄共窃据大陆，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无穷耻辱，人民遭受到这样空前的浩劫，我以为原因就是在此。不过这只是造成今日恶果的重要原因，而并不是说此次大陆沦陷，亦要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话；而且“五四”运动对于我们当时的国民革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要批评其运动本身的成败得失，乃是研讨那运动的口号与标帜，对于立国的基本精神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影响所至，以及其因果重要关系，不能不明白地加以指正。但是这种重要的因果，我们大家至今还是懵懵懂懂，糊糊涂涂，并没有感觉到这基本问题的急切需要，亦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彻底检讨，而仍旧马马虎虎，要想以“五四”运动没有灵魂的口号，来求得反共抗俄的胜利，这岂不是“藉寇兵而赍盗粮”？这种口诵西方文化，心慕西方制度，而其事实与行动，莫不步尘于俄共之所作所为，几乎是亦步亦趋，真所谓“随着俄共音乐而跳舞”，你看可痛不可痛？！

尤其是到了今日，还有些人畅谈其中国文化之特色为无宗教，中国传统思想为无神的论调。当然我国自周秦以来，各种学说如唯物论、无神论等杂说纷纭，所在多有；但其自认为正统哲学思想的人士，我从未闻有这样论调。我以为这种论调乃起自民国八、九年以后的事（当时究竟是否受苏俄共产国际间接宣传的影响，姑且不论），在我少年时代，即民国以前或民国初年，都没有听见这种说法，我对此乃不得不辞而辟之，因为这是民族文化的绝续与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亦是我最大的责任所在。现在先要对中国文化无宗教之说，加以研讨。我以为此说是并无根据的。若是你只说中国儒家非宗教，就以为中国全无宗教了，那我以为是不可这样武断的。汉唐以下，外来的宗教如景教、释教、回教等，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国的宗教，固可不计，但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道家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宗教之一。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多不信道教，但不能说因为你不信道教，它就不是宗教了，这显然是于理不合的；而且道家的哲学，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文化之一。至于明代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一般学者只接受其科学的学术，而不肯接受其宗教的信仰。这就是当时学者，认为中国自己已有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当时当然指儒教），所以表示拒绝其“异教”的态度，但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无宗教或无神的论证。不过当时亦有很多学者与重要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了。所以说中国思想根本是无神的这句话，我可肯定的说至少我个人绝对不承认有这样思想。

若说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只承认有天而不承认有神，那更说不通了。我只须引述经书中最浅近，而人人所知道的“祭神如神在”一句话，就足够证明中国文化不是无神的。其他关于经史中所说敬神与信神的话，更是指不胜屈了。那么所谓中国思想根本无神的话，亦是并无根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国家，亦是敬神的民族，不过中国没有指定某一宗教为其国教而已。这就是我国的“信教自由”，亦就是我们国情的特色。乃是我们民族性崇尚自由和爱好自由的确证，但不能因为中国无国教的关系，就认为是中国无宗教了。希望我们反共志士，认清这“天”与“神”的观念，以及其宗教的信仰，都是反共的精神武装中最精锐的基本武器。我们切不可为敌人俄共卑劣宣传的烟幕所笼罩，而受其暗示的影响，它说无神，我们亦就说无神；它说中国是无宗教的，而我们也就自认为是无宗教了。这样下去，到了最后，势必他说什么，我们亦就跟着说什么，那是危险极了。这是我们人人所该警觉的。

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此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亦无论你对于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并且他是无时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我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哲理。这哲理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五千年而不变的传统精神。大家更应知道，欧洲文艺后兴运动，乃是打破其中古的黑暗，而为发扬光明的时期，认为这是其古典精神的复活，人类乃自束缚中得到解救的时期，亦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达的根源。虽其学术思想之新旧派系有所不同，但其对于古典精神之追求与人性根源之探究，要以人置于正义与理性的世界之中，则其目的无不相同。尤其是古典精神的复活一点，更应值得吾人之重视与借鉴。大家是否看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为文化倒退运动？抑为追求真理、启导科学的运动？对其当时古典精神复活运动，其为封建复古运动？还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运动？这是不待辩证的历史，且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自可不言而喻。我希望我国一般新文化人，对此能够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决心复兴民族的话，那必须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唤醒我们民族的灵魂，恢复我们传统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求得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自由；亦惟有如此，才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且这样与唯物思想的无神论、弃本忘祖的共产匪徒斗争，亦必更具信心，更有把握了。

第五、结论

现在我要将全篇要点，整个的综合起来，对共产匪徒“唯物辩证法”与我们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概略的分析，作一总结。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他这段话的要旨，亦是为驳斥当时唯物论者告子等诐淫邪遁的各种诡辩而说的。我们今天对于共产匪徒的“唯物辩证法”内容和要点，既经察觉之后，就可知道其欺世害人的“法宝”，原来不过如此；那我们对于反共抗俄的战争，自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总之，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定宇宙一切，都是和谐并行，相辅相成的，不过我们亦不否认宇宙事物亦有其对立冲突的存在；但这是事物一时的病态，而不是事物永久的常态，亦不相信宇宙事物是彼此“制约”、始终“冲突”的。如果“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所谓对立物是始终冲突的诡辩，要来与我们“中和位育”的真理相抗衡、相斗争，那他真是不堪一击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根据精神不死和真理永恒不变的原理，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律”，其荒谬诡辩的破绽，必将暴露尽净。大家须知，共产党徒最怕是面对真理，而其惟一的方法，就是闪烁迷离。我们只要能以真理正义对他，那他就必无所遁形，如其不悔悟投诚，自必被真理所消灭，再无幸免之理。但是我们认为事物，亦只有其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如共产匪徒那样的东西，乃必归于自然淘汰之列。古训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因之无论人与物，除非你否定自己，否则决无他人他物所能否定你的。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唯物论者，亦不敢不承认了。故其“唯物辩证法”的“质变律”，只是一个无稽的谬说。

须知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仅是天地定位，万物并育，而且是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具有真理、有精神、有生命、不违反其自然法则的事物，只有新陈代谢，而决不因其质的进步以致灭绝的。归纳起来说，我们正统哲学，乃是以天理与人性，亦就是以科学与真理为根据的。就是相信一个人只要其能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话，那是任何人亦不能“否定”他的，更无法使其有“质变”灭绝的可能。因之我们革命行动，只要穷理致知，体仁集义，百折不回，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那决没有为共产匪徒“矛盾”“否定”和“质变”的邪恶法则所欺陷而否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自己固有的哲学力量，强固自己阵基，深信我们三民主义的传统哲学是永久不灭的真理，而共匪的“唯物辩证法”，不过是一时诡辩的邪说。反之，一方面还要利用敌人邪说，来反击敌人思想，摧毁敌人的法则，以促其从速崩溃，自取灭亡。凡是只知物质，只知“矛盾”“对立”与“否定”“质变”的共匪邪恶思想的人，既不承认其有神，亦不自认其有命；如此他的生命，毫无意义，更无寄托，而自视其人生不过是一无价值的物品，既无本源，又无前途，问其人生究竟为何？则不知所答。此种茫无头绪，反天理、反人性、反精神、反生命，而且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人生，其“斗争”究能维持到几时？最后非至完全灭绝为止不可。大家须知：今日反精神、反天理，以及反宗教的，只有俄帝及其共产附庸。你看凡是有悠久历史，有高深文化的西方民主国家，那一国有他这样毁灭伦常，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唯物无神的文化？而这种唯物无神的邪恶文化，在中国固然是史无前例；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暴政，在古今历史上，亦没有一个不是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不旋踵而逝如朝露的。古人说“必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那就可知道共产匪徒的结果，亦必然归结于其所沉醉的“矛盾”、“否定”和“质变”的灭亡绝境。由此乃可断定其共产主义必然灭绝，而我们三民主义终必战胜一切的道理，更可确信不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