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以下简称“浙大简”）日前在国内首发，书中公布的竹简《左传》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碳-14测试，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楚简字数在3100字以上，与目前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有学者据此推断，《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这批楚简将成为结束《左传》为晚出伪书论争的关键证据之一。
但多位研究简帛、《左传》的研究者告诉记者，对于“浙大简”中《左传》的真伪，还需经过古文字学家的鉴定，进一步讨论则需建立在确认其真实性的基础上。
《左传》真伪之争由来已久
《左传》是研究先秦的基本文献之一，内容丰富，在秦代被列为禁书。西汉初张苍献出该书，近代刘师培等学者认为孔壁出土了《左传》，因用“古文”所撰，《左传》被界定为古文经的一种。《左传》长期以“春秋左氏传”闻名于世，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曾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案、要案”，甚至被怀疑为两汉之际刘歆所造。
清代学者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中认为，刘歆颠倒五经，篡改《左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也认为刘歆伪造《左传》，全面否定这部书。这种观点得到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古史辨派”学者的认同，张西堂也认可这个观点。
然而，《左传》为伪书的观点逐渐受到反驳。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刘师培的《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等论著都力辩《左传》非伪书。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中列举28条疑问来反驳康有为的观点，证明刘歆不可能篡改该书。该文刊出后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赞同。学者多认为康有为的批评表现了今文经学门户的偏见，是为其“托古改制”的政治观点服务。杨伯峻同样不取康有为等的观点，他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写道：“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
但《左传》真伪之争并未彻底终止。四川学者徐仁甫1981年出版的《左传疏证》一书，继续坚持《左传》晚于《史记》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已得不到多数学者的接受与支持。
一些学者认为，清代以后关于《左传》真伪的论争主要是在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背景下开展的。无论认为《左传》是否为伪书，都没有否认这部书的学术价值。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罗军凤以“走出疑古”指称近30年的《左传》研究。她认为，今天的学者不应再纠缠于古文、今文的门户之争，要排除门户之见，客观研究《左传》。当下更需要的是“立”——利用现有材料恢复历史、重建历史。
“浙大简”能否结束论证仍有疑问
“浙大简”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编著，书中公布的楚简内容分为古书、日书、卜筮祭祷、遣册四个门类。其中古书仅《左传》一种，为本批楚简的主要内容，也是继汉代孔壁古文《左传》出土近两千年后的再一次重大发现，日书、卜筮祭祷等可能成为方术研究的材料。
据记者了解，“浙大简”为回购被盗卖到海外的竹简。这批竹简的入藏使浙江大学成为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之后保存、研究竹简的又一所国内大学。
曹锦炎介绍，“浙大简”中包含古书《春秋左氏传》一种，为这批竹简的主要内涵，也是浙江大学藏楚简的精华。缀合后，竹简共编为125号（包括3支已佚仅存照片简），另有13支简为抄重的内容（或另本）。
罗军凤告诉记者，海外关于《左传》有诸多假说，“浙大简”或是验证这些假说的重要材料，但只有“浙大简”还不够，还需更多出土文献的“互证”。
有学者认为，作为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左传》，“浙大简”中《左传》的发现能促进学术界对《左传》的理解，对其源流和历史演变会有更深入的认识。但要廓清在《左传》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仍有待其他的出土文献。
《左传》的研究范围远远不止其真伪。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觉弘告诉记者，当前应对《左传》的性质、源流、语言等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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