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云长夜读《春秋》，是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很常见的画像之一。关云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义薄云天”的典型，不仅广受中国大众，甚至是江湖帮会兄弟的崇拜，而且作为财神而到处受到商家的香火供奉。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人物造型，他手里拿着什么书看也是非同小可的。相传关云长最爱读《春秋》，而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数千年来中国一向是农业立国的国家，春种秋收是中华民族得以生息繁衍，而中华文化得以世代相传的主旋律。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无论出现了多少聚散分合，兴衰成败的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似春种一般有前因，如秋收一般有后果。而秋天的收获又是来年春种的种子，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这天地间的每一件事，无论多大，也无论多小，都有始必有终，犹如有春必有秋。所以春秋就是历史。读懂了春秋，也就读懂了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前因后果，读懂了这一整部历史，也读懂了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中国人所熟知的春秋是一个时代，是从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到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这大约三百年的时间。而关云长所读之《春秋》是孔子根据春秋时代鲁国的国史而整理改编的，被后世奉为儒家的五经之一。孔子曾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这部历史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春秋这段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何如此特殊，如此重要？因为它是整部中国历史的浓缩，最精华的思想，最优秀的人物，最精彩的故事，最感人的事迹，都集中在这段历史里涌现出来了。同时，春秋也是中国从“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太平盛世到“杀人盈野复盈城”的战国血腥乱世之间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时代洪流中，在贵族社会仁义礼乐的遗风尚在，而动荡乱世的权谋暴力愈演愈烈的夹缝中，我们看到每个人或出于主动，或出于无奈地选择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五行属木，代表仁；而秋五行属金，代表义。春荣秋杀，代表着天地对万物的生助与刑克，由此而保持着阴阳生克的平衡。所谓的春秋笔法，也是以刀笔之褒贬而行阴阳生克之事。所以这春秋二字，内涵博大精深，于天命则为生克，于人道则为仁义。后人读春秋，着眼于生克兴衰则可知天命，着眼于仁义道德则可通人道。中国儒家传统重人道，无论忠奸善恶之人，也无论兴衰成败之事，春秋所演绎的无非就是仁义二字。
在春秋时代，周王室已经衰微，沦为配角了。春秋五霸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角。尤其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贤相管仲的辅佐下开创了霸主政治，也就等于开创了春秋这个时代。在此之前，天下兴亡系于周王室，华夏文明也系于周天子。可是当王室衰微，天子已无力维护华夏文明，而蛮夷却依仗武力频频侵犯中国的时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人站出来，要么取代天子，改朝换代，要么扶持天子，抵御蛮夷对华夏的侵略，行尊王攘夷之事。
当时的形势就如《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南方有奉行武力扩张主义的楚国，北方有少数民族狄人，共同挤压中原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破格重用奇才管仲，对内行富国强兵之政，对外奉尊王攘夷之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故《春秋公羊传》曰：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
春秋五霸之所谓的霸，其实为诸侯之长，是在周天子无力担负起维护华夏文明，抵御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既保留天子的王位，又以天子的名义统领诸侯，维护华夏文明，抵御蛮夷侵略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主导者。尊王，扶助天子为仁；攘夷，克制夷狄为义。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归根结底还是行仁义于天下，这就是春秋。
真正的春秋之世，是以齐桓公尊王攘夷为开端，以孔夫子作《春秋》为终结的。
鲁哀公十四年春，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写了。这就是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往事。
孔子在五十以后就是“知天命”的人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留给后人？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天命，也就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后来之所以“绝笔于获麟”，是因为他从麟的被捕获，知道自己应该写到这里为止了，就止笔了。
孔子作《春秋》是对春秋这段历史做一个结尾。齐桓公播下春种，孔子收获秋实。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春秋并没有终结，因为春秋是周而复始的。历史也是如此。孔子所收获的，又将是下一个春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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