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为中共说所谓公道话，从“中共革命（暴乱）起初是合理的”，到最后“中国独裁政治还要依靠中共来改良”和“头疼革命（暴乱）看来难免”，明显是在以私情偏袒中共，是把暴乱当成革命的错误前提推导出来的偏见，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说的话。
前不久，有位网名叫“厚德载物”的先生（以下简称“厚先生”）在海外论坛撰文《我也替中共说句公道话》，一句话概括其观点，是：中共的共产平均主义革命合乎了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民的需求。这是个观点，却未必公道。
厚先生说：我经常浏览海外网站，想听到两方面的声音，以完善自己的判断。但我不满意海外媒体舆论导向一边倒：全盘否定中共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处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合理性。这段文字两句话，说兼听则明，却明显是在偏袒中共。
厚先生如何能够经常浏览海外网站，那是因为有法轮功信仰人士提供的自由门、无界、世界通等破网软件……如果要说公道话，理应首先为法轮功说。法轮功信仰人士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破网来海外网站？那是因为中共给我们蒙了眼罩，塞了耳塞，让我们只看到中共的一面之词从而跟它一道骂法轮功，不自觉地说人坏话。一个盲人或者独眼龙，如果两眼漆黑和半盲眼疾被治好了，马上给为他带来光明的人支付医疗费，至少也要说声“谢谢”，这是人之常情。公道自有感恩之心。
厚先生说他“翻墙”是想兼听“两方面的声音，以完善自己的判断”，而他确实听到了另一方面的声音，加上他在防火墙建构的中共密室（一个巨大的局域网）听到的，已经有两方面的声音了。完善判断那是自己的事，那就去完善吧。很多翻墙者由衷感谢信仰人士提供的破网软件，并对批评中共的有理有据的观点和呈现的责任肃然起敬，这就是公道。被迫害者在墙内的“真相文字”被中共以“和谐”名义屏蔽，故而才在海外说，好比在纽约立不了的案子拿到华盛顿去立，这无可非议才对。厚先生却说“我不满意海外媒体舆论一边倒”。这是什么公道话？
厚先生说的其实只是他对海外媒体舆论的一种感觉：我很奇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全盘否定中共存在的必然性，49年之前成千上万农民参加军队支持中共，说明中共没说的这么邪恶，中共必然有他（它）存在的合理性，成功夺权和建制，决不是仅仅依靠毛泽东的权谋获得的，而是反映了中国当时大多数农民的需求（主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段文字被情绪牵着，并不理性。他混淆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两个概念，将马列主义所谓“农民革命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与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两个不同的命题搅拌成浆糊。这说的只是个人感觉。
理性地看，中共“暴乱即革命”说的是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歪理：在奴隶与主人、农民与地主、雇主与雇工等社会等级或职业等级之间挑拨是非，以阶级剥削造谣，利用人类社会难免的差异、矛盾，煽动欧洲工人和亚洲农民，抛弃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约束和法律处罚，男人非礼女人、流氓非法作乱似地恶意发动的痞子运动和城乡暴乱，混同为别无选择的林冲造反或变革制度的政治革命。
看《水浒》可知，林冲、武松、宋江等人上梁山反贪官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后占山为王以求生存。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主义文人却根本没人逼。毛、周进小学、大学教书，在共和的中华民国，再撰文赚取稿费，生活属于小康级别。北伐革命即将过长江时，毛周都是中国国民（革命）党的高官，承诺过要先实现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北伐军到湖北、江苏的时候，中共在广东、两湖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在搞阴谋煽动，事实上这些身在口喊拥护三民主义却心想的是立即策动共产暴乱。从中华儒道佛传统来看，这也是中国人在大陆的天数，确有在劫难逃的必然性。但这种俄国主义蛊惑人心服药似的暴动就是阴谋，并非合理的。
厚先生一直在说中共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批评海外舆论没看到这一点。他论证：毛泽东搞的革命和洪秀全、陈胜、吴广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披了一个马列主义外衣的农民大起义而已。他所说的共产平均主义符合了两千多年来自耕农的追求。这种成功跟历代王朝更替一回事，只是皇帝改叫主席、官僚专政改叫人民民主专政，只是党国独裁替换帝国专制。建国后毛泽东独裁是全中国农民的需求。这里所说毛革命如前所述就是马列主义煽动的暴乱，厚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他把毛搞的暴乱跟陈胜起义混为一谈，完全是主观感觉的个人偏见，有失公道。
革命在中国载入古籍的只有汤王革命和武王革命两场，到1911年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中国三千年无革命。被中共称之为“起义”的暴动，大大小小数百次，宋江之类是被逼，洪秀全之类邪教谋反并非生存的必要。毛暴乱属于此类。读司马迁的《史记》可知，陈胜是秦末暴政逼出来的“命搏王侯”的英雄。相比之下，中华民国当时并无暴政，毛泽东和中共是在新政府初生时谋反犯罪。如果我说的这些话在理，那么海外舆论说中共，犹如秦末陈胜讨伐中共暴政，一边倒说明翻墙过来的人志同道合，有的人理性，有的人激情，并非不公道。厚先生看1979年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对大陆现在的情形，有一定的分析。
厚先生说：小农经济解体，已不再是中共执政的基础；工商业（资本）阶层已成为社会的主体，诉求信用、平等、自由、合作，穷困且失去政权的小农怨声载道，期望复辟传统，很象法国大革命之前，却远比法国复杂，国家大，地区差别惊人。厚先生由此推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搞民主选举，中西部落后地区民选政府马上就是大家族独裁世袭制，村级直选就是明证。将中国今日与法国革命相比也仅仅是感觉。但法国革命之前从消息封锁中突围的人民就是厚先生所说“舆论导向一边倒”：全盘否定波旁王朝的暴政。没人为其说公道话。
厚先生最后说：中国的政改之难超乎我们想象，跟台湾等小社会的转型不一样。与其整天痛骂共产党，不如潜心研究一个真正能拿出来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方法。中国当前的独裁政治体制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但还要依靠共产党来改良，用党内分派的试点方式逐步推开，30年完成。从历史规律来看，即得利益阶层不可能搞这一套，我头疼革命看来难免。
厚先生的“公道话”约1700字。我此文只是概述和简评，难免挂一漏万和有失偏颇。从“中共革命（暴乱）起初是合理的”，到最后“中国独裁政治还要依靠中共来改良”和“头疼革命（暴乱）看来难免”，说的明显是没有生存之忧和对人民暴乱的忧虑的私情话语。“私情话”可以说，却不宜冠名“公道话”。暴乱被说成革命，前提错误才推导出所谓公道话。
并没什么“舆论导向一边倒”，厚先生只是还没顾及。要听毛泽东和中共的好话却乌有之乡，何必来海外找？厚先生这番话，我在2004年以前一直说，海外也有网站和人至今还在说，这是被洗脑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信息闭塞和恐惧之下，人质爱上绑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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