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骆家辉同志学习(图)
骆家辉大使这样一个廉政模范，无疑给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学习样板。(看中国配图）
殖民主义的“阳谋”风暴
2011年8月12日晚9时40分许，经过约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新“掌门人”骆家辉携妻子李檬和3个孩子一起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骆家5人在扶梯上一一“亮相”：儿子站在最前面，背着黑色大双肩背包，妻子李檬背着白色休闲的单肩包，牵着小女儿站在中间。大女儿长发披肩，背着大号单肩包，与父亲并排站立。骆家辉则脚穿休闲皮鞋，自背双肩包，手提黑色公文包，一家人“扶老携幼”，鱼贯而出。
骆家辉携家人上任时手提肩扛自拿行李的朴实无华，说好听点好似普通华人家庭从海外度假归来，但其寒酸和窘态确实“反常”让人大跌眼镜。再实话实说，更让人有些似曾相识，不由自主地与耳熟能详的春运盛况联系起来：这哪是美帝的大国使臣，分明是逃难归乡的农民工兄弟呀！“世界警察”，看来也“不过如此”。
骆家辉上任大使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是11年9月的达沃斯论坛。为了节省开支“坐经济舱”参会，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坐经济舱”，此后竟成为一个近于成语的热词，蕴涵了丰富的内涵和喻义。
稍后到了12年4月1日，骆家辉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再次引起“地震”。因为酒店价格是美国政府差旅财务规定的3倍，他没与其它大员一样住在论坛会场套房(5星酒店)，经过再三打听核实，选择就近住在附近的4星级千舟湾度假酒店(客房标准间为每晚528元，贵宾套间为988元)。有记者问及骆家辉是否会在博鳌玩几天时，骆家辉称能一天解决的事不会呆两天，完事走人。有好事者最终确认，他并不是在“装孙子”，而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太严，特别是对公务人员的行为和开支，管理得是天衣无缝，所以也“只能如此”。
据App梦工厂董事长唐朝晖12日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在西雅图机场巧遇骆家辉背着双肩包，带着女儿，正排在他前面买咖啡。“搞笑的是，骆大使拿出一个类似优惠券的纸给店员，店员左看右看，告诉大使此券不收，一点不给面子。大使也不生气，微笑地把它收回，随即拿出信用卡。”
骆大使自上任以来，从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等作秀，到坚持前任监测公布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主动加入北京城市管理事务，再到“以非正常方式”带陈光诚进使馆等等，屡屡在中国祭出另类风暴，让习惯于既有社会秩序的古老民族有些目不暇接。骆家辉从此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普通国人注意到：在神州大地的数千年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看到“叫花子”一样的大国使臣，再反观周围的“人民公仆”，不仅仰天长叹，连“早死重讨生”的心都有了。其亲民和正义形象渐渐深入人心，驻华大使，被尊称为“使者”，也有人称之为“骆旋风”。
说实话，这样的“秀”对我们而言，时常因其稀缺而显得难能可贵。这样的“秀”，标示着一种权力伦理对规则对民意的敬畏和姿态，从舆情反馈看，正是民众是喜闻乐见和可望而不可求的，所以一时传为美谈。特别是，他以局外人之身对中国人情冷暖的关心和帮助，让处于绝望中的中国百姓看到了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希望，对那个天堂一样遥远的地方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向往之情。于是，使其有了“信访局长”的桂冠。从此后，百姓“不高兴”该当如何？近有立军“闯王哥”，远有早期革命家们的榜样，那就是：进租界。因为那里仍然是最后的避难所。
精英“喉舌”再次说“不”
“骆氏风暴”，低调却不安分，明显有违这片官僚主义土壤高高在上的伪道德，已触动了红色贵族的利益格局，令那些号召他人学雷锋而自己独享逍遥的伪精英们很伤面子，有如苍蝇入口的感觉，让他们深感不愉和不安。骆家辉现象被“爱国者”们讥为“摆穷装样”，并说骆家辉有违中华传统(注：其实道统更合适)，是“黄皮白芯”。
为了恢复局面，他们及时采取了反攻行动，将“骆氏风暴”向全国人民表述为：西方政客一系列手法娴熟的亲民秀，极可能是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向中国输出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和颠覆的新阴谋，影响如此，显然已成为一场阳谋。
于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习惯于代表亚洲和中国的“三代表”记者芮成钢问骆家辉：“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这个问题给人感觉官员高调出行是天经地义的，轻车简行反而显得寒碜和理亏。但是，在正式外交场合直戳别人痛处，虽然粗鲁地发泄了情绪，却会给人留下一个不懂礼节、哗众取宠、将无知当本钱进行荣耀的荒蛮形象。
虽然事后芮成钢解释说“这是一句打破辩论会开场时大家拘谨气氛的玩笑”，但他又在微博上进一步评论：“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如此，则对其解释进行了证伪，也证实了其真实用意。
另外，《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主编田俊荣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希望公众能看到骆氏风暴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为什么会坐经济舱？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大使的差旅费用是包干的，留下的是自己的”。一个大国的第一大报的主编，怎么说也算是“高知”，但竟能无视事实，凭空揣度甚至捏造它国的公开现实，发明出一个“费用承包制”来。
官方媒体以中国官本位的思维去审视它国行政运行机制，《环球日报》为此发文称，骆家辉“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已经自认“看门狗”的《环球日报》，或许与司马公的“生活与工作不可混淆”论一样，只当这是一个业务操作程序。
5月初，当眼睛哥陈光诚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立刻引爆北京媒体：“美国外交官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大秀特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美关系“添乱、添堵”、“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等等。但是，普通中国人种种难以言表的生存感受，却双来不在“中国政客”和喉舌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有比较才有鉴别。好在，骆家辉的行为是放在明处的，可以任人品评纷说。有心者会深思，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人民公仆”来“秀”一把？
前不久有媒体称，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3万余元，外出考察费中旅游费12万余元。
再说今春两会，李小琳提出要给每个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让每个“公民”都学会“知耻”，引来一片哗然。有心者搜索发现，她的粉色套装是国际名牌EmilioPucci的今年春夏新款，折合人民币一万四千多元。这让骆家辉们情何以堪？让普通国人“有何面目活于当世”？
还是芮成钢，在今年博鳌论坛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提问姚明：扬州市委书记一年收入不到20万，而你一年收入可达四、五千万，同样付出那么多，收入为何差距那么大？这个“脑残”比较迅速引来热议：“用官员和篮球巨星对比，是风、牛、马故事的现行版”，“在中国可能有两个人的高收入没人眼红，一个是袁隆平，另一个就是姚明”。可见人们心中，是非早有定论。
精英贵族阶层一面“劝人为善”，一面自我修饰，一面生猛消费，展现于人的，无非是强势群体挟持公共话语权，对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无底限的漠视和亵渎。从更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的“黄皮白芯”应该另有深意。
请官员“向骆家辉同志学习”
西方多数人奉行简约务实的人生态度，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追求，使政要们喜欢亲民作秀。这只是一种内在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一次作秀容易，但一生作秀则很难。不仅要个人修养这个“定力”，更需要外力来帮助秀者作秀。在民主社会，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论多大，都是纳税人养活的一群代政者而已。在无处不在的社会监督下，随时置身于被发难的困境中，毫无任何凌驾人民之上的特权，都必须靠亲民来回应选民。“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共精神。只有绝对遵守公共精神和公共秩序，私人的精神和秩序才能有保障。”不难看出，只要制度、监管到位，个体价值才能体现，像公款浪费之类的不良官风，更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事实正是，当官员对约束习以为常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让人从内心深处主动地规范自我，这样，不就实现了道德层面的所谓“高尚”了吗？
骆家辉廉洁良好的公共形象和幸福的私人生活，当然并非始自中国任上。早在他当选华盛顿州长后，即著称于美国政坛。他与夫人李蒙约法三章，哪怕一丝一毫也要做到公私分明。如家里接待私客的用品放厨房，客厅的东西只用于接待公客；岳母来，骆自己下厨，岳母问你们不是有厨师？李蒙答厨师不能为私客做饭......“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成坏人”，在骆家辉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的名头再大，也只是一名“公务员”。有了骆家辉这种官员，美国当然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华人社会除了能够出现骆家辉现象，更有最近同样被热议的台湾马英九总统自己背包、吃便当、修皮鞋、老婆乘公交上班、女儿自己创业等动人事迹，可谓是华人政治家的一道靓丽风景。似在证明，华人也有能力和资格实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目标。人们也会慢慢明白，这既源于个人品质，更源于制度保证。
雷锋是中国道德的不倒翁，马英九是华人社会的标志，骆家辉则是大陆官员的榜样。鉴于骆家辉是一名高级官员，所以既能代表一种比雷锋精神更有生命力的普世和鲜活精神，也毫无疑问更能对应大部份“领导同志”。所以，在大陆重提“向雷锋同志学习”却因为“谁最该向雷锋学习”的问题上莫衷一是时，出现骆大使这样一个廉政模范，无疑给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学习样板。
中国的官本位观念延续了数千年，至今遗毒尚在。官员出行，前呼后拥，已是常态。至于给“上级官员撑伞”，只是中国官场文化里一个司空见惯的细节而已。官德即公德，公德不张，何以求私德？
骆家辉同志正是深刻理解了“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八荣八耻”的深刻内涵，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治国理念，并积极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果斐然。大家应该认识到，即使骆家辉作秀，那也正是中国官员最缺乏和普通百姓最需要的。所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率先“向骆家辉同志学习”。
如果经过此种洗礼而能万中改一的话，也是值得的。如果这万分之一中能有一些走向制度约束的身影，中国也就“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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