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江泽民》第一章 ...有多色﹖(图)
──不道德的人生来历（上）
江泽民，男，现年八十多岁，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该屠杀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以后被迫下台，回到幕后。
凡是同江泽民打过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几个极其低下的特点，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凸显于江泽民一身。
1．贪婪。欲豁大开，什么也无法填满。在钱`权上“闷声发大财”是其著名口号。
2．无能。治国的事一窍不通，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什么都容忍不了，焦灼难耐，干出疯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玩权术均得心应手。
4．疯狂。政治作秀时，不吝吹拉弹唱；失去理智时，与魔鬼没什么两样。
5．鼠胆。胆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债，硬赖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权。
第一节伪造的江泽民
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五年中，中国的假冒伪劣泛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类假冒不仅充斥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了江治时代的一大特色。引领这个假冒时代的，正是一个精心伪造的江泽民。
伪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讲究出身，江却绝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后，干脆伪造了一个父亲—中共党员江上青。真实的江泽民之父江世俊出生于1895年，曾在创办于1917年的南通通明电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参加了江苏的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又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为侵华日军效力。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出于对宣传的高度重视，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汪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当时最著名的汉奸作家之一胡兰成手下的一员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胡兰成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日本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历史的漩涡》，书中特别提到与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兰成携江世俊等到北平与伪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谈“和平救国文化共进大计”。
伪政府宣传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国人的奴化教育，封杀一切关于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严禁南京市民收听“敌台”，对于日伪管辖地的报刊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视，其所属报刊，在宣传方针上和日军保持一致。1941年，日军还把控制下的南京广播电台移交给伪政府，并改名为中央广播电台。江世俊在宣传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嘉奖。
江泽民把自己说成中共党员江上青的过继儿子，刻意掩盖他汉奸父亲的真实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个问题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布的江泽民简历：江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戊辰学制”：小学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中学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于1926年，那就是4岁上初小，跟当时规定的6岁入学年龄相差了2岁。江对人生的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手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掩盖他在1942年参加了为日军培养特务的青年干训班的历史。
伪造爱国学生
1939年9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设立“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起他们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七城市挑选忠于日军的学生送到南京，建立了（伪）中央大学，对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及住宿费，相当多专业的学生连吃饭也不要钱，此外还有多种奖学金、清寒补助金、工读办法等助学措施。伪中央大学成为培养高级汉奸和实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学府。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考不上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中。第二年，他凭藉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1942年，江进入伪中央大学工学院电工系。1989年7月几经核对后复印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的第42页上列有江泽民的名字，写明他“42年肄业”，也即1942年江泽民是该校工学院电工系学生。修订过三次是不应该有误的，特别是对江这样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讯录的扉页及其续页上印有五线谱校歌，歌词中有“干戈永戢，弦诵是崇”等语，这就是江泽民上大学时所唱的“永远放下武器，共颂皇道乐土”的歌颂日军的校歌。
侵华日军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华日军间谍头目。丁默村早年加入过中共，1932年转去国民党，1938年潜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于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
丁默村在另选校址重建伪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务“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和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逮捕消灭。于是丁创办了伪中央大学青年干部培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伪政府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
丁默村一共办了四期青年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身份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信任与重用，所以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这个青年干训班的成员，在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目击者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秘密干训班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江泽民所受的日伪特工训练及极擅于隐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帮助他在日后逃过了国民政府的惩处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
日军侵华后，对华实施毒化政策，于1938年4月建立了华中宏济善堂，负责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其收入情况，南京政府不得过问。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战，日军遭到一联串的挫败，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战中被击毙。1943年底，气焰销减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希望拢住汪伪政府。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这一契机和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伪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的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厉、王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厉、王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打烟馆活动。江泽民的父亲是汪伪宣传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动，让其子积极参加与侵华日军争夺鸦片公卖权的活动。所以江在这次打烟馆的活动中表现的特别活跃。江上台后把这段为伪政府效力的历史伪造成了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共新华网对江的这段生平描述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库恩的《江泽民传》更是用了几乎一个章节“我是一个爱国者”来描写江泽民冲进烟馆的种种细节。
在当时日军血腥统治的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因为任何公开的反日活动，都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更重要的是江的父亲是伪政府的高官，伪政府是坚决反共的，其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如果这真是江泽民的“光荣”历史，叛逆汉奸家庭，凭江泽民到处表演的戏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库恩的《江泽民传》中提到江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了各种上街游行示威活动。根据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胡锁明见证，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覆灭。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汉奸江世俊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复南京后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侵华期间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过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汉奸伪学校，对在校的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泽民是汪伪政府的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像。他闻讯后害怕至极，东躲西藏，后来逃到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曾经对江泽民发出过通缉令。
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看到广大学生对国民政府甄别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组织了7次学生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煽动下，相继发起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当时，国民政府战后未稳，忙于日本战败后的收复工作，在压力下同意取消甄审。
在江西避难的江闻讯后，知道大难不死，便离开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临走时，江万分感谢那位收留他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留下誓约，如果日后发达了一定会报答收留解难之恩，并签名以示决不食言。江泽民回到上海后，就在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仓惶逃离，事后精心掩盖，常年揣着谎言，如此种种，使江泽民难于忘记这段避难往事。几十年后，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小村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此时的江泽民已非当年逃难的汉奸伪学生，而是中共的总书记，也没有人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颤的往事了。江因为害怕暴露历史问题，没有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一定给予感恩报答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心情中悄然离去。1997年，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戚，想通过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国民党通缉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泽民的汉奸底细而招来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1992年，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的停下来，遥望当年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只差没有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作秀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伪造大学学历
江泽民对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历史从来避而不提，他在填写履历时，都是说1943年至194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中共新华网关于江的简历，只提到“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新华网关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学历都是提供很具体的年代，如胡锦涛“1959—1964年：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其实江在上海交大只上过一年的学。中共的宣传把当时的南京伪中央大学说成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为显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大学，称南京（伪）中央大学，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前，校方找到了江当年在伪中央大学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能前来参加母校百年大庆活动。不料他们的寻亲邀请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就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不敢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伪造烈士遗孤
江泽民之父本是日伪大汉奸，江本人也因为汉奸伪学生而被国民政府通缉过。可在1982年之后，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称在中共建政之前，就过继给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于1929年加入中共，于1939年8月抗战爆发初期，被日伪地方武装组织乱枪打死。江上青曾经和中共的张爱萍上将有过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当张出来时，江上前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接着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在江上青死后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于是，江就拿着张爱萍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玉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其父亲，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后，江是江上青养子之说就流传开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东北部的泗县管镇迁到毗邻江苏西北部的泗洪县。
1985年张爱萍亲自为江上青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4月与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江泽慧、江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县祭奠，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摇身一变，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职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的要员兼国民党盛子瑾部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两人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会被日伪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会想方设法与江上青划清界限，怎么可能会把其子过继给日伪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苏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日伪政府当然会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后来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乱枪打死，半年之后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泽民过继给被日伪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这等于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共党有什么沟通关系，等于是主动把反日通共的“红帽子”公开的往自己头上戴，由此招来日伪上司对自己的怀疑，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怀疑，有人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是江自己编造的。江有很多亲属，江根本不和他们有什么来往。唯独江上青成了比他亲爹还亲的亲人，江对江上青的家人也是关心的无微不至。
多年后，张爱萍将军了解到了江的精心骗局后，对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可是当时的江已经三权在握，张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也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据说张将军看电视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江编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后，开始苦心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叶。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遗孤”。把江泽民说的好可怜。当时江可是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公子，怎么成了“遗孤”。可见江泽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诈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饰的尽情发挥。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量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的两倍。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江不仅在国内大作假烈士子弟秀，还请洋人帮其写传记，为其作证他是烈士子弟。
美国人库恩所作《江泽民传》中写道：“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书中所指“敌人”应该是日伪，因为江上青是被日伪所杀。而当时江泽民的父亲却正在全力为日伪效力而不是“复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在人民日报要闻版上发表《纪念江上青烈士七十周年》一文中又谈到过继之事。江泽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即江世俊并没有到场。可能是库恩版的“过继”说法太离谱，把江世俊快说成共产党了。
吕加平分析了这篇文章，指出江泽慧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与一个抗日伪战士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伤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给人以江泽民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继续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广大干群和党内的信任。
江泽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泽民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文中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
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江世俊要真帮忙，可以给一定的经济援助。按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看见他并没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江上青也没有任何遗愿要这样做。
吕加平甚至怀疑江世俊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是什么样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了专门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但是这个写作班子费尽心机，不辞辛苦却找不到多少江泽民的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江泽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历史的真相。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很不满意，将其解散。
伪造加入中共历史
江泽民加入中共的时间一直不确定，一种说法是1944年参加中共，1943年江泽民就读南京伪中央大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经由同校的高年级同学王嘉猷介绍，于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另一种说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称，江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的公布说，江是1946年4月入党。1946年3月，国民党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的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江泽民也刚从避难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为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上海市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不可能不经考验就立刻吸收这样一个有汉奸背景的人进入其组织。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加入的中共，当时江在鞍山某企业工作。
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胡锁明已经确证中共所谓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之说是假的。胡锁明生于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于1946年毕业。胡锁明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伪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级。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也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胡锁明揭露称，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时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
胡锁明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伪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纷纷转移到上海或避难、或迁移。于是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和市委领导们与上海地下党市委联系协商，决定将这些中共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伪中央大学工作和学习而来沪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这次南京一些地下党由宁移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及时办理，一直拖到1947年时陈修良才将他们的党员组织关系转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负责接收的就是胡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称，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贺崇寅回忆称，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表示过要入党。因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过，得出的结论是：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中共占领上海时，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己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是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加以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饰他的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这些知情人士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江入党。
第二节不光彩的上台
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屠杀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山雨欲来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份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份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份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
“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15日，被视为党内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激发了民众多年积存的对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满和民间愤怒的社会公开化，对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与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中央各报的记者还打出“我们要讲真话”的横幅。
整肃“导报”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国大部份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感觉这是方向标，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不安宁。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份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来自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并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颓丧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法制。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天下着小雨，几千名学生在市府外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导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他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讲话重申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决定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中文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六四”屠杀的受益者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着灰色上装，头发笔直向后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架专机，旋即被一辆专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纳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赶去北京开会的。那时诡异的政治形势，让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强硬处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议潮，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觉凶多吉少。夫人更是忧心忡忡，以为大祸临头，话别时不禁抱头痛哭。他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63岁的江泽民本来打算再干两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阴差阳错，邓小平把中共总书记的担子交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江泽民成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望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荒诞的历史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的几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溜须拍马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曾是江的重要谋士。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紧张的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掩盖真相，不许翻案
不管“六四”过去多久，江泽民都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问到因“六四”被捕的一个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江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份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据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讲述，当年共产党喉舌所播放的所谓“暴徒”焚烧军车的录像，完全是军方精心设计、自导自演的。当时军队奉命把旧型号的车辆开到西长安街，然后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学生纵火焚烧，期间有专人在附近录影。其目的是栽赃学生和市民，以获取开枪镇压的藉口。越来越多的军队当事人私下披露，亲身参与烧车的事，事后这些人大都复原或遣散。
当时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正来到了美国，并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来。2005年，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谁又能想到，10年后，江使用同样欺骗栽赃陷害的旧手段，上演“天安门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为另一场更残酷更持久的镇压而做的预演。
第三节忽左忽右
江泽民在邓小平与当时得势的保守派的博弈中能出线，打碎了不少眼镜。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后来把江泽民及其势力叫做黑马集团。他对黑马集团的描述是“以拍马为最高的政治境界，以不进行任何的政治表态为最正确的政治态度”，是“彻底功利化的彻头彻尾的权欲主义者”。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政党在错误的时候以错误的方式任命了一个错误的领导人从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也难怪，江泽民没有任何人类该有的优良品质。而且，也没有任何才干，都是事到临头以极端自私的算计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为一切的目的和手段。
江泽民上台后，全国的政治环境在1989到1991年间立时左转，使得改革一度陷入停顿。1989年和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不到5%。
首鼠两端
江泽民能为当时的保守派所接受，自有其深层原因，但是说江泽民不想巴结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则是冤枉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相比，江泽民没有任何的治国方略，也没有任何独当一面的经验或能力。究其一生，所知者无非得势前投人所好溜须拍马，得势后迫人投其所好以遂己欲，仅此而已。对于邓小平所思虑的难题，江泽民实在是无所知无所从，尽管努力的替邓小平点烟、端茶、提鞋，却终未得邓之心。
江泽民想投邓之所好未得其门可入，可是他投李鹏之所好，支持三峡大坝上马，使李鹏一系从三峡工程中得到极大的利益，却收到了立刻而丰厚的回报。一时间江李体制大得保守大老们的支持，故而江泽民当总书记的头三年，强调的都是“反和平演变”，讲的是虚无的“姓社”或“姓资”的“两种改革观”，并称“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外界因此认为江泽民属于保守派，这也是冤枉了他，这一点以后来江泽民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派后对李鹏之弃之如敝帚可为明证。倘使江泽民一开始能投上邓小平所好，大概早就是个“改革派”了。
因“六四”事件，中共被国际社会实施贸易和武器禁运，在国际上非常孤立。1991年苏共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让中共及刚登高位不久的江泽民惊恐不已。
邓小平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重新赢得民心。但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认为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实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邓小平。
1992年春夏，江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根据田纪云后来的回忆，“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在那冷风吹袭的日子里，广大干部、群众都憋了一口气，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完全被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对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邓小平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军队由邓最亲密的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白冰管理。杨尚昆和邓小平是1932年认识的，是60年的老朋友。杨白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的老部下，也对邓忠心耿耿。没有军方资历的江泽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为军委主席，但老军头们怎么肯听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的指挥？江泽民当时还不敢像邓小平那样封几个上将，在军队中又无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所以除了拨巨款给军方向苏联购买陈旧的武器外，江泽民想起来汉奸老爹教给他的宣传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片子，一方面讨好军方，一方面给“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亲自为一些片子题写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邓小平看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挠改革开放，因此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人上台。邓小平筹划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各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这又让江泽民嫉恨不已，把乔石看成了冤家对头。
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并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是邓晚年的最大心病。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联系人回来汇报说，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眼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阳奉阴违激怒邓小平
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当地的负责人给江的“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
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藉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其中邓有两句话，被江封锁20年。2012年1月18日，中共在纪念邓南巡讲话时，新华网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报导“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江对这两句特别敏感，但在此后的10多年中，江确实发动了又一次全国性的比文革持续还久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而且江赖在位置上不下来，处处制约被邓钦点的接班人胡锦涛，党内分裂持续到今天。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只好见风使舵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正式的权力交接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份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份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份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5月底，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记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邓的态度逼迫江不得不支持市场经济改革。而其后十几年的历史表明，江的支持也只是表面，实质上违背了邓的愿望。
第四节嘴尖皮厚腹中空
与邓的“黑猫白猫”实用政策不同，江竭尽全力试图“发展”新的共产党意识形态。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
江泽民做秀的东西，都是从几个文胆那儿得来的。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调入中南海，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不过，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对方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
“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到社会上出售为公安系统赚钱。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广遭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硬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第五节丑角亮相
上海人在调侃江时有特别的幽默。80年代江在上海当政时就因为带大黑眼镜，自以为国宝喜欢吹大牛而不干实事，被上海人戏称为“大熊猫”，“大蛤蟆”。江当总书记后几乎把每一次出访都变成了文艺演出和作秀，在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中，滑稽剧丑角演员非江莫属。
“江戏子”
1996年6月下旬江在去西班牙访问。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令卡洛斯吃惊的是，江泽民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晚上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右侧，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它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很快，全球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
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梳头有许多次记录。1993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梳头。法新社曾把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面对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又一次从西装内侧口袋中拿起梳子梳头。
江泽民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当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游艇上宴请江泽民。江泽民想起了他刚刚见过的参议员阿罗约（阿罗约后来在2001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被其国民称为“美女总统”），意犹未尽，拿起麦克风高歌了一曲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metender）。
1999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法国参观一座博物馆时，一时兴起，乘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备，拉起希拉克夫人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华尔兹舞来。希拉克正在诧异时，江泽民又拉着贝娜黛特的手仰头大笑。这件事让希拉克非常不悦，认为是给自己难堪。
2000年4月19日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授勋章。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场合，按正常礼仪应该由主人给江戴上勋章。不料江泽民却抢先一步，拿起勋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场宾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江泽民当着在场百余名嘉宾高歌一曲“我的太阳”，美国总统布什马上鼓掌，并接着半开玩笑地请国务卿鲍尔唱一首小夜曲，鲍尔礼貌地微笑拒绝。晚宴中，江泽民又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跳舞，跳完之后仍未尽兴的江又先后拉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2002年，江泽民去冰岛的时候，更是出了个巨大的洋相。在国宴上吃着半截饭，江泽民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江的夫人王冶坪当时的面部表情十分尴尬，整个情景被冰岛最大的日报以大幅彩色照片详细报导。
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广泛流传的江泽民发飙大骂香港记者的视频，连官方出版的库恩《江泽民传》也无法回避这一江的失态丑闻，将其淡化为江的一次发火。事实上，江的个性与为人，在那次突发失控中表露无遗。
2000年10月27日，香港记者在中南海问江泽民关于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钦定”，江泽民顿时表现激动，大发雷霆，训斥香港记者“天真”和“简单”。
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我讲的意思，不是我要钦点他，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你们呀，我感觉你们新闻界也要学习，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一套的，你们必定是TooYoung（太年青），明白这意思吗？
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白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那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水平）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也要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用广东话说)识得唔识得呀！
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什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Simple（太简单），SometimesNaive(有时无知)，懂得没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我见得太多啦，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也不说，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你们刚才在宣传上，将来你们如果在报导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次日，10月28日，香港媒体前所未有的齐声谴责江泽民，这是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当地媒体第一次对中国元首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谴责。当地报纸指责江泽民“心虚与傲慢”。几乎所有报章都排布了江泽民动怒的照片，以及全文刊录江泽民和记者的问答。
在国际政治中，很少有哪一国领导人被媒体有机会记录下如此真实的情绪表达，这段经典问答，配上江当时的面部表情与手势身行，足已让任何一个稍具阅历的观众，对江的人品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判别。包括江提及的华莱士更是直接了当的点了江的痛处，华莱士是《60分钟》节目的前王牌主持人，他的节目长期在美国十大收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新闻界推崇他为“新闻拓荒者”，他于2012年4月7号去世，终年93岁。华莱士与江泽民确实在2000年见过面，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华莱士涉及的问题，都特别敏感，像六四和法轮功，他都坦率直问。两人间的对白，说不上“谈笑风生”，倒更像是“针锋相对”。
华莱士：“你，对我而言，是一个独裁者，一个权力主义者。”
江泽民：“我坦白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华莱士：“我知道你不同意。但美国俗语说，如果你走起来像只鸭子，叫起来像只鸭子，那你就是只鸭子。一个独裁者就是强行压制者，无论对象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你现在是有点接近了。”
这段经典对白，在华莱士去逝时，又再度在互联网上广传。令人缅怀和敬佩华莱士的胆量与智慧时，也看到了一个独裁者像鸭子般的丑态。
之前江就已经以常常出洋相而引起轰动，甚至成为国际笑柄。对于代表国家尊严的一国元首来说，这种丑角的表演，非常令中国人厌恶。
“国母”的传言：江泽民和他的女人们
2009年香港出版的《中共高干情妇档案》一书，披露了江和宋祖英丑闻的来龙去脉。
2002年，湖南邵东的一名民间书商曾出版《国母宋祖英》一书，引起江的震怒，最后作者被判刑，涉及出版的五十多人受株连获罪。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传得人尽皆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和客人兴致勃勃地聊起此事，打发路上堵车时的无聊时间。
人说宋祖英还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车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在车上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赫然发现一张“中南海红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女歌手肚子里搁不住事，不久此事就传遍总政歌舞团，以至于解放军系统、广电系统的一些文艺部门多次召开干部、党员、群众会议，要求有关人员“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并将此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单位遣回原籍天津。有消息说，回天津不久后，她就被人从凉台推下楼灭了口。
在2003年重新选举政协领导人时，有一位政协委员投票时将宋祖英的名字写入“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另选人名单中，当宣票员读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时，台下爆发出意味深长的哄笑声。有意思的是，紧跟在宋祖英之后念出来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互相挤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选谁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干脆拿江泽民寻开心，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
在江泽民得势的年月，宋祖英不但是年年春晚不容置疑的出演者，更是军衔最高的艺人，享受一级演员（师级）待遇的罕见红星。在宋祖英出道前中国最红的女歌唱家彭丽媛（习近平的夫人），一向的春晚都由她唱压轴，但后来到宋祖英，锋头之健更甚彭丽媛。
2006年10月，凭着与江泽民的关系，宋祖英在美国开了名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演唱会。据知情人透露，此次美国演唱会各项投入总和超过300万美金。中方由文化部、驻美大使馆、中央电视台为主办单位，兴师动众，媒体爆炒，邀请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伴奏，华盛顿合唱团伴唱，宋祖英被戏称享受“皇妃”“国母”的待遇，20至60美金的票价，据宋祖英称一月前就施行“控制售票”了，以免被“抢购一空”。知情人说，大量观众的票都是领事馆经过严格政治审核后白送的，还有一部份票是让被使馆控制的侨社“承包”。
伴随她的地位上升，宋祖英与江泽民的丑闻在民间，甚至高层也开始流传得越来越广。
2004年2月21号，以反江（泽民）挺胡（锦涛）著称的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加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能依法对江泽民的丑闻进行调查处理，并在自己的网页公布。不久吕加平被跟踪。
公布的“反映”一文除了反映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问题。还有不少篇幅反映“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该文指江泽民经常看宋祖英的演唱。有一次演出完后江泽民在与宋祖英握手时偷偷递给宋祖英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他自称“大哥”：“以后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后来宋祖英把纸条的这段话告诉给了别人。
文章更暴料，前《央视》文艺部主任、多年执导《春晚》的赵安，2001年与一些知名女明星聚餐时，宋祖英趁着酒兴大谈她与江泽民的风流艳事，被赵安传了出去，结果赵安被判刑10年。
之前，赵安记录江宋绯闻的手稿被张俊以得到，张以此手稿内容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发了200多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赵安和宋祖英诽谤江泽民等领导人。张俊以却反被江泽民亲自下令逮捕法办。但对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法院和新华网都语焉不详。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江泽民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批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后任公安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给宋祖英以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
这次演唱会，四、五万名观众的体育馆挤得座无虚席，都要来看江泽民的小情妇。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龙船调》，唱词中夹有对白：“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结果，她演唱到这句问白时，台下观众竟齐声应答：“江爷爷来背你哟！”宋祖英下不来台，但也不能罢演，因为几万名观众是花钱买票来听歌的，只能硬着头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等宋祖英又说出这句问白后，台下几万名观众又应声如雷：“江爷爷来背你哟！”气得她当晚回到宾馆哭红了眼睛。
第二天，宋祖英就飞回北京向江泽民告状。江很生气，下令四川该市的市委书记彻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书记也学会做官了，不愿为这事得罪老百姓，拖了几天，给中央有关部门回话说那天晚上演出时，市电视台和公安局都有现场录像，可镜头都是对准台上，没有对准台下，所以无法从几万名观众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宋祖英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宋祖英也为维护江泽民的统治使尽浑身解数。她所演唱的都是为中共和江泽民粉饰太平的歌曲，诸如《好日子》、《越来越好》、《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永远跟你走》之类。吕加平夫人于钧艺女士表示，“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几年前已传遍大江南北，这事情是“有根有据的”，“比较可靠”。因为不仅仅是赵安、张俊以，还有其他人因为揭发江宋的关系被秘密逮捕了。
2011年5月13日，吕加平因揭露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问题，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一位朋友与吕的妻子于钧艺也被以同案犯罪名判刑。
中国的言论控制一向严厉，中国民间从来不敢像现在这样四处传播、到处津津有味地议论当时在位领导人的丑闻。究其原因，其一，丑闻是真实的，其二，全国民众普遍反感江泽民，江泽民的民意指数已等同当年的“妖妇”江青。你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元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的死盯着一个女服务员三分钟不放吗？那记者都拍出来了！
除了宋祖英，江泽民还有几个女人。
人大副委员长的陈至立是级别最高的，她曾与江的大儿子江绵恒在同一个研究所，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后，陈至立被江委任市委宣传部长，在1989年陈至立不遗余力的打压《世界经济导报》。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1998年任命从来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至立为教育部长，后来又提升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推销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教育界乱收费、买卖伪造文凭愈演愈烈。一些高官背后称她“婊子陈”。
陈至立还把江泽民打压迫害法轮功引进校园，通过校园百万签名活动，在学生心中播种仇恨和谎言。她主管教育十年，教学风气涣散堕落，嫖、赌、抄三风充斥校园。清华、北大等几十所大学校长多次强烈要求她下台。
李瑞英是CCTV的新闻主播。李瑞英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女主播。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观众议论纷纷，说李不像是在采访，倒像是在撒娇。
黄丽满是深圳市委书记。80年代初，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黄任职部办公厅。江稳固总书记之位后，把黄丽满调到深圳，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和深圳市委书记，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江的亲信李长春都对她处处礼让。
黄丽满丈夫承包了耗资十亿元以上的深圳“联合广场”等工程，黄丽满的几个妹妹也跟着飞黄腾达。黄丽满在深圳呼风唤雨、贪腐挥霍。
中国行为艺术家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图》被说成是暗讽江泽民和均有丈夫的陈至立、黄丽满、李瑞英和宋祖英集体淫乱，因为江泽民属虎，而四姘头共长八个奶。江亲信周永康用江泽民“经济上搞垮”的手段加以迫害，11月17日，艾未未的摄影助理赵赵以“拍摄淫秽照片”被北京公安局“打击黄、赌、毒专案小组”带走，讯问是不是艾未未让他拍的。
第六节“此地无银三百两”
江是第一个在位出版传记的中共总书记。一般铁幕后面的独裁者很少有在世时出版传记的，因为这会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要给江泽民写传，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
还是洋人好忽悠
奇怪的是，江的传记要外国人来写。而且不怕“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并且“主动配合”，两度由西方人撰写传记。
第一本《江泽民传》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写的。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厕所里碰到江泽民一回，”激发了“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写《江泽民传》。
杜林在“前言”中说：虽然我不能说这本书瓜熟蒂落在那间厕所里，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确让他在我脑中鲜活起来，单单追踪官方色彩甚浓的中国媒体，有时是难以形成这种印象的。那时我正在考虑探究这个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生活的轨迹却鲜为人知，记者学者们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马加鞭。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江已经执政十年，邓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江泽民。
杜林还说：为谨慎起见，我仅采用(中共)官方消息来源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引用的两家香港杂志，《镜报》和《广角镜》，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们也是唯一两家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杂志，我视它们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将这两本杂志和中共在香港开办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当做“官方”消息来源。
事隔几年，2001年再次由美国人库恩为江泽民立传。库恩既不是传记作家，也不是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
穿帮
《亚洲周刊》刊载了传记作家叶永烈写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内情和写作的前后经过。叶永烈说，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自称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某办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谈。叶即赶往北京，被告知将与美国人库恩一道共同写作《江泽民传》，由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任务，以“001工程”作为代号。现在库恩想找一位中国作家合作，叶被当局物色为第一人选。
叶文中说，Y先生谈了写作《江泽民传》的缘起，说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很多，但内容不是东拼西凑，就是反华反共，影响很坏。必须在海外出版一部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江泽民传》。他们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正好库恩作为美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出版社出版。于是某办公室便挑选叶永烈作为合作者，以便使书具有民间色彩。
从Y先生的谈话中，叶永烈以为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希望能够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
叶永烈随即花了两天时间和库恩及其助手讨论了《江泽民传》写作计划和采访名单。随后，叶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关《江泽民传》的设想、3000字提纲和15页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库恩对此表示满意。双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顺利的，不过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上面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而叶永烈只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叶永烈认为他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应该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他和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而不是“雇主”和“枪手”的关系，所以无法在《江泽民传》的计划书上签字，双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后有关人士告诉叶永烈，其实这不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上面认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叶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据叶永烈透露，库恩曾跟他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库恩的上述言词，无疑在告诉叶永烈，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就是一场黑箱作业──欺骗世界的。那么一个喝着民主自由奶水长大的人，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突然对写作传记发生了兴趣，而且要通过该传记颂扬一个在中国上下人人皆骂的东西，明知是黑箱作业却还要违心地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其中内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权威人士透露，叶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门”系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局，一套班子两块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闻办辖下的局长杨扬。杨扬是高干子弟，曾留学美国。
据一位公检法要人披露，《亚洲周刊》叶永烈文章引起一场政坛风波，上面“龙颜大怒”，叶永烈旋即被列入“内控”名单。
能骗一时算一时
《九评共产党》里有句名言说中共“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今天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从西方来证实。一方面用定单，公关手段讨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中共更狡猾，更与利益相关。
江无疑娴熟“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2005年初由库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写的《江泽民传》中英文版同时在海内外推出。果然，大陆媒体广为宣传，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称库恩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大陆媒体炒作的玄机。库恩用充满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历史功绩与邓相提并论，然后说“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好像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场文革式的迫害带过，几万活摘器官的罪恶就可以“忽略"了。
当然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骗老外的。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江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由前所述，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泽民的生父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江泽民本人也做过日伪汉奸；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期间，江泽民还被克格勃发展成线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会议的江泽民参加了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江泽民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身为总书记，他有必要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吗？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导，江泽民同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议定书。库恩写的传记中却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影。大家知道，江泽民是连何时何地给谁唱了一首什么歌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在传记中隆重写下一笔的，他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更是一个不落了，为何偏偏漏掉了同叶利钦签署领土边界这样有关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国的民主运动人士伍凡先生说：“怎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俄国签订边界条约的时候，他和俄国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条约，把中国北方的领土，大面积的150万平方公里，从条件文字上出卖给俄国，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并且这件事情他没有向全国公布，也没有向中共党内广为传达。”
江泽民在传记中为自己贴金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满书的“爱国”二字了，甚至他上日伪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的题目就叫“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基本事实是，江的生父是替侵华日军做事的汉奸。在江泽民参加工作后的一生中，甚至他让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对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于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泽民在13岁时被过继给了刚刚死去的共产党员叔父江上青。江泽民21岁大学毕业，13岁到21岁这“被过继”的8年间，是谁供养着江泽民呢？按江上青女儿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那么是谁替江泽民交纳高昂的学费去读贵族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是谁让他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代能够去学琴棋书画，是谁让他在离开校门不久，就可以在上海滩开着美式吉普车狂兜（库恩书中所言）？在这二十多年中养育他的，难道不是他的汉奸生父吗？
参考文献：
[1]吕加平：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9/n2781579.htm）
[2]《江泽民其人》，大纪元时报编辑部。博大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ISBN1932674233
[3]《江泽民传》，杜林着，杨鸣镝译。明镜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ISBN1-896745-97-0
[4]《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库恩着，于海江、谈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ISBN7-5327-3655-5
（待续）
《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