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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骆家辉同志学习(图)

 2012-05-15 21:3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3


骆家辉大使这样一个廉政模范,无疑给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学习样板。(看中国配图)

殖民主义的“阳谋”风暴

2011年8月12日晚9时40分许,经过约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新“掌门人”骆家辉携妻子李檬和3个孩子一起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骆家5人在扶梯上一一“亮相”:儿子站在最前面,背着黑色大双肩背包,妻子李檬背着白色休闲的单肩包,牵着小女儿站在中间。大女儿长发披肩,背着大号单肩包,与父亲并排站立。骆家辉则脚穿休闲皮鞋,自背双肩包,手提黑色公文包,一家人“扶老携幼”,鱼贯而出。

骆家辉携家人上任时手提肩扛自拿行李的朴实无华,说好听点好似普通华人家庭从海外度假归来,但其寒酸和窘态确实“反常”让人大跌眼镜。再实话实说,更让人有些似曾相识,不由自主地与耳熟能详的春运盛况联系起来:这哪是美帝的大国使臣,分明是逃难归乡的农民工兄弟呀!“世界警察”,看来也“不过如此”。

骆家辉上任大使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是11年9月的达沃斯论坛。为了节省开支“坐经济舱”参会,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坐经济舱”,此后竟成为一个近于成语的热词,蕴涵了丰富的内涵和喻义。

稍后到了12年4月1日,骆家辉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再次引起“地震”。因为酒店价格是美国政府差旅财务规定的3倍,他没与其它大员一样住在论坛会场套房(5星酒店),经过再三打听核实,选择就近住在附近的4星级千舟湾度假酒店(客房标准间为每晚528元,贵宾套间为988元)。有记者问及骆家辉是否会在博鳌玩几天时,骆家辉称能一天解决的事不会呆两天,完事走人。有好事者最终确认,他并不是在“装孙子”,而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太严,特别是对公务人员的行为和开支,管理得是天衣无缝,所以也“只能如此”。

据App梦工厂董事长唐朝晖12日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在西雅图机场巧遇骆家辉背着双肩包,带着女儿,正排在他前面买咖啡。“搞笑的是,骆大使拿出一个类似优惠券的纸给店员,店员左看右看,告诉大使此券不收,一点不给面子。大使也不生气,微笑地把它收回,随即拿出信用卡。”

骆大使自上任以来,从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等作秀,到坚持前任监测公布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主动加入北京城市管理事务,再到“以非正常方式”带陈光诚进使馆等等,屡屡在中国祭出另类风暴,让习惯于既有社会秩序的古老民族有些目不暇接。骆家辉从此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普通国人注意到:在神州大地的数千年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看到“叫花子”一样的大国使臣,再反观周围的“人民公仆”,不仅仰天长叹,连“早死重讨生”的心都有了。其亲民和正义形象渐渐深入人心,驻华大使,被尊称为“使者”,也有人称之为“骆旋风”。

说实话,这样的“秀”对我们而言,时常因其稀缺而显得难能可贵。这样的“秀”,标示着一种权力伦理对规则对民意的敬畏和姿态,从舆情反馈看,正是民众是喜闻乐见和可望而不可求的,所以一时传为美谈。特别是,他以局外人之身对中国人情冷暖的关心和帮助,让处于绝望中的中国百姓看到了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希望,对那个天堂一样遥远的地方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向往之情。于是,使其有了“信访局长”的桂冠。从此后,百姓“不高兴”该当如何?近有立军“闯王哥”,远有早期革命家们的榜样,那就是:进租界。因为那里仍然是最后的避难所。

精英“喉舌”再次说“不”

“骆氏风暴”,低调却不安分,明显有违这片官僚主义土壤高高在上的伪道德,已触动了红色贵族的利益格局,令那些号召他人学雷锋而自己独享逍遥的伪精英们很伤面子,有如苍蝇入口的感觉,让他们深感不愉和不安。骆家辉现象被“爱国者”们讥为“摆穷装样”,并说骆家辉有违中华传统(注:其实道统更合适),是“黄皮白芯”。

为了恢复局面,他们及时采取了反攻行动,将“骆氏风暴”向全国人民表述为:西方政客一系列手法娴熟的亲民秀,极可能是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向中国输出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和颠覆的新阴谋,影响如此,显然已成为一场阳谋。

于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习惯于代表亚洲和中国的“三代表”记者芮成钢问骆家辉:“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这个问题给人感觉官员高调出行是天经地义的,轻车简行反而显得寒碜和理亏。但是,在正式外交场合直戳别人痛处,虽然粗鲁地发泄了情绪,却会给人留下一个不懂礼节、哗众取宠、将无知当本钱进行荣耀的荒蛮形象。

虽然事后芮成钢解释说“这是一句打破辩论会开场时大家拘谨气氛的玩笑”,但他又在微博上进一步评论:“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如此,则对其解释进行了证伪,也证实了其真实用意。

另外,《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主编田俊荣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希望公众能看到骆氏风暴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为什么会坐经济舱?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大使的差旅费用是包干的,留下的是自己的”。一个大国的第一大报的主编,怎么说也算是“高知”,但竟能无视事实,凭空揣度甚至捏造它国的公开现实,发明出一个“费用承包制”来。

官方媒体以中国官本位的思维去审视它国行政运行机制,《环球日报》为此发文称,骆家辉“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已经自认“看门狗”的《环球日报》,或许与司马公的“生活与工作不可混淆”论一样,只当这是一个业务操作程序。

5月初,当眼睛哥陈光诚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立刻引爆北京媒体:“美国外交官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大秀特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美关系“添乱、添堵”、“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等等。但是,普通中国人种种难以言表的生存感受,却双来不在“中国政客”和喉舌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有比较才有鉴别。好在,骆家辉的行为是放在明处的,可以任人品评纷说。有心者会深思,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人民公仆”来“秀”一把?

前不久有媒体称,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3万余元,外出考察费中旅游费12万余元。

再说今春两会,李小琳提出要给每个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让每个“公民”都学会“知耻”,引来一片哗然。有心者搜索发现,她的粉色套装是国际名牌EmilioPucci的今年春夏新款,折合人民币一万四千多元。这让骆家辉们情何以堪?让普通国人“有何面目活于当世”?

还是芮成钢,在今年博鳌论坛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提问姚明:扬州市委书记一年收入不到20万,而你一年收入可达四、五千万,同样付出那么多,收入为何差距那么大?这个“脑残”比较迅速引来热议:“用官员和篮球巨星对比,是风、牛、马故事的现行版”,“在中国可能有两个人的高收入没人眼红,一个是袁隆平,另一个就是姚明”。可见人们心中,是非早有定论。

精英贵族阶层一面“劝人为善”,一面自我修饰,一面生猛消费,展现于人的,无非是强势群体挟持公共话语权,对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无底限的漠视和亵渎。从更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的“黄皮白芯”应该另有深意。

请官员“向骆家辉同志学习”

西方多数人奉行简约务实的人生态度,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追求,使政要们喜欢亲民作秀。这只是一种内在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一次作秀容易,但一生作秀则很难。不仅要个人修养这个“定力”,更需要外力来帮助秀者作秀。在民主社会,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论多大,都是纳税人养活的一群代政者而已。在无处不在的社会监督下,随时置身于被发难的困境中,毫无任何凌驾人民之上的特权,都必须靠亲民来回应选民。“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共精神。只有绝对遵守公共精神和公共秩序,私人的精神和秩序才能有保障。”不难看出,只要制度、监管到位,个体价值才能体现,像公款浪费之类的不良官风,更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事实正是,当官员对约束习以为常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让人从内心深处主动地规范自我,这样,不就实现了道德层面的所谓“高尚”了吗?

骆家辉廉洁良好的公共形象和幸福的私人生活,当然并非始自中国任上。早在他当选华盛顿州长后,即著称于美国政坛。他与夫人李蒙约法三章,哪怕一丝一毫也要做到公私分明。如家里接待私客的用品放厨房,客厅的东西只用于接待公客;岳母来,骆自己下厨,岳母问你们不是有厨师?李蒙答厨师不能为私客做饭......“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成坏人”,在骆家辉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的名头再大,也只是一名“公务员”。有了骆家辉这种官员,美国当然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华人社会除了能够出现骆家辉现象,更有最近同样被热议的台湾马英九总统自己背包、吃便当、修皮鞋、老婆乘公交上班、女儿自己创业等动人事迹,可谓是华人政治家的一道靓丽风景。似在证明,华人也有能力和资格实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目标。人们也会慢慢明白,这既源于个人品质,更源于制度保证。

雷锋是中国道德的不倒翁,马英九是华人社会的标志,骆家辉则是大陆官员的榜样。鉴于骆家辉是一名高级官员,所以既能代表一种比雷锋精神更有生命力的普世和鲜活精神,也毫无疑问更能对应大部份“领导同志”。所以,在大陆重提“向雷锋同志学习”却因为“谁最该向雷锋学习”的问题上莫衷一是时,出现骆大使这样一个廉政模范,无疑给中国官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学习样板。

中国的官本位观念延续了数千年,至今遗毒尚在。官员出行,前呼后拥,已是常态。至于给“上级官员撑伞”,只是中国官场文化里一个司空见惯的细节而已。官德即公德,公德不张,何以求私德?

骆家辉同志正是深刻理解了“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八荣八耻”的深刻内涵,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治国理念,并积极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果斐然。大家应该认识到,即使骆家辉作秀,那也正是中国官员最缺乏和普通百姓最需要的。所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率先“向骆家辉同志学习”。

如果经过此种洗礼而能万中改一的话,也是值得的。如果这万分之一中能有一些走向制度约束的身影,中国也就“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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