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不时有一些灾难性消息传来。翻开报纸或者打开网络，各种恶性的事件持续不断。从个人到社会，从小作坊业主到品牌企业，从区区村干部到执掌一方的政府高官，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尤其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离奇古怪、五花八门，奇技淫巧，令人咂舌。

即使是好莱坞大片，也容纳不下这么多峰回路转、出奇制胜的内容。“匪夷所思”这个词也已经完全不能表达，那全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并且针对自己的同胞、共同体成员、并肩的同侪、身边人甚至亲人。仿佛这个社会的链条断了，人与人之间再难找到能够互相衔接的纽带，只有各人东突西冲，盲打误撞，亡命天涯一般。一个总的意志，演变为无数个冲突的意志。

哈维尔曾经运用缺乏“故事”来形容后极权社会的状况。“故事”里有不同的起点，冲突因为不同的个人而展开，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力量互相作用、对话和转化，情节崎岖蜿蜒在已知和未知、规则和变化、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在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之下，故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哈维尔观察到，只有在监狱里才会发现那么多生龙活虎的人，和听到生猛鲜活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情况显然又往前走了若干。然而与其说我们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的故事，不如说拥有各类频繁的“事故”。“故事”与“事故”的不同在于，前者有逻辑，有节奏，因而能够期待，在有所期待的情况下才会有意外；而后者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祸从天降，来无影去无踪。比如新建的大桥怎么就会塌了呢？最新技术的动车怎么就相撞了呢？从食品店买来的怎么会是毒品呢？学校的门口怎么会成为县官对少女施淫的场所呢？医院成了杀婴的场所，七个半月大的婴儿仍然会用强制手段令其流产。

故事是一个能够理解的小小秩序，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平行理解。事故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故事拥有一定的长度，有前后左右的承接和承纳，事故则是片断的，完全任意的，因而是压倒性的。面对天灾人祸，人们唯一期冀的是，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落到自己头上，于是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战战兢兢当中，侥幸心理当中，缺乏安全感。走在大街上，会看到人们的表情是混合复杂的，有着各种燃烧不完全带来的晦涩。

不仅是离奇古怪的事故层出不穷，而且还存在对于它们各种离奇古怪的解释或辩解。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周折，更加含混不清。一桩事件成为一件新闻还不够，对于它的辩解会成为接踵而至的另外一个新闻，成为人们热议的另一个中心。比如“轻度追尾”，以及对于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发生在看守所里的死亡，则有了更多离题万里的说法。有“躲猫猫”、“做恶梦死”、“洗脸死”、“睡姿不对死”、“喝水死”、“睡觉死”、“摔倒死”、“过度兴奋死”等等，如此牵强附会的背后，是对于人命完全轻率和满不在乎的态度。

江西抚州临川区一个叫钱明奇的人，因拆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爆炸药，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很快被免职。前不久传出消息说，被革职的官员要复出，需要钱明奇的儿子写感谢信。这位儿子说“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 想出这种奇特的主意来，如此羞辱和践踏家人的感情，要多少曲里拐弯的肠子！

这就完全不是什么“平庸的恶”，或者什么“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放到中国语境里来，已经不足以释放我们环境中那些特别的东西。这些官员们，那些脑肥肠满的家伙们，他们岂止是平庸的？他们怎么可能自甘是平庸的？哪有什么平庸可言？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个性”得很！他们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天马行空，无法无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方面，他们有多少“聪明才智”。什么党性、人民性，统统不在话下！

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平庸之恶”，主要指的是“服从之恶”。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当时是“最高元首”的意志，是在彼时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是得到各种公示的法规条文支持和鼓励的。这就使得1962年站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克曼，强调自己的做法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很难说他这个具体的人，从这种服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第三帝国的运输专家，在1941年——1944期间，曾指挥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相反，而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曾经因为不愿意到尸体现场而提出过工作调动，最后还是因为服从而留在了岗位上。1944年他在匈牙利，当地的犹太人组织与纳粹之间已经有了拿钱换人的交易，就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发生的那样，他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火车车皮缺口的情况下，让数万犹太人步行走向死亡营。在法庭上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交易，会“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你可以说此人就是一个冷血怪物，一个机器人，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一只锃亮光滑的齿轮。他处在一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作为零部件，他直接向这部机器负责。他甚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随大流，人云亦云，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是在个人之身与大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听命的关系。他越是隐藏自己，机器便越是得以快速运转。尽管“毒气室”、“焚尸炉”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些人们却是机械性的，规规矩矩，毫无特色的。

我们这里也有“服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母体”（借用“骇客帝国”的词汇）中的人们是绝对服从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口头上的，是言辞上的表态，类似举手宣誓而已。但这个宣誓实际上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也不相信自己刚刚表态或承诺过的东西。一转身，他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与别人一起嘲笑它们。如果说这种表面上的效忠有什么实际内涵，那就是借此一方面让自己往上爬，另一方面，用来压制和剪除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监督。

在这个所谓服从的另一侧，则是他们的“主动之恶”，或者“各自为恶”。即使是上级的命令（政策、法律法规），他们也不会去听的，而且以能想出“对策”来违反为荣。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腐败，但是腐败盛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造假，但是造假遍地；我们有专门的纪检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但是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较少具有约束力。他们就像一小股一小股鲜艳的鱼群，争先恐后地冲出法网，并且越是因为各种“自选动作”，他们的身上的“鱼鳞”才更加鲜艳，他们的“人性”才大放异彩，至少他们自己这样以为。

也许“能量守恒定律”这个东西，也适合于人类社会。一般人们总说，我们这里缺少个性。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个性，而另外一部分人的个性却十分“张扬”。别人被剥夺的个性能量，都转到他们身上去了。进而也可以说，存在对于个性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个性表现为沉静，表现为内敛的定力，也有人认为个性就是张扬，就是骄奢淫乐，五毒俱全，能够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恶劣的个性化”，而是借助特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丑恶与丑陋。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受了他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启发。雅斯贝尔斯提醒她，如果说那些罪行有一个超出人类的外表（恶魔），那就意味着说其拥有一个“出众”性质，而包括希特勒在内的那些人根本不配。而早年研究过奥古斯丁的阿伦特，也认为只有善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说到底恶是肤浅的。她因而采用了“恶之平庸”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概念始终存在争议。阿伦特自己在别处也强调需要通过这个人所做下的事情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根据动机或者别的。如果不是根据这个人肤浅的“个性”，而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那些极为卑劣的行为，难道还能说是“平庸之恶”吗？雅斯贝尔斯还说过，哪怕是敌人也是“人”，属于人的范围。从这个立场看过去，那些作出离奇古怪之恶的人，做出极端之恶的人，他们仅仅在外表上接近人类，仅仅具有人的形状而已。这些恶已经彻底超出了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只有运用法律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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