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看中国：笑话的杀伤力(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资料照片)
苏联共产党政权虽然已经倒台20多年了，但讽刺苏共政权愚蠢、无能又无耻的一则笑话并没有随着苏共政权的倒台而死去或失去活力，反而在中国发扬光大，大放异彩，令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大饱耳福或眼福。
苏联那则笑话说的是：苏共政权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但又忌讳他人批评苏共政权剥夺言论自由。有一天，一个西方国家的记者很骄傲地对一个苏联记者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的总统。”那个专职为苏共政权唱赞歌的苏联记者立即回答道，“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自由地批评你们的总统。”
*苏联与中国*
中国共产党政权脱胎于苏共政权，至今还是坚持声称坚信“列宁主义”。因此，中共政权与苏共政权相似，一般说来也不会让人惊讶、惊奇甚至惊叹。
然而，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的事情常常让人不能不惊叹、惊奇。近几天来在中国四处流传的一则笑话，比上述苏联的笑话更上一层楼，让人不能不惊叹、感叹、哀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面对德国记者提问：‘在德国，德国公民能了解德国总理的子女及其财产状况，在中国能吗？’姜瑜面对恶意刁难，不慌不忙，沉着冷静，机智地回答：‘当然能，中国公民也能了解德国总理的子女财产情况。’全场为发言人的机智报以热烈掌声。”
两则笑话显示中国和前苏联的惊人相似。但跟苏联的笑话相比，中国的笑话显然是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笑话明显地更现实，其反讽的力道也更大。
*富有杀伤力的笑话*
就目前在中国网民当中流传的这则笑话的现实性而言，跟中国的现实相比，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的实际表现相比，这则笑话当中的姜瑜言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换句话说就是，姜瑜如今之所以能够成为或被选为上述超级笑话的主角，显然是得益于她先前曾经有过语惊四座、震撼世界、让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惊叹不已的记录。
2011年3月3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姜瑜义正词严地警告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不要痴心妄想，妄图在中国得到法律的保护。姜瑜当时震惊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原话是：“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在中国外交部正式的记者会上，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发出的这种言论不是笑话（至少在她本人看来不是笑话），但胜似笑话（在全世界理智正常、是非感正常的人看来）。虽是笑话，却有不言自明的十足杀伤力，而且其杀伤力的矛头显然是朝向她所代表的中国政府。
姜瑜当时的“雷人”（即荒谬悖理到惊人的地步，以至于让理智正常的人听了之后犹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的言论，在世界媒体和中国媒体当中得到广泛报道。她的雷人之语实际上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或揭露中国政府和中共肆无忌惮的野蛮无耻。
于是，姜瑜就成了一个笑话发言人。如此闯下大祸、给中国政府和中共如此抹黑的她以及中国外交部没有就此作出道歉或解释。姜瑜继续稳坐钓鱼台，担当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显示了中国当局自我杀伤的能力和意愿，从而使中国政府和中共在全世界眼中成为一个更大的笑话。
姜瑜不是笑话胜似笑话的言论，配上山东临沂当局在世界媒体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迫害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举动，使姜瑜的话凭添了发聋振聩的力量，令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不得不对她以及中共政府刮目相看。
*中国胜于苏联*
姜瑜的言论，使她成为中国最新流行的笑话的主角。但明显是脱胎于苏联旧笑话的中国新笑话又如此真实、如此现实、其反讽如此深刻而巧妙，以至于许多中国人信以为真，或者对这一笑话所含有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从中国互联网上的反应来看，可以简单地说，中共政权的批评者认为姜瑜的“妙语”是中国的耻辱（显示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愚蠢）。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的赞美者则认为姜瑜的“妙语”是中国的光荣（显示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机智）。
中国政府支持者和批评者在这个笑话问题上虽然观点相左，但似乎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姜瑜的“妙语”明显显示了一种无畏。只是中国政府支持者认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畏是襟怀坦荡的无畏；而批评者则认为是无知、无耻的无畏，亦即中国网民所说的“树若无皮，必死无疑，人无脸皮，天下无敌”。
中国民间的这两种观点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有充分的表现。
由于有了互联网，尤其是有了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官方和民间各自有了相互平行、相抗互动的话语体系。民间的话语可以跟官方的话语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甚至前者压倒后者，从而显示今日中国跟当年苏联不可同日而语。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一个月前有意无意地承认了官方的舆论控制所面临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坦承，“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
*笑话和国际笑柄*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也有另一种观点，这就是认为笑话中的姜瑜所显示的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中共的胆怯，而不是无畏。
在这里要顺带说明一下，在任何一个上轨道的国家，为了杜绝或遏制所谓的窃国政体（即损害公众利益，以权谋私，腐败贪污），执政党与政府领导人及其亲属的资产就必须接受公众监督，拒绝接受监督的或蓄意逃避监督的就失去执政资格，甚至要下狱。
但中共政权一直在坚决抵制、禁止公众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资产。中国政府甚至拒绝向公众透露中央政府部级官员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批评者就是在这层意义上谴责他们心目中的姜瑜所代表的中共政权“无耻无敌”的那种无畏。
在公众监督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资产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共究竟是胆怯还是无畏？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局究竟更多的是胆怯，还是更多的是无畏？究竟有多么胆怯？多么无畏？
这类问题显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的好题目，也是中国公众十分关心的话题。但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关心的这类话题不能进行报道或探讨。于是乎，这类好玩的报道题材就成为国际媒体专有的领域。
就目前而言，国际媒体显然认为，中共及其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明显胆怯而不是无畏。在这方面，国际媒体援引了中国最近发生的不是笑话胜似笑话的事件来显示、证明中共当局的胆怯心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特日前发表报道，讲述了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连续两次出丑，自找难堪，让自己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北京日报》首先是发文攻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行止俭朴是虚伪，结果招致中国公众对中共和中国官员贪腐奢侈发出强烈谴责，导致中国当局不得不迅速把“北京日报”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以避免这种强烈谴责继续爆炸性地扩散；再者是《北京日报》发出微博，挑战骆家辉公布自家的资产，美国外交使团迅速做出回应，列出骆家辉身家资产。中国网民对中国党政官员隐藏不法收入的贪污腐败行为的谴责再度喷发，导致中国当局再次不得不删除新浪微博上《北京日报》微博原贴和网民评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特的报道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到两个星期两次宣传出丑：《北京日报》乱套了。”
在报道这一超级笑话般的消息的时候，假如说彼德•福特还是竭力假装一本正经地报新闻、坚持到最后强忍住不笑，那么，《华盛顿邮报》记者阿尔•卡门显然就是肆无忌惮地大笑、狂笑或坏笑了。
对本来是负责专门报道美国联邦政府事务的卡门来说，来自中国的笑话新闻显然吸引力太大，以至于他上星期四忍不住越界写起了国际新闻，把彼德•福特所报道的新闻再报了一遍。
卡门报道压轴的最后一句是：“那么，《北京日报》不会去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的窃国官僚公布自己的资产吧？
*笑话在继续发酵*
从姜瑜到《北京日报》，中国政府和中共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不断提供笑话。面对世界媒体的嘲笑，面对中国公众的嘲弄和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表现出举世罕见的谦虚和忍让，对来自国内外的嘲笑、嘲弄和挑战一概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这种置之不理使中国当局成为更大的笑话，给中国网民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娱乐，激发了中国民间喜剧作家、政治讽刺笑话作家更强烈的创作热情，导致如下的文学创作：
“吉林常务副省长田学仁日前涉嫌违纪受查。据悉，该巨虫是个裸官，女儿在英国读书，儿子和老婆四年前就投资移民美国了。问：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裸官？诺大的中国，正部级的官员，全家人都在中国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骆家辉？？”
“疯狂的年代，颠覆的价值观！指责人家全是在作秀，所以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法国新当选总统奥朗德，居然一个人骑自行车单独出来，比骆家辉还会作秀，请外交部.人民日报等发社论强烈谴责吧！！！”
“骆家辉坐个经济舱，你慌张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自己打个伞，你慌张了；日本首相公布了家产，你慌张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到超市买个菜，你慌张了；德国总统因（不当）贷款辞职，你慌张了；（台湾总统）马英九吃个盒饭，你慌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发了条微博（提醒民众注意食品安全），你慌张了；网民轻击一下鼠标，你慌张了，什么东西！就这种货色还敢忽悠我们爱国。”
*对国际媒体和中国公众的回应*
执政党和政府官员普遍的贪污腐败，导致中国公众的愤恨，国际媒体的嘲笑，也成为中共当局的心病。迄今为止，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对来自国内外的嘲笑、嘲弄和挑战一概装聋作哑，置之不理。
然而，到了本星期，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当局似乎开始对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嘲笑和挑战作出反应。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发表社评。社评给众多的读者一种印象，这就是中共当局恳请中国公众理解中国现阶段的难处，允许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适度腐败。
这种印象，再加上《人民日报》网站在转载《环球时报》社评时附加的标题“环球时报社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 民众应理解”，使中国公众再次得到一个政治笑话，使“适度腐败”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网民的热搜关键词。
（注：在上述标题成为话题之后，人民日报网站修改了问题标题，但中国网民将那可圈可点的标题保存下来。）
《环球时报》成为中国公众最新的笑柄，该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不满。笑话再次显示出不容置疑的杀伤力。胡锡进星期三发表微博，抱怨其他媒体在转载《环球时报》的社评时附加的标题误导了读者。
《环球时报》社评的特色常常是词语混乱和逻辑混乱。这一次成为笑话的社评显然也是如此。其中成为笑话（或像胡锡进抱怨的那样被误解）的话，大概是如下几句：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政府当局）来说尤其困难。...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在一般读者看来，《环球时报》社评在这里确实是在倡导中国公众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理解并容忍中国官员适度腐败。但该报主编胡锡进认为并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不清楚胡锡进是否对问题社评的问题写手提出了抱怨。
与此同时，中国著名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崔卫平对《环球时报》问题社评的主旨或精神的理解是：“适度腐败，就是让腐败制度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继而成为制度的基础，以及制度的理由───让少数人腐败起来。”
再顺便说一句，“让少数人腐败起来”的说法显然是模仿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