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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2012-04-25 00:4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7

昨晚,老公在计划夏天的出游。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书。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么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叫“戴西”的老太太的传奇一生里。

上海人都知道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 — 最初的 “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

“永安”的老板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于悉尼。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父亲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百货商之一。生活对于她,就像阳光下蔚蓝广阔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也从不将这种生活视为生命。她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退掉了她不爱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约,去燕京读书。之后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虽然他没什么钱,也不大会挣钱,但是她觉得他有“fun”。“fun”这个词她说了一辈子。即便在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也总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诉独自在家对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而儿子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读她的故事,让我心潮难以平息的,并不是她49年以后的那些遭遇。像她这样背景的女人,49年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感动的是她一生都坚持的骄傲和精神。

年轻时,因为追求对生活的趣味而选择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业时,她一样能骄傲的扬起下巴出去工作。她无视别人的讥笑,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荣。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时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发作,也不满腔悲愤的控诉,只是安静的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于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觉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监狱的遗物,她丝毫不避讳全部带回了家,他用过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来的时候,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读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尊。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意想中的快乐和幸福就否定它们。她欣赏自己追求过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的那么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资本家连队里没有女资本家,所以,她和同样在那儿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干部们住在一起。同样都是来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干部们依然觉得她们可以凌驾于戴西之上。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河边上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干部们,或许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远大抱负的共产党员。在四清时,她们大概也曾是工作组的一员,而参与过对他人的批斗。在她们自己也成为运动对象时,她们人性的丑陋在艰难和苦楚里依然一展无疑。而戴西,没有什么信仰,也说不出什么大理论,她只不过就是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坚韧。在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女干部的欺压,还有同是资本家之间的侵轧和出卖时,她绝不为了立功赎罪,而去揭发伤害难友。她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还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个同事因为戴西的课讲得比他的生动,更受学生的欢迎,无形中便得罪了那个同事。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绎成电影里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说教后面,其实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欲。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还可以是出于对那种自己向往却又不能拥有的生活的怨愤。他们利用政治运动的堂而皇之,其实只是为了排泄自己的私愤。而这些正是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极大动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虐行,也正说明了人性的丑恶。无论是为了自保而攻击运动中的对象,还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为了一报以前无法满足的私仇,如果历史今天要谅解他们,我实在是觉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说,一个人的品质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时练就养成的。而且,“相对于成长过程中苦难贫穷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铸就一个人纯净光明坚韧品质的最好养料。”我们能说,戴西的品质,和当年窗明几净的中西女塾的影响一点没有关系吗?

戴西和她唯一当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遗嘱里都表示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上海的红十字会并且不留骨灰。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她们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于就是真正认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捣毁,父母的铜棺被撬开,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从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里,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哪里还有她的归处?

在戴西的告别仪式上,有一幅挽联如实的表达了戴西的品质: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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